同时还在北方继续增兵，对华北和西北进行试探性攻击，图谋整个中国大地。
  从北洋军阀开始，全国各地分崩离析，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对各地大小军阀的掌控能力极为低下。北伐胜利东北易帜，国家初步统一，但老蒋在党内军内威望还不足以服众。1930年，军队编遣和地盘分配的问题终于引发中原大战，北伐4个集团军，有3个联合倒蒋。双方投入了140万军队，在陇海、平汉、津浦铁路一线杀了个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国家元气再一次大伤。老蒋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GMD中央的核心区域还是在江浙武汉一带，统治能力无法及远。
  老蒋本人任人为私，积极为自己以及围绕在其身边的几大政治经济集团谋取利益，全然不顾惜百姓的生活，典型的一个大军阀的统治作风。以其为代表组织的GMD政府内部也是勾心斗角，各怀鬼胎。各自为了自身小团体的利益尔虞我诈，你争我夺。
  东北张学L在中原大战前拥兵自重首鼠两端，对交战双方都讨好周旋，后来老蒋占领济南后才通电拥蒋，与老蒋称兄道弟。其部在1929年和苏联一战中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张本人也在此战中被苏联强大的武器火力弄的锐气尽失，中原大战后期才率部入关支持老蒋。后日本入侵东北，其执行老蒋的不抵抗命令，可能也是因为出于对日军强劲火力的恐惧，希望能够保存自身武装，借助老蒋的力量以期反攻东北。
  然而此时中原大战刚刚结束，老蒋的地盘并不稳固，东北毕竟不是老蒋的根据地，自私的特性决定了其一方面利用此形式消弱北方军阀的实力，另一方面加紧对自身地盘后方的巩固，动用大批武装对中G领导的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并以此为名义对周边的地方势力进行吞并。当然，老蒋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的军事实力的了解，也让他有相当严重的恐日惧日心态，这也影响了他的很多决定，所以在以后的抗日斗争中，其军事部署总是局限在对自身利益保护上，对抗战并不积极。
  具体体现在对冯玉xiang、吉鸿chang和方振wu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迫害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在中国GCD的推动、帮助下，由冯玉xiang、吉鸿chang、方振wu等爱国将领于1933年在华北北部察哈尔（旧省名，在北京西北部，今分属河北、内蒙、山西等地）组织部队进行抗日斗争，是中国爱国将领冲破政府当局错误的对日妥协政策而进行一次抗日壮举。
  1933年5月，冯玉X联络组织了各种武装力量，在张家口举行全省民众抗辱救亡大会，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共有10万人，冯玉xiang为总司令，并加强整训军队，随即主动出击，展开了驱逐日寇收复国土的战斗。6月22日到7月1日，同盟军将士长期被积压的抗日怒火蓬勃爆发，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积极进攻，相继收复康保、沽源、宝昌，又乘胜发起收复多伦的战斗。多伦为察东的重镇，既是冀、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的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要点。7月7日23时，同盟军由吉鸿昌指挥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经五天激战，收复多伦。多伦之战，同盟军武装简陋，很多士兵使用大刀作战，虽牺牲颇重，但誓除日寇，猛烈进攻，终获胜利，使骄横的日寇遭受沉重打击。日寇虽力守多伦，但终于失败，侵占的中国国土得而复失，对日军来说是空前的，因此对日本侵略者的精神也是一次重创。多伦之役结束后，察东四县全部收复，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给全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
  但是，老蒋领导的GMD政府当局将同盟军的抗日行动视为“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的对立物，千方百计破坏同盟军。不仅从舆论上大肆造谣诽谤，收买动摇分子对同盟军分化瓦解，而且指挥大军逼近张家口准备进攻同盟军，与此同时，日伪军两万人也借机大举进攻多伦，客观上形成了对同盟军的夹击包围，使同盟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但是，由于全国人民大力支援同盟军、强烈抗议政府当局的反动措施，南京政府当局未敢立即发动对同盟军的进攻。最终，冯玉xiang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被迫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部队，同盟军大部被宋哲Y第二十九军收编，只有方振wu、吉鸿chang和中G掌握的部队不愿放弃抗战，继续进行斗争，但由于力量严重削弱，在日伪蒋军的包围和夹击下，不得不失败。
