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这股劲儿一憋就是好几年？
  刘：不完全是。在《战士》的写作过程中，为了保障胃不被胃消化掉，我写过两个剧本挣了些零花钱，还在一个网站开了个乐评专栏。不管是剧本还是乐评，我都会署个香烟名字，“大前门”、“万宝路”什么的。
  任：为什么不署上自己的名字？
  刘：那东西没意思，谋生而已。
  任：《战士》的开头第一段很有意思，也很有劲儿，让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开头。你的语言风格挺西化的，常常出人意料，这是不是受了国外作品的影响？
  刘：说不清楚，我看的书很杂。前段时间看《封神演义》，这几天看霍金的《时间简史》。如果《战士》跟某本小说的开头类似，那可能是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类似情况在1999 年也有过一次，当时我打算写部中篇，名字就叫《像刘健一样疯狂》。写到一半，在《小说界》上看到《像卫慧一样疯狂》。后来我看《亨利·米勒全集》，在米勒的创作年表上看到他早在1920年就写了《像米勒一样疯狂》。
  任：你写作《战士》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动机？
  刘：最初我没有任何动机，不过是赌了口气。
  第五部分一种无奈的选择
  任：后来呢？
  刘：（笑）可能与性别有关。男孩子吧，大都想在年轻时代做点有名堂的事情出来，博得男女老少对自己英雄行为的赞美。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青春年华被一些嘻嘻哈哈的无聊事情打发掉并且坚信自己能有所作为，追求的是死后能进入教科书的那种，心里面有一种追求不朽的冲动。
  任：听起来挺吓人的，《战士》你总共写了多长时间？
  刘：从1999年冬天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了两三年，其间被退役、谋生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耽误了不少时间。
  任：写作期间，生存压力有没有使你产生过放弃的念头？
  刘：每面对一次生存危机，我坚持到底的信念就会比上一次更加坚定。
  任：你每天大概写多少字？
  刘：没统计过。顺手了一天一夜能写万把字儿，不顺手的时候在屋子里憋上好几天，还是写不出一段令自己感到满意的话。不顺手了我出去找点儿活干，顺手了我连饭都不愿吃。吃饱了就思维僵滞，饥饿状态下思维活跃。
  任：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艺术之都”，很多文艺青年都在往首都挤，你为什么反行其道，从北京来到了上海？
  刘：北京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苍茫、大气，又不失繁荣与灵性。特别是秋天，空气里充满了抒情的味道，街头景象美丽得令人连眼睛都不忍心眨一下，艺术氛围也特别浓，如果那儿的树叶能当饭吃就好了。
  任：喜欢上海吗？
  刘：上海很可爱，也很先进。
  任：你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否感到满意？
  刘：十分满意。生活状态无非就是物质和精神什么的，我是一个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奢求的人，不冷不饿就满足了。物质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从事写作的人来说，精神上要有野心，但物质上要知足。物质欲望的诱惑是强大并且无限的，一定要具备抵制这种诱惑的能力。斯宾诺沙为了写作《伦理学》，曾经在异国他乡隐姓埋名数十载，以磨眼镜片为生。
  任：你觉得自己眼下有什么问题需要面对吗？
  刘：可能是如何对待自由这个问题了。退役之后，我感到了前所未有过的自由，跟任何单位都没了关系，再也没人管我了，自由得非常彻底。人人都渴望自由，但真正能享受并驾驭自由的人并不多。只有意志与品德都能经得起考验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自由。
  第二部分：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生理反应
  任：你的经历比较特别，从一个因为企图组建摇滚乐队而退学的中学生到士兵，在边疆服役四载之后考入军校，然后再次选择了退学、退役。《战士》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主人公就叫“刘健”，书里面的故事都是你亲身经历的吗？你在小说里面使用作者姓名，是不是想让小说读起来更真实？
  刘：虚构，本故事纯属虚构。《战士》是长篇小说，不是纪实文学。在文本中使用作者姓名作为主人公名字，并不是由我独创，国内外都有先例。别人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知道。我这么干，不是为了使小说读起来更真实，而是出于“尽最大可能减少阅读障碍”的前提考虑，让读者、作者和作品这三者的关系变得亲近、平等、自然。不但在小说中使用作者姓名，非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会让汉语中夹杂英文。此外，《战士》第八章里，重要人物“大强”的命运将由读者决定，这等于给读者提供了颠覆作品与作者的机会和权利。
  任：丰富的生活经历给你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与素材，眼下，文坛“70后”的作家大都开始从社会大背景退出，转向私人化写作。应当说，这种转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家那里就已经开始了。而你的《战士》选择的却是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大背景。你为何逆流而上，选择了宏大叙事？
