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普哈姆恼火地抗议道。
  “走吧！”格列高里说着向楼上走去。
  梅森走下楼梯，笑着对德拉·斯特里特说：“现在，让我们看看皮特的心理战术在实战中的应用。”
  德雷克说：“佩里，我现在清醒点儿了。走了这么长的夜路，凉风已经把我吹醒了，可是我现在一阵阵发寒，你可不可以帮忙找杯酒什么的？”
  “没有酒。”梅森对他说，“你需要保持清醒。”
  德雷克叹道：“哎，试试找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我猜，”德雷克酒劲儿还在，说起话来唠唠叨叨，“你是要追问那个陪我从莫哈维一起来这儿的人，——也就是说，揭他的老底，是吗。”
  “是的。”
  “我是严格遵旨行事的。”
  “你发现了什么？”
  “斯莫尔一直左右着布雷迪森的一举一动。”
  “有多久了？”
  德雷克回答说：“我也想知道。不能指望斯莫尔透露他控制布雷迪森的真正企图。不过耍点儿花招总还能搞到些情报，于是我就努力弄清斯莫尔第一次与布雷迪森相识的时间，那是在1942年的1月，而且很快两人就混得很熟。”
  “1942年的1月？嗯。”梅森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是的，他……”
  楼上传来了猛地推开门的声音，接着有人几步走到了楼梯口。
  “听起来像是火爆脾气的长官。”德雷克说。
  格列高里大喊道：“梅森，到这儿来！”
  “这回叫得可有点儿急，”德雷克说，“佩里，恐怕你要再对付他一下。”
  梅森对德拉·斯特里特点了点头，然后上了半截楼梯回头说：“保罗，你最好也来，我可能需要个证人。”
  “你的任务可能是最高尚的，但我怎么能爬楼梯呢？”德雷克叹道。
  梅森一进屋，只见格列高里手指着打字机质问道：“这是什么？”
  “噢，”梅森说，“你的调查记录……”
  “可我根本没做这样的调查。”
  梅森一脸不解的样子，他说：“长官，恐怕你记错了，德拉·斯特里特的确记下了……”
  格列高里气得脸色发青，愤怒地说：“妈的，别想跟我装糊涂。你对这个案子管得也太宽了吧。是我在调查，我要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调查。”
  “是的，长官，当然啦。”
  梅森转过身去对德拉·斯特里特责怪地说：“德拉，长官告诉过你要把所有的文件清除出这个房间，或者把它锁起来吧？”
  德拉垂下了眼帘说：“我很抱歉。”
  托普哈姆目光从梅森身上移到长官身上，流露出无言的责备。
  梅森说：“长官，我很抱歉。”他的口气就像是在为一次合情合理的疏忽寻求原谅。
  格列高里怒火中烧，几乎无言以对，他说：“我告诉你我没在这儿搞过什么调查。托普哈姆，在你到这儿之前我只是非正式地询问了一下。”
  “是的，当然，”梅森话接得实在大急了一点儿，“没有托普哈姆在场你根本不会做什么调查的。”
  海沃德。斯莫尔眼睛一刻不停地在几张面孔上游移着，捕捉着每一个表情的变化，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他都谨记在心。
  梅森用时碰了碰德拉·斯特里特。
  德拉从打字机上把那页纸撕下来，对斯莫尔说：“这全是错误，我们很抱歉，长官。”
  格列高里瞟了一眼梅森说：“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你会……”
  “可我说过很抱歉。我的秘书不该把它留在这儿，我们道过歉了，还跟斯莫尔讲了没有调查这回事，也把这事告诉托普哈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你说没有调查，我们也说没有。那你还要什么？你说得越多，你的证人就会越让人怀疑。”
  格列高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梅森滔滔不绝地继续说着：“而且，坦白地说，我也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自从1942年，海沃德·斯莫尔就一直在敲诈布雷迪森，当然，这样布雷迪森就该把谋杀归罪于斯莫尔的动机。但如果你问我的话，行政司法长官，我想布雷迪森是……”
  “没有问你。”行政司法长官打断了他的话。
  梅森做出一种被上司驳斥的谦恭姿态，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之后，干脆一言不发。
  格列高里转而对海沃德·斯莫尔说：“我想要知道的是股票的事儿。”
  斯莫尔舔了舔嘴唇，只是点了点头。
  “是怎么回事儿？”格列高里问道。
  “我所知道的就是多莉娜告诉我的那些。”
  “哦，讲了些什么？”