  察哈尔抗战是冯玉X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GCD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对揭露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错误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由于日伪蒋的联合进攻，这一爱国壮举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它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则是不可估量的，也体现了在GMD内部，同样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抗日御侮的愿望和要求。
  此时的老蒋应该正在用华南的钨矿和德国合作交换武器技术并对江西的GCD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吧。
  日本的侵略并没有威胁到其他大小军阀，这些军阀依然故我的在他们的小势力范围内做着美梦。阎老西依据地势经营山西，虽中原战败但其实力仍在，甚至将铁路交通线都不并入全国的铁路网，自成一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山西土皇帝。宋哲Y在华北平津地区屯兵自守。韩复榘在山东拥兵自重。孙殿英带着三万人无法无天，石友三，杨虎C在陕西，盛世才在新疆，三马控制宁夏、青海、甘肃。这些人都是手握地方军事政政治财政大权，成为各地的土皇帝。
  南方，在广西、湖南一部李宗R白崇X手握重兵，重点经营广西。广东陈济T厉兵秣马，随时准备扯起反蒋大旗。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四川刘湘，湖南何键都独霸一方。
  第一卷 乱世英雄起 第七章（下）
  谢谢几位读者的支持，偶会努力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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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时的中国GCD从建立到发展没有经过几年，虽主张抗日御辱，但自身发展还很不成熟，还没有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走出来，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政治主张从根本上与老蒋所代表的阶层利益对立，互相成为死对头。从地理位置上看，共产主义在江西的运动和发展也直接威胁了老蒋对湖北和浙江的统治，所以此刻正大打出手。
  从1931年1月开始，王MIN等‘左’倾分子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下，获取了在中国GCD内的统治地位。随后盲目跟从共产国际的指导行动，不仅给中国GCD本身的发展带来灾难，也让GCD失去了很多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王MIN等人的领导受共产国际影响太多，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观念淡薄的可怜，对政治形式的估计和一些事件的处理手法极为幼稚和生硬，况且共产国际是不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典型的以9.18事变爆发后为例，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王MIN等控制中G中央，在9月20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认为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实现，号召打倒GMD，武装拥护苏联。真TMD国际到位了！1932年日军侵略上海，凇沪抗战危急时刻，王MIN等仍然在上海GMD抗战部队中搞“要兵不要官”兵运斗争，号召19路军的士兵杀死军官，带着武装参加红军！在1931年11月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对以后的建国有指导意义，但在此时严格说这个提法也是过激的，此时成立苏维埃政府可以理解，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就意味着分裂，可以说理想是好的，但是行动过激了，所以后期的陕甘宁只成立了边区政府。还有期间出现的大范围“AB团肃反运动”“富田事变”等等，造成几万人被错杀。
  但与民国政府不同的是，GCD毕竟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比起大小军阀疯狂的搜刮民脂民膏为自己服务，GCD的领导中心和队伍始终坚持不谋私利，即使再困难，也努力为老百姓的生活考虑。可以这么来比喻，军阀就好比是封建遗留，打仗是为了给自己个人或一小部分团体获得控制和剥削民众的权力和武装，而GCD的武装就是为了老百姓来推翻这种封建遗留，争取民众的生存权利。这是本质上的不同，虽然GCD在发展的过程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基本出发点没有改变。这一年，GCD在江西的政权应该正在经受着蒋光头的残酷打击，领导权控制在王明等人手里的GCD武装，正面硬撼老蒋经过德国教官训练过得部队，估计快要进行长征了。
  在各势力的统治下，作为中国组成结构中的基本元素—农村的政治体系也变化多端，封建团体，宗族帮派，保甲制度以及苏式的委员会结构都在中国大地一一展现。农村结构的多样化也使得地方上的经济、管理和控制局面异常复杂，矛盾重重。
  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势力此时都如此复杂，就更不用说财政经济和科技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