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森绕着中楼走了半圈，又折回来，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坐在了莎拉·安赛尔旁边的椅子上。莎拉·安赛尔已经发出了轻微的鼾声。米日娜头靠在莎拉的肩膀上，安静地睡着。
  梅森碰了碰莎拉·安赛尔的胳膊。
  莎拉不舒服地扭动了几下。梅森抬头望着那个读报纸的男人，又碰了碰莎拉·安赛尔。
  她突然醒过来，睁开眼睛。
  “抱歉，”梅森很自然地问，一边点燃了一根香烟，“请问几点了？”
  莎拉开始睁大眼睛，她认出了梅森，嘟囔着说：“噢，我……我……”
  “吸烟吗？”梅森问。
  拿着报纸的那个男人似乎仍在津津有味地读着。
  米日娜·代文浦被说话声惊醒了。
  “嗨，您好，我……”
  梅森冲米日娜紧皱着眉头，她意识到了什么，止住了话头。
  “请问您哪位有火柴？”
  米日娜从包里拿出一只打火机。
  点燃香烟，梅森说：“非常感谢。”说着，他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靠在椅背上，低声对莎拉·安赛尔说：“3点5分有一班飞机去洛杉矶，我的秘书斯特里特正在买票。她会在门口不引人注意地把票递给你们。先上飞机，我们到那儿再谈。”
  梅森又打了个哈欠，看了看表，走到阳台的护栏边上，向下望着，刚好看到斯特里特示意票已经买好了。
  梅森随意地走到阳台深处，又看了看腕上的手表。他走到一把椅子跟前坐下，斜倚着，若有所思地吸着烟，目送着莎拉·安赛尔和米日娜·代文浦下了楼梯。
  一直在读报纸的那个男人站起来，走到中楼的护栏边，随意地举了举右手，然后又回到座位上。
  梅森站起来，走下楼梯，来到大厅。他步子很慢，但却在仔细地计算着时间。3点5分的飞机离港还差两分钟的时候，他到了登机口。
  斯特里特拿着机票和登机牌正在等他。
  “她们上去了吗？”梅森问。
  她点点头。
  “我们走吧。”梅森说。
  他们登上飞机，设法坐在了莎拉·安赛尔和米日娜·代文浦后排的座位上。
  莎拉·安赛尔转身对梅森说了些什么，但梅森几乎令人无法觉察地摇了摇头，把头靠在椅背上。
  他们扣好安全带。发动机开始起动，庞大的飞机缓缓滑下跑道，进入起飞位置，四只发动机一个一个发动，然后同时轰鸣起来。飞机冲出跑道，飞向天空。几分钟以后，圣弗朗西斯科的灯光在下方闪烁着，飞机侧着身绕了一大圈，然后冲上它的航程。
  莎拉·安赛尔转过身生气地说：“这算怎么回事？让我们两个像罪犯一样跑来跑去。”
  “你们带行李箱了吗？”
  “没带。”
  “放哪儿了？”
  “我们用航空快件寄走的。我们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那很好，”梅森说，“没有行李拖累着你们行动就方便多了，现在告诉我发生过的事。我们最好换一下座位。德拉，你去和代文浦夫人坐一排，安赛尔夫人，您到后面来跟我坐在一起。”
  他们交换了座位，似乎并未引起其他乘客的注意，大多数人都把头靠在椅背上，想睡上一会儿。
  “靠近我的耳朵讲话，”梅森说，“小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要大致情况，”莎拉问，“还是……”
  “先告诉我大概，然后我个别问你问题，了解我想知道的细节。”
  “好吧。爱德·代文浦星期天下午离开了他在天堂的办公室，他打电话告诉米日娜他要开车出去，可能在路上过夜。他可能是在夫勒斯诺过的夜。然后他又出发一直到了科兰浦敦小镇，在那儿他开始生病，我猜到那儿之前他就病了，只是到了科兰浦敦时没有力气继续走了。”
  “什么病？”梅森问。
  “这一时还说不准，我正要说这个问题。他酗酒、有高血压，他一般不喝酒，可是他当时很明显喝过酒，还吃了什么不太适合的东西，总之他病得很厉害。他停在科兰浦敦的一家旅馆，问镇上是否有医生。女房东告诉他有三名，并给了他医生的姓名，他给其中一个叫雷诺特的打了电话，雷诺特医生几乎马上就来了，他诊断说爱德病得很重。那是早上8点多不到9点的事。我认为爱德头一天晚上在夫勒斯诺可能跟一个女人在一块儿，我个人毫不怀疑这个女人给他吃了迷幻药。总之一句话，他被抢劫过。”
  “你怎么知道？”梅森问。
  “我正要告诉你原因，”莎拉说，“不过我还是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吧。雷诺特医生到那儿以后发现爱德快死了，所以他打电话来说爱德病得很重，我们最好马上赶到那儿去。爱德病得这么重以致于医生都不想把他转到医院去，最近的医院在夫勒斯诺。他说他想找个护士，但是由于护士短缺所以他想米日娜最好能马上赶来帮助护理。”
