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过纸醉金迷生活的人们，是怎么也想不到同一个国度的西北地区人们是在过着怎样的生活。财迷也是去了一趟西北，才知道西北人民的贫穷困苦。
  章芝春的信寄出快二个月后，宋哲元、赵登禹他们的回信才到上海。回信中说，现在他们人还太多，很多人不得不编遣回家。但部队又没钱发给他们回家路费！叫章芝春他们不要去了，反而问他们，能不能叫上海的徐老板，帮他们驻扎的地区发展经济？还能不能帮着再安置些兄弟？
  给他们第三军的编制是三万人，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挤下了近五万来人！就这样还有二万多士兵要安排，因为冯玉祥的部将中，有好多都去了宋哲元的第三军，有张自忠、刘汝明、佟麟阁、过之纲、葛金章、冯治安、赵登禹等等（过之纲、葛金章的名字大家不太熟，他俩也是冯老帅的十三太保之一，后来去了韩复榘处）。
  士兵不想回家的原因，主要是家乡也都很穷，好多人的家里是在灾区。当了兵，自己能混口饭吃，有点饷银还能接济点家里。这点钱，对城市的人不算什么，但对贫困农民家庭而言，也不无小补了。
  据西北军的人对财迷讲，以前他们一千人每月才一、二万元就对付了，而中央军的军官饷比较高，中尉就一百多元一月了，估计要四万元才够。
  财迷算了一下，算上装备和一般训练的军火开支（子弹是自己产的，成本价），自己保安队平均每人每月要三十几元钱。约每月三万几千元足可以养一千人的军队。
  为了新的产业的投资，为平安联运买新的海轮，都需要钱。不过每月用个十万来养一支军队还是拿得出的，所以，财迷觉得可以再要一、二千官兵。
  第三军的驻地开始是分散安排在几个贫困的西北地县，说是以后由阎老西负责供给。但阎老西把他们打入另册，供给非常困难。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财迷带上叶展雄父子和赵文化、黄宏林，以及国货公司的王怀尧等人一起，一行二十来人，去了一趟西北，第三军的驻地。
  宋军长等人热烈欢迎财迷等上海老板的到来。财迷送上十万元钱作见面礼，换到了一张第三军上校高参的委任状。与中央军、东北军的委任状比，这是最不正规的一张。全是毛笔写的，宋哲元签了名，还盖了一个大大的印（当时叫做关防），纸质还不太好。可这是财迷三张委任状中唯一一张花钱买的，还是高价！
  财迷在实地亲眼看到了西北的贫困。
  西北的地方当时有“三光”之称，不是日军“三光”政策。
  家里都有个火炕，但没有钱买炕席，光土面。这是第一“光”。
  家里有锅，但是没有粮食，光锅。这是第二“光”。
  没有衣服，男孩就不提了，连好大的女孩都没有衣裤穿，光身子。这是第三“光”。
  在去年的旱灾中，西北地区共饿死二百万人。灾荒最严重的在陕甘地区，饿死一百万，三分之一的人口受灾。
  如果有人要穿越时空，千万不要落到这儿。否则看到这贫困的景象，就能把你吓死。作为财迷，虽然对上海、东北等地的现状，已经有了一点缓冲作用，但对西北的贫困景象还是感到震惊！
  但当地人已经麻木了。处于死亡边缘的人们，每天只是想着怎样找一点能塞入肚子的东西，以维持生命。只要能让他们每天吃个半饱，别说让他们加入共济会，让他们干什么都行。
  财迷亲眼目睹了这种凄惨的景象，无论如何也不能不管的，总不能看着人们这样饿死！他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定了几个地方，收购一些土地，投资开设了几十个农牧场，组织、招收当地灾民、农民，并安置一些士兵和军属。
  这儿就只有土地便宜。很多土地是荒地，有些连村庄一起被人遗弃。另一时空办农场最大投资的买地买房，这儿都基本不用钱。房子是泥土自己垒的，土地可以开荒。荒地中间夹有一点还在种的地，需要买的话，也是便宜得很。
  所以，办农场的投资主要是用于提供前几个月的口粮和种子、农具，实际上也就是救灾。
  财迷是带了电报的，与上海基地联系，叫派人来帮忙办农场，让徐向西派农业技术人员来，并向上海各界募捐。
  龙头大哥号召，共济会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帮助办农场的干部中间，有几个是小港留下的三十六人中的。其中三个还是留苏学生。他们还是想为国家民族干事情的，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涌跃参加了。
  从上海来的共济会干部多半是学生，把农场办得有点集体农庄的样子。农庄中也办学校，让小孩读书。还办扫盲班，让农民在农闲时读书。
  有个学生还提出要办俱乐部！后来他真的组织了一个文艺演出队，在各地乡村、农场转着演出。对提高共济会农场的声誉倒是起了一些作用。
  而财迷主要关心生产，让农场应地制宜，搞水利，搞副业。科辉学校学农业的学生派了过去，管理生产技术，还从南方的浙江、太湖、山东农场调一些技术人员过去。向内蒙草原批量买牛、马，又搞作坊，制作大车等生产工具。
  财迷办农场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缺水的地方，十年九旱。除了挖沟、挖水塘、打井，剩下的就要看他带去的小麦种子，是不是像说明书上写的这么抗旱了。
  这个时空，办农场并不是财迷的首创。全国有不少地方之前都有办农场，朱庆澜先生也办了。在南方镇江纪振纲办的茅麓农场也很有名。一些农场的人有点乌托邦的理想，有想办成国内新农村试点的雄心。
  在大家都这么贫困的条件下，有热血青年组织大家一起搞集体化生产，生产率还是比较高的。科辉农场有先天的优势，他们的种子，他们的技术、资金，都比别人强。加上财迷对农民吃大锅饭后利弊的经验教训还是知道一点的，管理上注意农民收入与劳动成果挂钩。所以科辉的农场办得比同地区的农民生活要好。
  后来，看到共济会农场的景象，农场边上有的村庄整个村庄要来加入共济会，更多的是一些农民要加入农场，于是，共济会后来又组织了一些“农村合作社”，有点以土地、大牲口等资产入股形式的合作社。
  上海各界捐款三十多万，财迷自己捐了十几万，这样，首批西北的共济会农场，就办了有一百多个。
  这下，慈善家的名声总算盖过“龙头大哥”的形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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