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累了，亲爱的。我已经垮了。”杰里·顾特曼是托比的公共关系助理。他告诉吉尔说：“托比的影片很有希望获得最佳影片奖，如果托比能参加，就更有利了。”他觉得托比去一趟，还是很重要的。
  近来，托比一直说他感到非常疲乏，睡眠不好，夜里吃安眠药，第二天早晨头昏目胀。吉尔让他在早饭时，服用苯齐巨林以抗疲劳，并维持托比一天的精力。显而易见，这种强制性抑制疲劳的办法，看来对托比更不利了。
  “我已经接受了邀请。”吉尔对托比说：“但是我准备撤消。没问题，亲爱的。”“咱们到温泉去歇一个月，就在肥皂里躺着。”她看着他说：“在什么里面？”他坐在那儿非常安静。
  “我想说阳光，不知怎么竟说成肥皂了。”她笑了。“因为你滑稽。”吉尔握紧他的手。“不管怎样，棕榈温泉听起来太好了。我喜欢同你单独在一起。”“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毛病。”托比叹着气。”我就是没精力了。我想我是老了。”“你永远不会老。你会比我活得长。”他咧嘴笑笑。“是吗？我想我的家伙在我死了以后，还会活好长时间呢。”他擅搔后脑勺说：
  “我想睡一小觉。说实话，现在我还没兴奋。咱们今晚没有什么约会，是吗？”“没有什么不能推迟的。今晚我让用人们都走开，亲自替你烧晚饭。就咱俩。”“啊，那太好了。”他望着她走了，心中暗想，天哪，我是所有的人中，最幸运的一个了。
  那天晚上，他们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吉尔让托比洗了一个热水浴。然后，她为他做了松弛性按摩，揉搓他那疲惫的肌体，解除他全身的紧皱感。
  啊，这下子舒服多了，他嘟哝着说：“没有你，我怎么能活下去？”“我不能想象”。她紧紧偎依着他说。“托比，给我讲讲戛纳电影节。它是什么样子？我一次也没去过呢。”“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群骗子，在那里拼命推销他们的那些乌七八槽的影片。那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局。”“你把它说得挺激动人心的。”吉尔说。
  “是吗？唔，我想他是有点激动人心。那个地方挤满了各种角色。”他端详了她一会。”你真的想参加那愚蠢的电影节吗？”她赶快摇摇头。“不，咱们还是去棕榈泉。”“见鬼，咱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棕榈泉。”“真的，托比。电影节并不重要。”他微微一笑。“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这样入迷？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缠着我，让我带她去参加电影节的。
  他也渴望参加，可是你说什么了吗？没有。你想同我一起去温泉。你把接受邀请的决定撤消了吗！”“还没有，不过——”“别，咱们去印度。”他脸上露出一种迷惘的神情。
  “我又说印度了吗？我是想说——夏纳。”飞机在法国奥利机场着陆时，有人交给托比一份电报。托比的父亲在养老院去世了。托比要回去参加葬礼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托比为养老院增建了一排新住房，并用他父母亲的名字命了名。全世界的人物，荟集戛纳。
  在这里，好莱坞、伦敦和罗马全都混合在一起了。形成一片喧嚣与愤怒的南腔北调的杂音大合奏；形成彩色电影与宽银幕电影竟相斗技的世界。全球各地的电影制片商云集到法国的里维埃拉，他们腋下夹着铁筒，铁筒里装的是在英、法、日、匈、波各国制片的胶卷，心中梦想着这些钦筒能使他们一夜之间，旋即发财又成名。整个地区挤满了职业的和业余的电影界人士。不管老手或新手，初来的或退休的，全都为那有声誉的大奖而竞争。在戛纳电影节得奖，意味着银行里的钱。如果获了奖的影片，尚未订好上映的合同，可以续订一份；如果订定了，则还可以把条件提高。
  戛纳的旅馆，人满为患。住不下的人只好沿着海岸住到昂蒂布、博里欧、圣特罗佩和蒙东。
  于是小村庄里的居民，怀着敬畏的神情瞠目结舌地看着街上饭店和酒馆里的那些风云一时的人物。
  房间都是几个月前预订的。但是托比毫不费力就在卡尔登饭店搞到了一套大房间。托比和吉尔不论到什么地方都有人款待。摄影记者的相机不断咔嚓咔嚓地响着，他们的照片被送往世界各地。金色的爱侣，好莱坞的王后。记者们访问吉尔，纷纷询问她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包括从法国的名酒到非洲的政治。这一情景与当年得克萨斯州奥德萨的约忍芬·津斯基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了。
  托比的影片没有得奖。但是在电影节结束前两天的夜晚，评判委员会宣布，颁发给托比·坦波尔一项特别奖，表彰他对娱乐方面所作的杰出的贡献。
