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他发现了自己要找的门牌号，然后沿着一座黑乎乎的台阶爬上去，在红纸金字的对联前停下，当当地敲了敲门。门开了，借着门内的光可以看到开门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华人，稀疏的灰白胡须，穿着一身宽松的、绣着花边的黑色缎料上衣。
  好一会儿两人都没有说话。最后陈查理微笑着说：“晚上好，大名鼎鼎的陈开林先生。”然后他又用纯正的广东话说：“您还认识您那位在夏威夷的一文不名的侄子吗？”
  开林的眼睛一亮。“乍一看，还真认不出来了，你看你那一身洋鬼子的打扮，敲门时还像洋鬼子一样粗鲁地用拳骨，我哪会想到是你。”他解释道，“请进，请进，欢迎来寒舍做客，一万个欢迎。”
  这位矮小的客人依然面带笑容，随主人进了屋。这屋子绝对不是“寒舍”，这一点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墙上挂满了杭州丝毯，家具是柚木做的，雕工精美。祖先牌位前摆着鲜花。到处可见水仙花，这是新年来临的标志。壁炉台上坐着一尊小小的宁波木佛像，旁边是一座美国制造的闹钟，正嘀嘀嗒嗒地走着。
  “请坐，你不介意我们家这寒碜的椅子吧。”开林谦虚地说，“你像八月的雨似地来得让人毫无准备。不过，我还是非常高兴见到你。”他鼓了鼓掌再次表示欢迎。这时一个妇人进来了。“这是我的妻子，陈氏。”主人介绍说，“把米饼端上来，还有我的玫瑰露酒。”他吩咐道。
  开林坐在查理对面，中间是一张柚木桌子，桌上的瓶子里插着两支新鲜的杏花。“没有听到儿要来的消息。”开林说。
  查理耸耸肩。“那样更好。我是受委托而来，有差事在身。”他说道，带着一股“扶轮社”①的姿态。
  ①扶轮杜：Rotary Club，以“Service，not self（服务、忘我）为口号的国际性群众服务社团，主要是由从事工商业和自由职业的人员组成，一九○五年在美国芝加哥创立，后改名为“扶轮国际”（Rotary International）。——译注
  开林半眯着眼睛说：“嗯——我听说过你的差事。”
  侦探露出一丝不安。“您不赞成吗？”他试探着问道。“说不赞成好像分量有些过重，”开林回答，“但是我确实不太明白作为一个华人怎么和洋鬼子警察等同起来了呢？”
  查理笑了笑，承认说：“有时候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
  后面的芦苇帘子撩了起来，一位姑娘走进来，眼睛又黑又亮，玩具娃娃一般可爱的脸。今天晚上，为庆祝节日，她特地穿了一条真丝长裤和一件绣花边的传统上衣，但发型是时髦的短发，举手投足也很美国化。她端来满满一盘新年点心。
  “我女儿，罗斯。”开林说，“罗斯，快过来拜见你夏威夷来的哥哥。”他又转向查理说，“她也要变成美国佬了，跟那些愚昧的白人的女儿一样傲慢无礼。”
  罗斯笑道；“为什么不做美国人呢？我生在美国，上的是美国的学校，现在干的是美国式的工作。”
  “工作？”查理饶有兴趣地问道。
  “女孩子的传统美德被丢得一干二净了，”开林解释道，“她整天坐在唐人街的电话交换所里，对着柚木壁上那些闪着红、黄眼睛的指示灯，不知好歹地说个不停。”
  “有那么糟糕吗？”罗斯问，并笑着朝她的这位哥哥看了一眼。
  “非常有趣的工作，”查理肯定地说。
  “是的，我可以向全世界这么说，”罗斯用英语回答，接着出去了。一会儿过后她又端着一罐陈年老酒回到屋里。她把酒倒在一对汕头酒碗里，然后坐到屋子另一端，好奇地看着这位小有名气、远隔重洋的亲戚。她曾经在旧金山的报纸上读过他的事迹。
  陈查理坐在那儿跟这位远房叔叔聊起他们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光。最后他瞥了一下壁炉台。“那只钟讲实话吗？”他问。
  开林耸耸肩：“洋鬼子的钟从来不讲实话。”
  查理看了看自己的表。“万分遗憾，”他说，“我看我得告辞了。今晚我要启程南下到沙漠办事。您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告诉我妻子，万一写信给我，就烦请您代转给我；如果我不在，就麻烦您替我暂时保存着等我回来。这以后的几天里，我没有固定的通讯地址。”
  罗斯站起来，走近他们，说：“沙漠上也有电话的。”
  查理眼睛一亮，“沙漠上——”他重复道。
  “绝对有。就在两天前我还接转了打往埃尔多拉多一个庄园的长途电话。那个庄园叫——我记不得了。”
  “也许是——迈登庄园？”查理期待地问道。
