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球，蠢驴，饭桶，废物！”
  我还是选择了那句最常用的：“你这头蠢驴！”
  “对不起！”鲍博听起来是真心的，“我只到楼下说了句：艾米莉还活着，住在伯克利。我没想到电视台会派人去抓住这个题材，但他们居然这么做了。”
  “根本不是什么题材。”我说。
  “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如果这事让你伤心，我就是罪魁祸首。但这事的确够得上一个好题材了，你是搞新闻的，你心里很清楚。”
  “艾米莉本来就不会死。”我喃喃地说。
  “好了。”吉多安慰我，“别担心了。”
  吉多让我留下。而芬吉很显然想让吉多陪她一个人，我不好再留下来做陪衬，于是自己开车回了家。
  房子里一片黑暗。鲍泽睡在迈克尔的小屋里。我穿过车库时，它把鼻子贴在里面的玻璃上，冲我哼哼了几声，算是打了招呼。
  我上楼洗了个澡，爬上床，已经是午夜过后了。麦克回来总是没时没点的，整整一年都这个样子。我们没有一个晚上分开睡过。虽然彼此上床和起床的时间很难一致，但夜里总有一段时间是在一起的。而那一夜我却独守了空床。我承认，想到他此时正在那个地方以及他的某些风流事，我的心就感到剧烈的疼痛。
  我看了一小时书，其间不停地看表。指针指向1点，麦克还没回来。我关了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大约2点的时候，我决定不睡了。打开电视，正在播放电视剧《后空窗》，但它不时地被广告打断，整个故事也被弄得支离破碎。
  我打开影碟机，开始放录像，画面上在浴盆里做爱的人突然显得那么陌生。
  我关掉电视，给吉多打了个电话：“能陪我谈谈吗？”
  “现在？”他睡意正浓，“发生了什么事？”
  我听到那边有芬吉的声音，于是我说：“再说吧。”然后挂了电话。
  我清醒地躺在黑暗中，4点半的时候，麦克回来了。他跌跌撞撞地进了门，在门口撞倒了什么东西，然后踉踉跄跄地上楼，在楼梯上跌了一跤，然后在拐角处又撞了墙。即使这样，他嘴里还是不停地哼着小曲儿。
  我听到他越走越近的声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总算平安回来了。可同时一股怒气也冲上心头。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我无法入睡，等待着我那离过婚的丈夫出现，然后在深夜里大闹一场。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倒把我自己弄糊涂了，我到底在想谁，麦克还是斯科蒂？
  我感到一阵疼痛，麦克重的像头大象，此时坐在了我身上。他嘴里念念有词，脱着衣服，之后又站起来打开阳台门，站在那儿做深呼吸，深蓝色夜空的背景上出现了裸体的轮廓。此时，我突然产生了一股冲动，想走过去抱住他，用自己的身体去接触他。但是我没有，相反，我翻了个身把背冲向他。
  麦克上了床，压在我背上。他的脸埋在我的肩胛骨间，把膝盖插入了我的大腿间摩擦着。当他伸手过来环抱我时，我握住了它。
  他手上有股淡淡的幽香，也许是楼下花园中残留的玫瑰花散发的香味飘进了屋子，也许是他刚刚摸过涂有香水的女人的阴道。
  13
  我正在家里的工作间整理着一天要用的东西，电话突然响了。
  “麦克在吗？”这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甜腻腻的。
  “麦克不能接电话。”麦克正在睡觉呢，“我能给他传个信儿吗？”
  “告诉他奥尔加打电话给他了。”
  “他有你的电话号码吗？”
  “噢，当然。”她咯咯地笑着，“麦克有我的号码。”
  我恨她，不管她是谁。我还恨那些把她推到这儿的人。
  影碟机的音量太小，根本不能盖过我耳朵里轰然作响的电话铃声。于是我把音量放大了，这样我就能听见弗兰迪的前同事刺耳的声音。他的名字叫霍利亨。这段录像是吉多拍摄的，请海克特协助提问。
  “罗伊·弗兰迪是侦破克莱什大小案件的最棒的警官。他建立了一个令人信赖的线人网。”霍利亨从椅子旁边的氧气箱里呼吸了一大口。他的肺气肿已是如此厉害，海克特和吉多只好跑到他家里做这次采访。“在南方局，所有与犯罪集团有关的活动都逃不出弗兰迪的监视。”
  海克特问：“是什么让弗兰迪效率这么高？”
  “女孩子们。”霍利亨咳嗽起来，“弗兰迪与女孩们关系很好。那时，女孩子与那帮家伙不怎么相干——现在仍然是这样。那些家伙会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着，吹嘘着他们犯的罪行和犯罪计划，就好像那些女孩子不存在一样。当女孩子们听到什么东西后，她们会直接跑到弗兰迪那儿告诉他。‘包姆今天晚上要与一群兄弟接头。’‘休格·贝尔毁掉了曼彻斯特大街的酒店。’她们会告诉他任何事情。”
