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我们就是特地来取经的。希望科座不啬金玉，传经送宝，能
  满足我们的愿望。”
  程科长笑说：“首都是人才荟萃之区，富贵功名的集中地，达官显贵多如满天星斗。他
  们的地位前程，灿烂光明。但是，我呢？好像夜草上的流萤，只能发出微弱的光，两相对比，
  相形见绌，像我这样芝麻大的官儿，又涉世未深，有什么经验可谈呢？”
  “科座，你大谦虚了！其实在人家看来都是‘经’和‘宝’，你自己却认为不值一讲，
  那有什么办法呢？--科座，你为什么要远离家乡，投考警校？”聪明的柳素贞改变方针，想
  从具体的事中取经掏宝。
  程科长答：“人生的过程都有几个转折点，转得好坏，便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离开家
  乡，投考警校，可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我家住在东南滨海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
  位置，按照全国地形和整个战略的地位来看，它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历代改朝换代的战争
  里，谁得了天下，对这个地方，就可以传檄而定。因此，这个城市很少受到战争的灾难。也
  许正是这样，当地的百姓把它称为福州。
  “但在抗日战争时候，这个地方几乎是不设防城市，看来中枢对这个地方是采取敌进我
  退的特殊方针。所以曾经两度沦陷。
  “我高中毕业那年，我的家乡惨遭第一次沦陷。那时，我亲眼看到日军进城，铁蹄蹂躏
  这个美丽城市的情景。他们如狼似虎，手中高擎那面膏药似的太阳旗，如招魂吊幡，全市各
  大街小巷，敌人岗哨林立，十字路口，坐着战胜者--‘皇军’，行人由此经过，诚惶诚恐，
  胆战心惊，都要向他们做九十度鞠躬。稍不如意，就被吆喝、体罚，轻者掸鼻子，刮耳光，
  重则刺刀刺腿，枪柄捅腰。女人稍有姿色者，以检查为名，剥开她们的衣服，当众侮辱。在
  市郊人迹比较稀少的地方，行人经常被当活靶，惨遭杀害。因此，附近各县农民，不敢把农
  产品输送进城，造成粮食奇缺，米价高涨，一般居民，家无隔宿之粮，饿死者不计其数。城
  内经常突击定点检查，为期三五天，居民不能出门一步，敌人利用搜查名义，囊括财宝，奸
  淫妇女。被奸的妇女，弱者忍辱而苟生，强者自杀而全节。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弄得民不
  聊生。这就是亡国奴的惨痛生活。青年人处于这种屈辱的环境之下，热血沸腾，实在无法忍
  受下去。尚幸磨劫期间，仅仅四个月。
  “家乡克复之后，我决意投笔从戎，投考军校，不幸抱病误却教期，所以转而投考警校，
  为了救亡，只好离开亲人，离开可爱的家乡。”
  “那时正值抗战期间，烽烟遍地，你从沿海到贵州求学，关山几千里，旅途一定十分艰
  险吧！”杨玉琼问道。
  “嗯。”程科长应道，边招呼她俩吃枇杷，边接着说：“沿途有许多城市已被日军占领，
  只好绕道而行。所走的路线，迂回曲折，公路坡陡道弯，车坏路狭，经常发生事故。一路上
  遇到敌机不断，不是翻车，伤了多少人；就是遭敌机扫射，死了多少人。频繁的死伤事件，
  在我的心灵上又投下了恐怖的阴影。
  “有一天，在湖南衡阳松木堂碰到空战，日机企图空袭重庆，在衡阳上空遭到陈纳德飞
  虎队的拦击，战斗非常激烈，最终击落敌机三架。空战时，我躲在路旁的大树下面，到处流
  弹纷飞，一排机枪子弹，掠树而下，打得残枝败叶纷纷散落，弹头入地，距离我所伏的地方，
  不及两步远，险些断送了性命。
  “每日行车，车顶上都有两位同学轮流权充防空监视哨，注意敌机动态。发现敌机，他
  们就吹哨报警，马上停车，拼命疏散，平均一日数起。在江西赣州、广东南雄路上，又两次
  遭到敌机低空扫射，幸未命中。何时死于非命，何处是毕命之所，能否安全到达目的地，无
  从预测，旅况之苦，可想而知。但是一想到要保家卫国，洗耻雪恨，一切的艰险，大家都置
  之度外。
  “在川黔路上，尤其贵州，地方更荒凉，公路蜿蜒于丛山之中。夜间行车，沿途都会看
  到各种野兽，常向汽车怒目对视，其眼像两盏绿灯。天亮时，车头经常看到血迹淋漓，这是
  野兽的血，它们躲避不及，经常撞死。
  “沿途有荒村茅店，客栈门口，挂着骨牌式的灯笼，上面写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
  看天’，富有古意。旅馆房间陈设虽然简陋，招待颇热情。每个房间壁上，写有许多打油诗，
