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果真是朝着他和他的墓碑走去时，他把身子动一下，似乎想说啥，又拿不准我是不是为了他，终于就没能说出来。
  我到他面前站住了——你叫吴德贵？
  ——是你让玲珍如牛如马样侍候你，你临死还让她得了妇女病？
  ——我从小和玲珍订过了婚你知道不知道？
  ——知不知道我在京城20年，没有一天忘过她？
  ——知不知道，她一辈子最想侍候、最想嫁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吴胖子，也不是耙耧山脉里大她12岁、已经结过一次婚的孙林，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京城里清燕大学的正教授？我出过的书、发表过的论文，合在一起比你蹲在这儿还要高。知不知道我高中时就和玲珍订了婚，可阴差阳错，直到现在我还没真正碰过她？知不知道我这次从京城回到耙耧山脉里，其实完全就是为了她，如果不是听说她丈夫已经不在世上了，我不会专程从京城赶回来？如果不是知道她心里也一辈子没有一天忘掉我，我也不会从京城来到这儿，你知道不知道？
  5.小明(2)
  我站在吴胖子的墓碑前，盯着蹲在自己墓碑下的他，看他瘫软如泥，如一大堆草或棉花那样弱弱虚虚，眼里一团一团的惶恐和不安，如那时候飘在黄昏前的云一样。我冷冷地朝他笑了笑，拿出一炷香，用食指和拇指在他面前捻碎着，让香末儿如沙子、柴草样，从我手缝落下去，随风朝着他的脸上飘，落在他的额门上，飘进他的眼睛里，冷笑着问他说，你想让我把这香给你烧掉是不是？想让我再给你烧一堆冥钱是不是？吴德贵，做梦去吧你。要不是顾及我是读过无数书的人，是知识分子，我会把你的墓扒开，会把你的骨灰撒到县城的大街上，让千人踩，万人踏，十万人每天都从你的身上走过去。
  我把一捆香捻碎揉完后，又取出第二捆，又一边捻着揉着冷冷说，你不是就是有几个臭钱吗？不是就因为家里有一所院子，开了个酒店叫豫西宴，每天生意好得如火葬场里的生意般，钱来得容易得和这季节飘落的树叶般。这么有钱你现在怎么不花呢？怎么不接着享受呢？
  ——我杨科是没你钱多，可我杨科读过的书成千上万你读过一本吗？《诗经》是中国的第一本诗集你知道不知道？我写的每一本书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像你这样的生意人，中国有成万上千，一堆一团，像山坡上草地里的牛粪马粪样，可像我这样的教授在全国全世界，都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你明白不明白？
  ——凤毛麟角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人渣如屎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流芳百代和遗臭万年你总该明白吧。
  ——恶因恶事，有其孽，必先毙。这话用我给你解释吗？
  我揉完了第二捆香，又揉第三捆香。我边揉边说，让那香末儿遍地起舞，随风飘荡，落了吴德贵一脸一身，还又在他的墓碑上飘了一层儿。
  吴德贵的脸色铁青苍白，半黄半紫，哀求地望着我，像我半年前望着我们的校长样。空气中有一股浓烈草香味，还有清冽冽的木香味和秋季里衰草败棵的凄楚和冷凉。揉完了那些香，我最后看了一堆泥堆似的吴胖子，想朝他身上狠狠踹一脚，可守墓的人在大门口那儿朝着我的这边唤，问我烧香时需不需要火。说烧完了一定把灰烬弄灭掉，秋天了，墓地里树多草密，千万别弄出一场大火来。我朝着他的唤话摆了手，说我什么都不用，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想要打人的力气和胆量，就是顾及自己是教授，放不下这个臭架子，落不下去想要踢人的脚。看守墓的中年人说着回他的屋里了，我又扭头盯着一脸死青的吴德贵，用鼻子哼一下，拿脚尖踩着把地上成堆的香粉碎末拧一拧，说姓吴的，现在玲珍有病了。她病好了我和你的账一笔勾销，病不好我无论如何会找人把你的墓挖开，把你的骨灰撒到县城最繁华的广场上，撒到人进人出、马不停蹄的百货大楼的门前边，还有大街上的公用厕所和农村乡下喂鸡喂猪喂狗的食槽食盆里。
  我说我走了，今天我就饶恕了你。
  我说你滚回你的墓里吧，遇到我是你遇到了一个教授，一个读书教书的人，要换了别人，现在就把你的墓给扒开了，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永生永世都无家可归了。
  说完了这一堆冷厉的话，我最后盯了一眼在我面前浑身哆嗦的吴德贵，用鼻子哼一声，转身朝公墓的大门那儿走过去。
  6.南山有台
  太阳泥黄淡薄，也还终是落去了。
  县城似乎也在远处的模糊中彻底消失。黄昏悄然而至，有声有响地在寂静中铺展和呢喃。这是秋末里一天间最为寂静的一刻儿，山脉和土地，都在黄昏里平静地呼吸和私语。尤其是在一脉山下的公墓里，寂静如无边的森林样，深邃而幽远，明明还能看见面前的树，脚下的草，可你却因为静，觉得一切都是模糊的、虚假的、不可捉摸的。