  “那些女人要弗兰迪用什么作为交换？”
  霍利亨想了想：“也许他是她们的生活中惟一不每天打她们的男人。也许他要做的只是给她们买瓶汽水，然后听她们说说话。”
  海克特有意停顿了一下。那时候他已经是个富有经验的采访者了，能够注意摄像机后的吉多的提示。“你有没有回到那群家伙中去，问他们是否有人听过谁想要杀弗兰迪？”
  霍利亨点点头，他红色的脸膛也忧郁起来：“一个叫蒂娜的小女孩说起了我曾经提到过的休格·贝尔，她告诉我们贝尔的汽车被使用过——很明显，贝尔开的别克牌汽车正符合目击证人描述的样子，他还吹嘘用自己的9毫米手枪杀死了弗兰迪。贝尔是这个案子惟一真正被抓的人。据我回忆，当时测谎仪显示他在说谎，那时候关于弗兰迪的死外面已经流传着各种说法，而贝尔的供词只不过又添了一种新说法，没有确凿的证据。结果他还是逃了。”
  我按下了停止键。确切地说，从休格·贝尔这儿已得不到任何东西。弗兰迪被杀三个月后，贝尔死在一场与黑帮的火并之中。我名单上的黑帮成员有一大半已经死了，大部分人死于暴力，而且都没有活过25岁。
  弗兰迪之死看起来不是帮派成员所为。它干得太有计划性了。即使在1974年，洛杉矶帮派成员的“道德标准”还是枪杀。用手铐、绑架、偷走他的车又销毁指纹不是他们的手段。他们都不想靠杀死一个警察来获得声誉；他们对声誉也没什么特别的追求。总之一句话，他们没有干这件事。
  另一群要问的人是那些小毒品贩子。七十七街的侦探通过一个“非常可靠的渠道”知道，一个关在旧县城监狱里的家伙说他安排他的一个同伴杀了弗兰迪。由于他在监禁之中，所以他有借口逃离追踪。他告诉告密者，弗兰迪曾经逮捕过他几次，他痛恨这种折磨。弗兰迪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让他在他的顾客面前看起来像个傻子。他说他那个同伴用一个女孩作圈套，骗他说她的朋友在八十九街的巷道里需要帮助。
  他们说弗兰迪上钩了，因为这个女孩很漂亮。她坐进了弗兰迪的汽车，带他到了那条小巷。在那里，他被人抓住，手被铐住，被逼着像动物一样在地上爬，不停地喊着“饶命”。他被枪杀，抛尸街头。杀他的那把枪被抛入了下水道。
  弗兰迪决不会在地上爬，也决不会把他的衣服弄皱——我清楚地知道。
  如果这条街上有人知道一些有用的东西，那它们也隐藏在十足的捏造、谎言和错误的承认之中。在这部纪录片中，我只好用蒙太奇手法把一些图像连接起来：他在地上爬行；他的腹股沟被打；他的脑袋被打；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趴下；他的短裤被脱到了膝盖；他被阉割了；他全身着了火；他穿着制服；他被抢劫了；他被人用他自己的枪杀死了。
  我走到楼上，换上上班穿的衣服。麦克还在那儿昏睡。他赤裸裸地、一丝不挂地仰躺在床的中央，手臂伸出了床外，两条腿随意地舒展着。他早上勃起的阳具像一根竖着的棒子，打的鼾像闪雷一样响。
  在浴室的镜子上——这个他一定能注意到的地方，我把电话留言放下了——奥尔加打过来的电话——用信纸写的。做完这些后，我回到了床边，把一块乳白色的毛巾盖在他的阳具上。他一动不动。
  在去电视台之前，我先开车去了城市的南部。我想知道萨尔·伊波里托究竟是怎么想的。
  刚开始，萨尔同意我们在他的俱乐部拍摄，然后他又想反悔，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占用他的地方。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高兴的，他可以把钱留下，而我们也不会打扰他。但是我收到一封他的律师写来的急件，要求我们就他失去公开亮相的机会而给以高额赔偿。因为我们将不会把大名鼎鼎的“热舞”俱乐部在影片中播出。这种卑鄙的手段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在开始营业之前我到了热舞俱乐部。萨尔曾经告诉过我们，他总是很早就到这儿打点食物和饮料，为全天的开张做准备工作。
  我穿过厨房入口走进去的时候，萨尔正在拖地板。他头也没抬地说：“我马上就完。”
  “我可以等一会儿。”我说。听到我的声音，他差点儿把拖把扔掉。他向上瞧了一眼，把香烟往嘴角边塞进去一点，然后又全神贯注地拖起地板来。他的拖把在地上划着很大的弧线，向我这边划来，或者是向我身后开着的大门划来。他就像一个老水手一样，厚实的肩膀上的肌肉全部投入到了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