  这都是旅客的即兴之作，多半都是哥哥妹妹思乡怀情的俚言。但是其中也有许多好的诗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男儿立志出乡关，事业无成定不还，埋骨何须桑样地，天涯到处有青
  山。’这首诗，表明一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对我鼓舞很大。”
  柳素贞感慨地说：“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重庆深造后，几年来，可算‘芝
  麻开花节节高。’科座，你那本包罗万象的《盗窃学》是怎样编写成的？”
  程科长笑着说：“形势逼出来的！重庆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我们一行乘专机到达南
  京，分配到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实习。在工作实践中，我发觉在学校中所学的一套几乎用不
  上。对刑事案件，尤其在侦破盗窃案方面，简直束手无策。因为，我们这批书生，没有社会
  基础，缺乏江湖经验，好像盲人骑瞎马，眼前漆黑一团。
  “我由刑警总队初次被分配到五区刑警队实习，到队不久，我就发现一些问题。这个豪
  华消费的都市，社会上贫富悬殊，苦乐不均。一部分人为生活所迫，频于绝路，不得已铤而
  走险；另一部分人本性好逸恶劳，为了追求享乐腐化，只好干扒窃、抢偷，这种没有本钱的
  勾当。因此，南京的社会治安很乱。当时政府还都未久，破获这批盗贼的主要力量，完全依
  靠汪精卫政府的留用人员。
  “在机关单位中，存在着严重的派别斗争。尤其是警界更显得突出，一派是汪伪留用的
  旧人员，一派是重庆下来的胜利者。前者于心有愧，难免自卑；后者抗日有功，带有优越感。
  两派明争暗斗，形成一道鸿沟。新派认为有一套科学技术又居统治地位，瞧不起老派。老派
  掌握多年的丰富社会实践经验，为了保住这个饭碗，技术秘不传授，对我们这批‘重庆客’
  只是敬而远之。
  “我最讨厌派别斗争，总希望大家能真诚合作，尤其地位优越者，更应该去团结对方。
  他们对于扒、窃、抢、偷、命案等普通刑事，各有专长，各有门路，各有秘奥。我心想，假
  使能够把他们所有的经验发掘出来，把它集中系统化，犹如汇百川入大海，集刑事之大成。
  “为了达到这个理想，我一到五区刑警队，就和他们热诚相处，以师礼待之，虚心向他
  们学习，特别勤劳苦干，凡是人家不愿意干的，我都去，渐渐解除了与老派之间的隔阂。
  “有一次，五区地段发生一个窃案，被窃黄金五十两，队长指派第二组唐组长率领本组
  人员到被窃现场踏勘，我主动向唐组长请求，要跟他们前往，唐组长欣然同意了，这还是破
  天荒第一次。因为老派人不愿意和新派人合作，怕技术被学去；新派人也不屑与老派人同往，
  认为有失身份。
  “到了现场观察情况，唐组长指着墙边窃贼所挖的洞口，对我细心讲解。他说：‘这个
  洞洞口小巧玲球，挖洞技术高明，泥土几乎都在洞外，洞里仅仅有一层灰壁薄壳，像这样的
  洞口，通称“下江窦子’。这是上海、苏州、常州一带黑线人物搞的。因为各帮师傅的手法
  各有特征，所以作案所留下的各种痕迹，都有他们的特色。他教我应当集中起来，加以综合
  分析、判断。
  “这个案情比较重大，属于‘一级刑案’，照例要把窃案发生经过、现场勘查情况、分
  析判断的结果及如何着手进行侦破，都要在报告上写得一请二楚，还要把现场情况绘图说明，
  这叫做现场侦查预报。他们文化水平有限，对写报告、绘图都感到困难，我便乘机‘毛遂自
  荐’，要为他们代劳。唐组长自然求之不得。我综合新旧两种方法，精心写了一份报告，并
  附上新式的现场图解。
  “这份报告，送上不久，有一天总队开全体队员大会，总队长夏乐在会上表扬，他说报
  告写得明白透彻，绘图明确，使人一目了然。称赞它是一份标准式的报告，应作为一个典型
  范例，通令各队今后要按这份报告格式缮写。还把它贴在技术专栏的玻璃柜里，供各队作参
  考。会上表扬了我，也表扬了唐组长。
  “此后，凡是派出调查现场的小组，都希望我和他们同往，代他们缮写报告。为此，他
  们对于现场的估计判断，都会推心置腹，尽情相告。从中，我学到不少江湖秘辛与破案秘诀。
  “我喜欢讲故事，谈古论今，所以，他们跑茶楼、上酒馆都想邀我参加。在酒酣耳热的
  时候，那批老前辈经我一捧、一激、一套、一问，都会把存在内心深处的看家老底和盘托出，
  而且滔滔不绝，各显其能，这都是‘草里存珠’，也就是我一心一意所想得到的珍宝。
  “当时我记忆力很强，每晚都等到更阑夜静，就在灯下把日间所得的材料，写在笔记簿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