  守墓的中年人坐在门口对我说，吴德贵可真是积了大德了。半辈子打光棍，穷得每月水费、电费都交不起，可到了60岁，反倒娶那么年轻一个媳妇来，人漂亮，又贤惠，三下五除二，就帮他做起生意了，也就发了财，成了有钱人。死了那媳妇还每月都到墓地来看望他一次，给他烧香、给他烧纸。冬天给他烧些纸棉衣，夏天为他烧些单衣和褂子，还每年为他烧些纸扎的空调和电扇。你说杨教授，你是读过许多书的人，你说这样的女人能去哪里找？
  黄昏因为寂静而显得漫无边际和混混沌沌，然而天黑前，那一瞬间到来的既无太阳照耀，也无月光普照的光亮，却在宁静中让你什么都能看得见。回到墓地林里的麻雀，最后归巢的叫，白亮银碎，仿佛那一刻大地上的光，是由那雨淋似的叫声映照出来的。草和草间也有它们的私语和抚摸，彼此间动手动脚，细腻轻微，像一个人的指头尖儿在头发上的抚弄一模样。还有因为鸟叫和鸟落，而被震动得早已黄枯如麦芒麦壳般的松针和柏叶，从树上落下来，居然会有下雨一样刷刷刷的响。就在充满声音的静寂里，守墓人摸着他的狗，手像梳子样在狗的头上梳理着，说我每月见到那叫玲珍的女人来给吴德贵祭墓时，都想有一天我要死了去，去哪里找这样一个每月都来给自己祭墓的女人呢？每年都来给自己祭墓的女人呢？
  说着他又叹了一口气。
  那叹气悠长而有力，待叹气落了后，黄昏就扑的一下到来了，墓园和大地上的光，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使我眼前的人、狗、墓碑、林地和山脉，转眼间都模糊成一片灰黑了。
  飘浮与回家
  看了《风雅颂》初稿的人说：“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我说：“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也没有那么强的力量。我只是写我。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
  我不熟悉大学，如同大学的人也未必知道什么是大学一样。我在《风雅颂》中写的是“我的大学”，“我的乡村”。但我的乡村，不是大家说的底层叙事中的乡村；这个乡村，也连接着大学背后的伟大传统。我在这个传统或者承载了传统的典籍中想象着大学。我的“乡村”和“大学”，由此而不伦不类。
  我明白，我不算知识分子。可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作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我知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同行、朋友，还有那些博学而常有来往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他们有的缺点我有，他们没有的缺点，我照样也有。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从心里相信，自己是一个无能无用的人，闲余多余的人。因为这种无能，因为这种闲余和多余，因为我说起来是个作家，却连给我的那些在乡村的侄男甥女们安排外出打工的能力都欠缺，也就忽然觉得，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没有意义；就觉得，不到二十岁便出来闯荡人生，三十年的奋斗，除了收获有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从来就招惹非议的文字。
  最近的一些年月，我脑子里不断地产生要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打发余生的念头。我知道，“回家”只是一种内心飘浮过久的想法，以我怯弱、犹豫的个性，离真正回家还有天地之距，可“回家”这样的意愿，却年年月月地在我心里生根开花。这部小说的土壤，就是多少年来“回家的意愿”。甚至，小说原有的名字就叫《回家》，只是看了初稿的朋友都说不妥，便由朋友挖空心思、又水到渠成地替我改成了《风雅颂》这个美妙却又表面有些哗众的书名。我知道，因为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这样就难免有些附庸风雅之嫌，可一时又没有更为贴切的书名，也就只能这样罢了。
  不存在的存在
  有件事情我说过了，也写过了。在一些大学的课堂，在一些文学对话的场合，我总是会反复地提到那件事情，再说再写，不仅唆，而且遭人之厌。可是，这里我还必须把在这篇后记中再次复述，因为它对这部小说的构思和我今后的写作，都有着不能回避的意义。
  二○○四年冬末春初，八十岁的大伯病故了，我匆匆回去奔丧，在出殡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桩事情：我大伯的第六个孩子，在二十几年前当兵远赴新疆之后，在部队上因故结束了他不到二十岁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