  这是件隆重的事。卡尔登饭店的大宴会厅挤满了宾客。吉尔坐在台上，挨着托比。她注意到他不吃东西。
  “怎么了，亲爱的？”她问道。
  托比摇摇头。“可能今天晒太阳的时间太长了。我有点头晕。”“明天我注意让你多休息一下。”吉尔已经安排明天上午《巴黎竞赛画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来访问托比，并同一批电视记者共进午餐，然后，是一次鸡尾酒会。但她决定把不太重要的活动取消。
  宴会结束时，戛纳市长站起身来介绍托比。“女士们，先生们，贵宾们，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位用他的创作使全世界人们，得到欢乐和幸福的艺术大师。我荣幸地能向他颁发特别奖，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戴和感激之情。
  他托起一枚金质奖章和缎带，向托比躬身致敬。“托比·坦波尔先生！”大宴会厅全体起立欢呼，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托出坐在椅子上，没有动弹·“起来。”吉尔低声说。
  慢慢地托比站了起来，脸色苍白，站立不稳。他站了一会儿，微笑着，然后移步向麦克风走去。
  半路上，他踉跄一下，跌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一架法国空军喷气式运输机载着托比·坦波尔飞往巴黎。他被送进那里的一家美国医院，住在特护病房里。人家并请来法国最好的医学专家进行会诊，吉尔坐在医院的一个单间里等候着。
  三十六小时，她不吃不喝，世界各地纷纷向医院打来电话，她一个也不接。
  她独自坐着，眼睛盯着墙，周围的一切动静，她看不见，也听不见。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托比必须好起来。托比是她的太阳，如果太阳没有了，影子也就完了。
  她决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早晨五点钟，杜克洛斯主任大夫走进吉尔的房间。为了接近托出，吉尔专门订下了这间房间。
  “坦波尔太太——恐怕想缓解这件突如其来的事，已经没有意义了。您的丈夫是患了严重的中风症。在任何情况下，他不可能再行动或说话了。”
  第三十一章
  人们终于允许吉尔走进托比在巴黎的病房时，托比的容貌使她大吃一惊。一夜之间，托比变得衰老了，干瘪了，似乎他所有生命的津汁都已流尽了。他双手和双腿的功能已部分丧失，而且，虽然他能象动物般发出哼哼叽叽的声响，却说不出话来。
  六个星期后，大夫允许搬动托比了。当托出和吉尔回到加利福尼州时，他们在机场受到报纸、电视以及数以百计的祝他们健康的人的包围和欢呼。托比·坦波尔的病轰动一时，不断有朋友打电话询问托比的健康状况。电视界千方百计想到他们的房间里来录象。总统和参议员们送来了慰问信。热爱抚比·坦波尔并为他祈祷的影迷们，寄来了数以千计的信件和名信片。
  但是没有人再邀请他了，也没有人来访问吉尔，询问她的近况，以及询问她是否愿意出席一次安谧的宴会，或开车去兜兜风，看看电影。好莱坞没有人对吉尔表示丝毫的关心·她把托比的私人医生艾里·凯普兰大夫请来，请他找了两位一流的神经科专家：一位来自拉美大学医疗中心；另一位来自约翰·霍浦金大学。他们的诊断和巴黎杜克洛斯大夫的诊断完全一致。
  凯普兰大夫对吉尔说：“不过，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托比的心灵完全没有损伤。他能听见并理解你所说的一切，只是他失去了语言和行动的能力。他无法作出反应。”“他——他永远就这样了吗？”凯普兰大夫犹豫不决。“当然，不能绝对肯定。但是，据我们看来，他的神经系统损伤得很厉害，治疗很难取得满意的效果。”“你总不能下断言吧？”“不能……。”吉尔知道该做什么了·除去三名护士昼夜轮班照料托比外，吉尔还安排了一名理疗医师，每天早晨到家里治疗托比。理疗医师把托比挪到游泳池里，把他托起，轻轻舒展他的肌肉和筋腱。同时让托比自己在温水中尽量用力，那怕轻微的踢踢腿，动一动臂膀。但是，没有什么效果。第四周，她找来一位语言医师，每天下午用一个小时，设法教托比学说话，发单词的音。
  两个月以后，吉尔仍看不出有任何变化。毫无进展。
  她派人把凯普兰大夫请来。
  “您—定要设法帮助他。”她要求说：“您不能让他就这样下去。”大夫望着她，一筹莫展地“我很抱歉，吉尔，我无法向你说……”凯普兰大夫走后，吉尔独自在书房里坐了很久。她预感到那种激烈的头痛症，又要发作了。但是现在她没有时间再考虑她自己了。她走上楼去。
  托比在床上被支撑着坐了起来，两眼茫然地向前望着，当吉尔走到他面前时，托比深蓝色的眼睛亮了起来。
  吉尔走到他的床边，俯看着他，他的两眼随着吉尔，显得亮而又有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