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分折的结果是令人毛骨依然的。很早以前我就有某种预感，而时至今日也没有透露的原因是自己～直在欺骗自己。
  我的秘密越是不想让人知道就越想倾诉，于是形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而且一定要用带锁的日记本。把秘密永远藏在心里是很苦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那会成为疾病的根源。秘密越深痛苦也就越大。伊斯兰教的忏悔台一定是为缓解痛苦而发明的，它偶然地附会了精神分析学的原理。可是，无论在多么神圣的僧侣面立我都不能坦白自己的秘密。于是，我决定把全部秘密都倾诉在这个带锁的B记上，从员减轻我的烦恼。B记写满了就付之一炬。至今为止共写完了七本日记，都已化为灰烬了，这第八本不久也会被烧掉的。
  丈夫从早晨就出去了，佣人们也都静悄悄的，没有人妨碍我。我把昨天晚上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思考的问题逐一地再现在日记上。
  昨晚，当我躺在床上瞪大眼睛深思时，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怪物一下子窜到了我的眼前。尽管我被吓得惊恐万状，但仍移不开视线。如果不把隐约的疑虑进行彻底的剖析，心灵上的不安将永远不会消失。我要紧紧抓住那怪物，在强烈的光线下进行解剖。如果把剖析的经过和结果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话是很长的，大概会用去日记的几十页。
  在事件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白色的手帕飘落到窗外的情景。这件事早就成了经常映入我眼帘的图像。但是如果分析这手帕的含义是可怕的，我深知其中的秘密，但我还是装作一无所知，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现在我不得不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了。
  那时，我和丈夫正在热海别墅的二楼用望远镜观察着自见崎的悬崖。当我看见在松树下有一个人时，就和站在旁边的丈夫说了。于是，丈夫取下了另一架望远镜观看。他有个不惯，每次用望远镜之前一定要用手帕擦镜头。当时他拿出手帕象征性地擦了擦，这之后的一瞬间，手帕从他手中滑落了，飘飞到窗外。于是，当我们再重新对准望远镜观看时，姬田恰好从崖上往下跌落着。
  是由于丈夫不慎手帕才落掉的吗？如果是有意的，事情又会怎么样呢？我想他是有意的。这种想法很早就在我心里萌生了，但我又不敢认真想下去。因为我感到恐怖、震颤，只要一想此事，那可怕的怪物就将出现在我眼前。
  现在，我们假定丈夫是有意识地使手帕落下去的，就会产生一个可怕的结局，即我丈夫就是杀人凶手。而飘落到窗外的白色手帕，只能被认定是给在外边的什么人发的信号。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可能。那么，信号是发给谁的呢？那是发给藏在对面鱼见崎悬崖上的同样用望远镜注视别墅这边的那个人的信号。当然，那个人肯定不是姬田，而是另外一个人。那人藏在树木丛中，这边的望远镜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说信号不是发给姬田的呢？因为当时站在悬崖上的那人并不是姬田本人。我们用望远镜只看到了有人落下去，一直到后来发现了姬田的尸体，也不知道当时站在悬崖上的人并不是姬田。尽管借助于望远镜，但还是看不清，那漂亮的条纹西装映人望远镜的只是一片灰色。
  通过昨晚小五郎的谈话才使我豁然明白了，我们目击到的坠崖者并不是姬田本人。侦探面对被怀疑者，只说了真相的一部分，以激起被怀疑者的恐惧心理，使他措手不及而于惊慌失措中干出意想不到的蠢事来。他们就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昨晚的小五郎就是运用了这一手段。这是一种心理拷问的方法。那意思分明是说密室之谜不是如此简单地被我们解开了吗，再有那模特儿的秘密不也……所以其它所有情况我们是都知道的。
  小五郎谈到模特儿时，情不自禁地把它和手帕的事联系了起来。为什么画家房间里的模特儿没有腹部和腰部呢？因为无论多大的皮包都是装不进去整个模特儿的，上身和腿连结的部分即使切成两段也还是装不进去。而那皮包就是鱼见崎茶店女招待看见的穿灰色大衣的男人拎的那只。那里面装的就是那个人体模特儿。综合所有的疑点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像玩拼画玩具似的，把它们这样拼摆起来一看正合适。
  小五郎耐人寻味地讲述了在模特儿的胸部下端和两条腿的上端有一圈小窟窿的情况。可以用粗钢丝把二者眼儿对眼儿地缝合在一起。于是，胸部和腿部之间的钢丝就像竹帘子似地排列着。这样一来，用它完全可以代替整个模特儿。这样，给模特儿人形穿上和姬田一样的西服，在脖颈上系一条像钓鱼线似的很结实的细绳，绳的长度一定要比从悬崖到海面的距离长些。