  刘：首先我要说的是，在我心中，“70后”压根儿就没存在过，那只是一帮用浅薄的早慧和早熟来玷污“七十年代”声誉的文化混混，表达的大都是病态、欲念之类。他们拿出的不是作品，而是半成品、废品。真正的“70后”还没浮出水面。说起中国作家从“宏大叙事 ”转入“私人化写作”这个潮流，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向内转”的行为并不是一种自觉选择，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潮流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没有杰作，只有灾难。个别作家自圆其说，说“私人化写作”是对生活、商业、权威、意识形态等等的消解。说得不错，是消解了，关键是谁把谁给消解了？试图“消解生活”的人是滑稽的。我觉得他们之所以选择“私人化写作”就是因为缺乏驾驭“宏大叙事”的意志、才华、技巧与能力。
  任：“文以载道”的年代似乎是否已经远去？
  刘：是的，“文以载道”的年代早已远去，商业时代已经到来。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使文学的功能在一夜之间倒退到印刷术发明之前。正是因为如此，作家更要有良心和责任。不能助纣为虐，要有高尚品格。记得余华在一篇谈论长篇小说写作的随笔中这样写道：“当作家继续第二天写作的时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问问自己，我是否具备了高尚的品格与意志？”我觉得这样的作家才叫作家，不辱“作家”称谓。这也是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人文传统，这种精神不会被商业时代彻底消灭。
  第五部分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的生理反应
  任：你在写作中涉及战争的原因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在对战争行为进行反思？
  刘：战争不是什么好现象，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惧怕战争，更不应该回避谈论战争。战争是一种深刻的爱国主义行为，没有爱国主义就没有战争。《战士》涉及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烘托和平，我主要讲述的是和平年代的当代士兵，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精神面貌。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祖国的优秀儿女。他们之所以言语反常并渴望战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军人，而是因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过于强烈。
  任：“战争”、“叛逆”、“摇滚乐”，这曾经是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愤怒青年的事业，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精神的精髓。我注意到你的个人气质和形象，与那个年代具有某种精神上的暗合，国内有人把你称为“愤怒作家”，把你的作品称作“愤怒文学”，对此你有何感想？
  刘：“愤怒”是一个男人成长发育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否则他就不是人。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的生理反应。没有“愤怒”过的人，不是健全的人，思想有问题，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一样。愤怒与否表明了他是否热爱祖国、是否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英国心理学家MCDOUGAII说得非常好，他说“爱国主义就是人类本能情绪中的恐惧、愤怒、爱与自负，在后天以祖国为中心结合而成的一种情感”。至于评论家所言及的“愤怒作家”、“愤怒文学”，那是他们的事情，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任：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建立在彻底的虚无和否定的基础上，我注意到你的愤怒与“嬉皮运动”时期的“愤怒”明显地有所不同。你的“愤怒”里介入了理性。理性的介入会不会消减“愤怒”的力量？
  刘：理性介入让愤怒变得合情、合理、合法，让愤怒更有力量。
  任：你有宗教信仰吗？
  刘：没有。
  任：你会将愤怒进行到底吗？艾伦·金斯伯格在告别愤怒之后穿上西装那天，他说没想到自己穿西装会有这么好看，你是否会穿上西装？
  刘：我穿西装去干什么呢？
  第三部分：刘健知道你们最希望看到什么
  任：你是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出来的，在军事文学领域，你曾经就读的这所学校被誉为“ 殿堂”，是什么事情使你选择了离开殿堂？
  刘：“军艺”是个挺不错的地方，出了不少人，莫言、阎连科、柳建伟等等吧。阎连科曾经说，“军艺文学系里插根筷子都能发芽”。他的话很有道理，问题是发芽之后能否成长为参天大树？发芽不见得总是好事，姜发芽就不辣了。离开军队是因为我觉得那儿太衣食无忧了，人会变懒的，而且还有一些烦琐的清规戒律。譬如我写《战士》一稿期间，跟军校的作息时间严重冲突。我喜欢晚上干活，可学校规定过10点就得熄灯。后来我在魏公村租了间房子，秘密的，他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