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北山和宝顶山的石刻，我们一行四人，都像是经过了一番佛教的洗礼。大家都又惊又喜，赞不绝口。鑫涛本来就爱雕刻，这一看，更加入迷。他说如果不是第二天就要去成都，时间已经不能改，他真恨不得留下来，再看它三天三夜！初霞生怕她这位兄长再乱改行程，忙不迭地提醒：“不能再改了！再改下去要流落四川了！”
  “不过，”承赉由衷地说：“这大足石窟，实在值得一看，如果不是跟你们一起，我们大概永远不会想到来大足，真的是‘不虚此行’呀！”“当然是不虚此行呀！”初霞大笑起来，“你闹的笑话，够我们以后说三年了！”原来，承赉在我们的“大足之行”里，又创造了好几个“典故”，此处不能不提。我曾说过，承赉的“国语”，不太灵光。在北京的时候，他的“小梧桐”就让我们个个捧腹不已。这次来到四川，每个人都一口四川话，承赉连“京片子”都应付不来，如今要和四川人应对，这下就惨了！到大足的第一晚，和宋教授一起来招呼我们的一位杨先生，告诉承赉说：
  “我本来是学农的，没想到一来大足，就在石雕艺术里，钻了三十几年了！”我们看到承赉很用功地掐指猛算，一面肃然起敬地说：
  “哦！你是‘属龙’的，那么今年已经……”他算来算去，算不出对方的岁数，而我和初霞，早就笑弯了腰。好在杨先生并不以为忤，倒是承赉，被我们两个笑得有点恼差成怒，事后警告我们说，不可以当着人这样笑他！但是，第二天我们去宝顶山，车子经过镇上，人很多，车子开得很慢，宋教授说：“这还算好，没碰到赶集，如果碰到赶集的时候，人全出来赶集，车子连动都动不了！”
  承赉一听，眼睛瞪得好大，十分惊愕地说：“什么？赶鸡？人全出来赶鸡？为什么要赶鸡呢？大家都养鸡吗？有多少鸡呢……？”
  他的问题还没问完，我已经很没风度地大笑起来，笑得差点滚到地上去了。承赉看到我这样笑，虽然明白自己一定弄错了，但是，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闹了好久，还是弄不清楚。“属龙”、“赶鸡”的故事才过去。杨先生和我们谈起大陆青年和他的下一代，他说：
  “还好，我们这儿，‘代沟’并不流行！”
  我们的徐承赉先生立即接口：
  “哦？年轻人都不‘带狗’出来玩啊？‘养狗’本来就是很浪费的事……”我和初霞，又爆笑起来，两个人都快从车子的座位上，摔到地上去。后来，到了晚上，我不得不对承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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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拜托，徐先生，以后四川人说话，请你接口接慢一点，否则，人家以为我的精神有问题，怎么一笑就没有停！”
  “你们两个，也实在有点问题！”承赉气呼呼地对我和初霞说：“你们要笑，不会等回到旅馆再笑？怎么当着人家的面，就这样大笑特笑？岂不是太没礼貌了？”
  “哦，没办法！”我又笑了起来：“我知道当着人笑是很没礼貌的事，但是，我就是爱笑，我忍不住，我马上就会笑！一想起来还会笑！”“你不怪自己随便接嘴，还怪我们笑得太快！”初霞一边说，一边揉着肚子，又笑得快断了气。
  承赉看我们这样“笑法”，也就“无可奈何”了。鑫涛拍着他的肩说：“能让两位女士笑得这么开心，你真该引以为荣呀！换作我是你，得意都来不及！”承赉听了，一脸的啼笑皆非。接着他脸色一转，也列开大嘴，与我们同乐了。
  “对对对！嘻嘻，哈哈，好笑！”他说：“龙也有了，鸡也有了，狗也有了，可以开动物园了！”
  我和初霞，又捧腹不已了。
  我们的“大足行”，就在宋教授等人的陪同下“匆匆结束”。当晚，牛□和叶小姐回重庆。第二天一早，我们本来就要直放成都，但是，宋教授力邀我们去游大足县的西湖，据说大足西湖，更胜杭州西湖。我们这四个贪玩的人一听，立即附议。我们去游了西游，那湖中有一百零八个小岛，都保持了自然面貌，风景非常优美。
  石刻也看了，西湖也游了，笑话也闹了。在宋教授的招待下，又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我们一行四人，终于上了面包车，向成都出发。
  车子一开上公路，我心中就有点嘀咕。那公路高高低低，路面大坑小洞，整个公路，上山下山，左弯右拐，路既狭窄，人车也多。最奇怪的，是路上常有拖拉机（农耕用的）载着货物，挡住去路。而我们的司机，技术真是第一流，胆量是特一流，只听到喇叭狂鸣，车身狂颠，速度奇快，左超车，右超车，在山路上迂回着飞速向前。可怜的初霞，她从车子发动未久，就开始叫：“哇呀！哇呀！哇呀！哇呀！……”一直叫不停。