  鱼见崎茶店女招待看到的穿灰色大衣的男人，把模特儿分解着装在大皮包里，拿到了悬崖上。然后把它藏在从我们别墅二楼的窗口看不见的树木丛中，再把它组合成很像姬田的木偶人形，之后把系在脖颈上的细绳拴在松树枝上，至此，模特儿便成了需要人操纵的木偶站在悬崖上。操纵木偶的男人仍藏在树丛中，他用那根细绳控制木偶活动。我们用望远镜看到的站在悬崖上的人实际是木偶人。
  当时，丈夫也拿来了望远镜。而那手帕落到窗外，其实是暗号。藏在悬崖上的男人此时也正看着这边。当他看到飘落的手帕后，马上使木偶从悬崖上坠落下去。于是，这一幕映入了我们二人的望远镜。
  为什么要用手帕为暗号呢？这已不言而喻。如果没有这边的两个人在看着，那边是什么也不会发生的。那意思显然是说望远镜可正在看着你那边呢。多么微妙的计划呀！尽管有那么几秒钟的疯狂，但所有的计划都已付诸东流了。啊！那若无其事地弄落手帕伎俩！可怕，多么可怕的企图啊。
  仅仅进行一项表演就付出了相当的心血。而赛那么多的辛苦为什么一定要人看到木偶坠落呢？这是在洗刷自己，从而制造出一个无可置疑的证据。当时用望远镜观看鱼见崎的只有我和丈夫，而在司或彦也在场，并且他说用肉眼也看到了一个象豆粒似的东西从屋上落下。这样，就有了三个证人。而且这三个人还是这个案件的首先发现者。正因为我们报的案，警察才发现了姬日的尸体。但真正的凶手既是远离现场的目击者，又是这一事件的发现者。哪还有比这更精心的策划呢？
  从海里打捞上来的不是模特儿人形，而却是真正的姬田。不言而喻。在我们目击到这场假坠落之前，姬田已经被人在同一悬崖上推下去了。这以后才又演出了这场木偶坠崖戏。至此，杀人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完毕。而当我们离开别墅二楼的窗户时，那个穿灰色大农的男人用系在模特儿脖颈上的细绳把它从崖下拉上来，分解以后装回那个大皮包，悄悄地溜走了。
  分析到这儿，那些细微的情况渐渐地也弄清了。那男人拎着皮包返回热海站的时候，茶店已经关门。茶店一般在五点左右关门，那天晚上一直开到五点二十几分。而拎皮包的男人是比那还晚才回来的，所以茶店的女招待根本不可能看到他回来。
  那么，那个叫依田的农村青年看见的穿灰色大衣的男人又是谁呢？那个男人不是和姬田一起向悬崖方向走了吗？稍加考虑就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疏忽。乡下的青年没有手表，因此他不知道那两个人走过时的确切时间。而调查者也没有留意这一点，他们误把穿同样灰色大衣的两个男人看作是一个人了。青年看到的那个人没有拎皮包，如果解释为此时皮包被放在别的什么地方了也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事实上茶店女招待和乡下青年看见的戴礼帽、穿大衣、戴眼镜、留小胡子的人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用的是同一种装束和打扮。如果不认为是两个人就不合乎清理了。那么，乡下青年看到的是谁呢？那就是真正的凶手大河原义明，也就是我的丈夫。
  仅有那一天，丈夫是自己开车去的高尔夫球场。在回来的时候，他把车停放在距鱼见崎较远的森林中，去见预先约好的姬田，并一同到悬崖上散步。丈夫的替换衣物中有灰色大衣和礼帽，他把这些衣物带在车上更换是可能的。胡子和眼镜也一定是事先准备好的。
  姬田爱我但也很尊敬丈夫，这事对他来说一点也不矛盾。他把丈夫看作是超越一切的伟大人物。所以只要是丈夫说的事，无论什么他都肯干。如果丈夫约地傍晚在鱼见崎会面，他一定会如约前往。假设丈夫让他不要把约会之事对任何人讲，他会连我也不告诉的。于是，丈夫在与他谈笑之中把他带到那棵松树下，又于谈笑之中抓住机会把他推下悬崖。然后自己返回停车处，若无其事地驾车回到了别墅。
  从丈夫回到别墅到在二楼窗前看望远镜，大约有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差。所以真正的杀人事件应该是在五点十分前的五十分钟左右，也就是说大约在四点二十分左右进行的。乡下青年看到两个人走过去的时间一定是在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几分钟的时候。无论是乡下青年还是调查者都搞错了时间，忽略了这五十分钟的间隔。而在头脑中同样的灰色大衣和礼帽这一概念过强，所以疏忽了时间差。
  这样，我丈夫就成了从远处目击此案的目击者。若把远离现场的目击者看作是杀入者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形成了物理上的不可能。昨晚我一夜未睡，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着这些事。当我最终得出丈夫就是杀人凶手这一结论时，惊恐得几乎要大叫起来，同时，更为我的推断而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