  “接着讲。”梅森说。
  “见过你之后，我们乘飞机到了夫勒斯诺，租了一辆车到科兰浦敦的旅馆。爱德已经病得很严重了。我看他曾经呕吐过，人完全虚脱了。医生跟我们谈了谈，留下话说如果有变化的话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他一个小时后要离开旅馆。我们跟爱德呆了一会儿，后来他睡着了。他似乎好转了一些，但还是病得很厉害。他睡着的时候，我去了我的房间，米日娜跟爱德在一起。然后，我梳洗完毕之后去替换米日娜。几乎就在同时，爱德开始情况不妙，他窒息，大口大口地喘气。我跑出去给医生打电话，他几乎马上就到了。他说情况很严重，让我去给药店打电话买药。米日娜正在洗澡，不过她披上件浴袍就跑出来了。她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爱德已经死了。然后，医生就表现出很怀疑的样子，好像爱德跟他说了什么引起了他的猜疑。他盯着我们，锁上了停放爱德尸体的房间，说我们必须得等执法官、验尸官和地方检查官来。他说有一些情况使得他不能签自然死亡书，必须要进行验尸。”
  “那你们怎么办的？”
  “噢，”莎拉说，“我没大在意。我一离开就到街对面的电话亭给你打电话去了，然后我回来想要安慰一下米日娜。她并没有悲伤过度，他们正准备离婚——已经要离了，爱德对她来说在感情上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但是整个事情来得太突然，所以我想安慰安慰她，对这个可怜的姑娘来说打击来得实在太突然了。”
  “接着讲。”梅森说。
  “嗯，医生把房间锁起来，他说那是‘封锁现场’。他让我们到自己的房间去，在那里审问了我们一会儿，后来他就去打电话找验尸官。我估计过了一个小时验尸官来了，随同前来的还有地方助理检查官和一名执法官办公室的代表。他们颇为声张地审问了医生，问了些关于迷幻药的问题。医生给了他们房间的钥匙，助理执法官打开房门，走进去，却发现爱德不见了，肯定是醒过来从窗户爬出去，开车跑掉了。”
  梅森低声吹了个口哨。
  “是这样的，”莎拉说，“官员们当然很恼火，看样子好像他们以前跟这个雷诺特医生有什么过节，这次可把他们给气坏了。”
  “雷诺特医生怎么说？”
  “他指天发誓，说爱德已经死了，他甚至还暗示说一定是我们把尸体处理掉了，以免验尸。他很清楚地表示出他怀疑我们害怕验尸。”
  “接着说，”梅森在莎拉停下来时说道，“告诉我后来的事。”
  “噢，当然。雷诺特医生一直坚持说尸体被挪走了，但是最后，助理执法官和其他房间里的人谈了谈，发现有人看见爱德从窗户里爬出去，钻进一辆汽车开走了。”
  “精彩！”梅森叫到。
  “没错。那个男人说爱德穿着睡衣，从后窗溜出去。房间正后方刚好停着一辆车，爱德一踩油门走了。不管是什么车吧，反正肯定是爱德偷的，因为他自己的车还停在原地。”
  “他穿着睡衣？”
  “目击者是这么说的。当时他感到很纳闷，他猜测有人在逃避警察搜捕，或者打劫什么的，还有……”
  “他当时离的近不近？”梅森问，“他能够根据照片或别的方式能再辨认出那个男人吗？”
  “天哪，不能，他当时在100英尺开外。他只是看见了一个男人的身影，他确定那男人当时穿着睡衣。他还说睡衣上带红点，那就是爱德的睡衣，没错儿。后来我们就一直试着跟你联系，可那时你已经出发去天堂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和你联系上。我们想也许你会经过圣弗朗西斯科机场，就在那儿留下了口讯，不过显然你并没有听到口讯。所以我们一直等你该到天堂的时候才打电话到那儿，果然是你接的。”
  “等等，”梅森说，“先告诉我另外一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爱德被抢劫过的？”
  “噢，是的，我正要跟你说起。他衣服里的钱是一张45美元的新票，他付给旅馆的是一张已经磨平了的50块。爱德喝酒喝得很凶，他知道自己由于醉酒经常会遭抢劫，所以总是在他右脚鞋跟下面藏50块钱，以备万一被别人抢了之后还能有钱回家。他的衣服口袋里连一个子儿的零头都没有，只剩45美元了，那是他付了5元房费后的找头。”
  “可他是怎么从窗户里爬出去的呢，”梅森问道，“如果他真像医生所说的那样病得快不行了？”
  “老实说，”莎拉回答道，“我认为那个医生并不想让我们知道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