  我也提心吊胆，想喝一口水压惊。正喝着，车子大大一颠，我的一杯水全喝到眉毛上去了。此时，才深深体会，“奶瓶”确有需要，可惜我已经不知道把奶瓶塞进那个箱子里去了。如此“惊心动魄”的旅途（这是我们整个大陆行中，唯一的一次，车子只有我们一行四个乘客），鑫涛居然只用五分钟去衡量了司机的技术，然后就放放心心地酣然入梦。初霞继续“哇呀”，我想，她后悔死了没乘火车。承赉看到回旋山路如此之多，也不敢大意，他干脆跑去坐在司机座旁边，和司机谈天，恭维司机的技术，为司机奉茶，唯恐司机把车子开出了路面。从大足到成都，路程并不很长，我们估计大约要开五、六小时，预计早上出发，午后就会到，所以让成都接我们的人在午后三时相会。可是，我们为了游西湖，出发晚了，而这条不太长的公路，即使在司机如此“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驾驶状况下前进，说也不信，我们居然足足走了九小时。其中一度塞车，车子大排长龙，司机下车察看，才知道最前面的一辆卡车，停在路当中，里面的司机，下车吃饭去了。所以，不等他吃饭回来，一路的车辆，都动弹不得。这种“塞车”理由，我也是生平第一遭遇到。
  我们这一路，真正领略了“紧张刺激”的滋味，司机开得那么勇猛，大家连“内急”都不敢叫停。但是，即使如此“赶路”，当我们终于抵达成都时，成都早已是万家灯火了！
  成都，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成都，应该可以找寻我童年的足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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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成都“逛街”与杨洁“归队”
  我出生在成都，四岁时离开成都，随父母返回老家湖南，从此，就没有再回到成都。按理说，一个四岁的孩子，应该没有什么记忆，我对成都的一切，都早已淡忘。唯独记得在我居住的地方，门前有一大片的油菜田，每当油菜花开的季节，那金黄色的油菜花，似乎漫无止境地由地的这一边，一直开到天的那一头。油菜花。这么多年以来，我记忆的底层，一直有一片盛开的油菜花。可是，这次重来旧地，油菜花都不见了。当我在田野里寻寻觅觅时，李蕙才告诉我：
  “油菜花？哎呀，你晚来了一个星期，仅仅是上礼拜，油菜花还开得满到处都是！成都的农人，依然种油菜！”
  是了，怪不得我在赴武汉的火车上，还看到田地上一片又一片的金黄，就差了这么一个星期，我没有捕捉到童年记忆深处中那片油菜花，遗憾。
  李蕙看我一脸怅然，大概实在想不通怎会来成都找油菜花？她安慰地拍着我说：“我们成都，比油菜花好看的东西，多得很呢！”
  我笑了，我相信也是。
  李蕙，她和黄福扬是夫妻。当然，他们两个都是体协的。当年双双打蓝球而结成姻缘。黄福扬身高一米八五左右，李蕙也不矮，我站在他们面前，像来自小人国。由体协接待的最大坏处，就是会让我“矮人一截”。我们这一路下来，从杨洁开始，个个都是高头大马。黄福扬沉默寡言，却细心诚恳。在我逗留成都的期间，他知道我爱吃梨（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他一路都为我准备着梨，连上青城山、峨眉山，他都提着一袋梨上山，实在让我感动极了。李蕙和黄福扬比起来，爱说话多了，坦率热烈，口直心快，碰到我和初霞，都是直肠子，大家立刻一见如故。我们抵成都的第一天，黄福扬、李蕙，带着他们的一个表弟小郑（爱摄影，听说我来，坚持要把我的“成都行”全部拍下照片），他们三个，在锦江饭店，从下午三时等我们，一家等到晚上八时。急得他们一个个心浮气躁，就怕我们路上有什么差错。总算把我们等到了，他们也累，我们也累，当晚，我们就决定，在成都的日子，要很“悠闲”地度过，宁可少去一些地方，绝不能把自己弄得太辛苦。所以，大家一致同意，第二天睡觉、休息、逛街，第三天再去开始去游都江堰、青城山、峨眉山、乐山等名胜。初霞有惧高症，听到一连串山名，显然心中怕怕，她推着我说：
  “这些山你都要去吗？又是青城又是峨眉的，你是不是要改行写武侠小说啊？”“是呀！”我开玩笑说：“不能让金庸专美于前呀！我应该奋起直追！”金庸一直是我所崇拜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不止武侠的部分写得好，写爱情也细腻动人，实在是个奇才。我这趟大陆行，跑了很多金庸小说中的地方，由青城、峨眉，远至云南大理，这才知道，他笔下的“幻想”部分，更远胜于我。这是题外话。话说回头，我抵成都的第二天，除了晚上有宴会以外，整天都是“自由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