  她点点头：“对，就是这个名字。那个电话很不寻常。”
  “是从唐人街打出去的？”
  “当然。是从杰克逊街的王清餐具店打来的，他想与他的亲戚路易·王——迈登庄园的看护人通话，号码是埃尔多拉多七十六号。”
  查理貌似毫不在意，心里却紧张起来。出于侦探的职业警惕，他不禁问道：“你大概听到他说了些什么了吧？”
  “他要路易立刻来；日金山，说这儿有好工作和钱等着他。”
  “嗨！”开林打断她说，“尽管是对自家人，透露你在洋鬼子处工作中听到的秘密，那也不太合适吧？”
  “对，言之有理。”查理附和着说。他转向罗斯：“亲爱的小妹妹，我们会再见面的。尽管沙漠上有电话，在那儿还是无法找到我。非常遗憾，我得暂时告别了。”
  开林把查理送到门口。他站在门口的芦苇垫上，捋着稀疏的胡须，眨着眼睛。“再见，侄儿，慢走，一路保重。”
  “再见，”查理回答，“祝您新年快乐！”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在说英语。“以后见。”他边说边急匆匆下了石阶。
  不过，到了街上后，查理就按照开林叔叔的嘱咐确实是慢慢地走了。从接线员罗斯那儿听到一条令他震惊的消息——餐具店老板王清紧急邀请王路易从迈登庄园来旧金山。为什么呢？
  查理在路拐角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华人的指点下找到了杰克逊街，这儿有一段上坡的路，他费力地走着，终于找到了王清的商店。明亮的橱窗里摆满了汕头的杯子和碗，布置得非常漂亮，但很显然在这段节日期间并没有营业。陈敲了足足有一分钟的门，但却无人应答。
  他穿过街道，在对面一个黑暗的门口等待着，早晚会有人来开门的。附近一处阳台上一个中国乐队在演奏，响亮的笛声、锣和铙钹的起伏跌宕及振奋的鼓声，使夜晚显得热闹祥和，但也让人觉得过分喧嚣。不久，演奏停止了，喧嚣也渐渐散去，查理在藏身处只能听见路上美国人那富有特点的咔嗒咔嗒的鞋声和毛毡鞋的踏地声。
  差不多十分钟后，王清商店的门开了，有个男人出来，他警惕地打量了一下昏暗的街道。这人瘦瘦的、风衣紧紧地裹在身上——样子冷漠，他的帽檐低低地压在眼睛上方，还戴着墨镜。陈查理的脸上露出一丝对此人感兴趣的神态。
  这个冷漠的男子大步地沿街往坡下走，查理迅速从藏身的门口迈出来，远远地跟在他后面。他们走到格兰特街时，戴墨镜的人向右拐了，查理依然跟在后面，这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小孩儿的游戏。一个街区，两个，三个，他们来到这条街的一个拐角处，那儿有一家叫柯拉尔尼的廉价旅馆，戴墨镜的人走了进去。
  陈查理看了一下表，决定放弃追踪目标，然后往联合广场走去。他心里有些乱。“连傻瓜也能知道这一招，”他想，“我们面前很可能有陷阱，但是只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回到旅馆，他收拾了一下那只简陋的皮箱，把原来掏出来的东西又放了回去。在桌边，他看见一张字条，告诉他行李已送到楼下。他安排了一下寄存，付了账单，然后就坐到一层大厅的皮椅上耐心等候，皮箱放在脚边。
  十点半整，鲍勃·伊登走进了饭店，冲着查理招了招手。查理看见送鲍勃的那辆豪华轿车正停在饭店门外。
  “请上车，陈先生，”鲍勃接过查理的皮箱说。这位侦探上了车后，车内的亚历山大·伊登在黑暗中跟他打了个招呼，并告诉儿子：“让迈克尔把车开得慢一些，我要和陈先生说些事。”鲍勃·伊登转告了司机，然后也跳上了车。车沿着盖尔瑞大街行驶着。
  “陈先生，”珠宝商用低低的声音说，“我现在有些担心。”
  “又发生什么新情况了？”陈问。
  “是的，”伊登说，“你记得今天晚上在萨莉那儿我提到的那个来自萨特尔·凯尔尼街的奇怪电话吧。我回家后打电话向盖勒侦探所所长艾尔·德莱科特咨询了一下，我原来跟他打过交道。我还请他如果可能的话帮我调查一下鲍勃在码头上遇见的那个穿风衣、戴墨镜的人。他刚才回电话告诉我他已经轻而易举地查到了那人的下落，据说是在——”
  “是不是在格兰特大街的柯拉尔尼旅馆？”陈猜测道，按捺不住兴奋之情。
  “啊，上帝，”伊登惊叹道，“你也发现他了？呀，真是不可思议——”
  “是不可思议的巧合，”陈说，“请原谅我无礼地打断您，下次再不会了。”
  “没什么。德菜科特探听到了这个家伙的下落和姓名，他叫沙克·菲尔·麦多夫，是麦多夫兄弟之一。这对刁钻狡诈的恶棍是因为健康原因离开纽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