  梅森厉声道：“这是传闻证词，斯莫尔，我不再重复，你无法保证证词的真实可靠。”
  “你别管！”格列高里叫道。
  “等他从你那儿了解到情况以后，他会以三级谋杀罪控告你，你要晓得，”梅森说，“抽支烟怎么样，谁要吸烟？”
  他不动声色地从口袋里拿出烟盒。
  “谢谢你，我来一支。”德拉·斯特里特甜甜地说。
  格列高里气呼呼地说：“出去，都出去！”
  “可我以为你需要我呢。”梅森说。
  “我需要你解释……”
  “哦，是的，你还想谈这件事儿？”
  “不，不。”
  海沃德的脑子一刻不停地在转，他突然说：“是这样，我要把事情说说清楚。我跟下毒的事没什么关系，我的确……哦，的确在18个月前给吉姆·布雷迪森施加了一点儿压力。”
  “1942年1月，是吗。”梅森问。
  “对。”
  “我想是在班宁·克拉克太太刚去世不久。”
  斯莫尔什么也没说。
  “而且莫夫盖特大概也在同一时刻开始对他施加压力。”梅森说。
  “我对这些可不感兴趣！”格列高里说。
  “我感兴趣，”托普哈姆说，声音不大，但是很威严，“长官，请让梅森说下去。”
  格列高里愤愤地说：“他导演这出戏，是想掩盖伪造股票签名来救自己一命……”
  “尽管如此，”托普哈姆语气平和地打断了他的话，冷冷地说，“我希望梅森先生不受打扰，梅森先生，继续说。”
  梅森微微躬下了身，“谢谢，”他对斯莫尔说，“大概是在班宁·克拉克太太死去的时候，是不是？”
  斯莫尔的目光与梅森相遇，然后又移开了，他说：“哦……是的。”
  梅森接着说，“现在的情况很有意思，我们了解到布雷迪森太太潜入了班宁·克拉克的房间用旧遗嘱代替了新的，这是一种使假遗嘱合法化的巧妙办法，如果立遗嘱人废除遗嘱的愿望在新遗嘱中讲得很明确的话，新遗嘱自然使旧遗嘱失效了，但是条件是除非旧遗嘱被销毁了，而又无法证明它已被取代。这一点外行不可能想到，这种机智的万全之策很可能是某个聪明的律师想出来的。我一直在想布雷迪森太太换遗嘱的想法是不是由来已久了。斯莫尔，你不知道这些事吧？”
  海沃德·斯莫尔抬手拉拉衬衫的领子，好像衣领太紧了，他回答道：“不知道。”
  格列高里想说话，托普哈姆示意他住嘴。
  梅森喜滋滋地说：“你看，先生们，我们面前是一宗中毒事件和一宗开枪杀人事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罪案。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两个案件犯罪动机是一样的，两个杀人犯，因为他们互不信任而各自独立行事……一个下毒，一个开枪。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该回顾一下发生的每一件事，分析每一个线索再做一下推理，我们就会找到答案。”
  “先生们，我认为，海沃德是莫夫盖特的一位朋友的熟人，是一位律师，是一个和吉姆·布雷迪森及他的母亲布雷迪森太太完全不熟悉的人。1942年1月上旬，班宁·克拉克太太死了。在一份送检的遗嘱中她把所有财产留给了她的母亲和哥哥，暗示说财产不多。在此之后，莫夫盖特和海沃德立刻成了很受宠的人物，莫夫盖特做了公司的股东，而海沃德成了矿产经纪人，虽然他以前从来没有卖过矿产，但是他左右逢源，高价卖矿给布雷迪森太太母子占主要股份的公司。所以结论是什么？……”
  “你疯了，”海沃德·斯莫尔说，“你要说什么，你的脑子是一团浆糊。”
  梅森说：“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斯莫尔是后来拟定的遗嘱的见证人之一……在有人纵容下，这份遗嘱被隐藏了起来呢？”
  “你的指控可够严重的。”格列高里脱口而出。
  “当然，”梅森冷冷瞥了他一眼说：“长官，大概你现在能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这是扯谎。”斯莫尔说，“根本没有这些事儿。”
  梅森对地方检察官继续说：“地方检察官先生会解释布雷迪森急于看到海沃德·斯莫尔被定罪的原因，从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布雷迪森和他的母亲作出的证词对这位证人如此不利。如果斯莫尔一直在勒索他们，而他们如果能使他被确定犯有谋杀罪，又不使人发觉，那……”
  “但是，”格列高里几乎是在对地方检察官吼叫，“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调查。布雷迪森也从来没作出过这样的证词。”
  托普哈姆又用责怪的眼光扫了一眼格列高里，显而易见的是托普哈姆也不相信他。
  “叫布雷迪森进来，问问他。”格列高里气恼地插嘴道。
  梅森只是不屑地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