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份复员，1993年的春天到了莫斯科。就是从这时起，出现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事，娜斯佳，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更好些。巴扎诺夫的母亲还记得：1993年4月12日，巴扎诺夫在家里曾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把右手的手掌划破了。当时他好像是从厨房把一只茶杯端到自己的房间去，不小心绊了一下，摔倒在前厅，手掌扎进许多玻璃碎片。他母亲清楚地记得，这天是4月12日，因为在这之前，在这一天，全国都要庆祝宇航节。巴扎诺夫娜时还很小，对与宇航有关的所有东西都非常激动，总之，与所有的小男孩一样。当母亲用碘酒给他擦手掌，他疼得差点叫起来，母亲就说：‘瞧你，基罗奇卡，这点疼痛都忍不住，可不像个男子汉，你喜欢的那些宇航员可是什么都不怕的人，他们多么勇敢，你就不能忍一忍？行了，为了庆祝这个节日，你就忍耐一下吧，这也是你喜欢的节日。’当时，巴扎诺夫的父亲和妹妹以及一个当护士的邻居也在场。后来，你的朋友尤拉·科罗特科夫去精神病研究所，看到了巴扎诺夫手掌上的伤痕，痕迹非常明显。他问巴扎诺夫，这是怎么回事，你猜，巴扎诺夫是怎么回答他的。”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怎么说记不得呢？”娜斯佳皱起了眉头，“怎么可能记不得呢？”
  “反正他就是记不得。科罗特科夫又问他，你还记得，你是怎么从部队回来的吗？他说，记得，讲他如何到达莫斯科，父母怎样迎接他，甚至还记得，他的母亲接他时穿的什么衣服，他的妹妹梳的什么发型；记得1993年的新年家人是如何迎接他的；记得1993年的‘三八’妇女节是如何庆祝的；唯独不记得4月中旬手掌被割破的事。他连‘五一’节都干了些什么都还记得：在维诺库尔，一会儿玩，一会儿又不玩，一会儿捉鱼，一会儿又玩……顺便说说，曾经有一个专家对我讲过，智力低下者往往记忆力极好，他们可能不费力地把书整页整页地背下来，这能帮助他们正常地结束学业，乃至大学毕业。看来，巴扎诺夫的记忆力极好，但对4月中旬发生的那件事出现了记忆模糊，你记不记得，那讹诈者当时被打死了没有？”
  “打死了，”娜斯佳说，“是4月12日被打死的，那是一个早上，大约11点钟，巴扎诺夫是怎么了，是严重的精神病突发，杀了人之后记忆力丧失？”
  “那不可能！”
  “可能，但不会是这个样子。倘若这是一种病，那么在杀死卢琴科夫之后，他的记忆力会丧失得更加严重，巴扎诺夫应该会忘掉所有的与杀人有关的事情。但他却记得所有的事情，甚至于细节，且记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口供完全是颠三倒四。”
  “好吧，一会儿再作定论。先听我说。还有些事需要告诉你，正是由于你非常投入地工作，所以你才不知道这一切。需要顺便说一下的是，科罗特科夫废寝忘食，满城市跑来跑去，收集情报。而你对他的情报却没有任何兴趣，就好像忘了，除了你的刽子手之外，还会有其他的犯罪案件，而这些案件也需要侦破。我再接着前面的话讲下去。大约是三个星期之前或许更长一些时间之前，巴扎诺夫的母亲曾经看见儿子与一个男人在一起，这个男人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外表。她不认识这个人，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她又觉得面熟，她努力地回忆着，终于想起，她曾经见过此人，而且也是与巴扎诺夫在一起。不过，这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也就是在巴扎诺夫的手受伤之前不久。”
  “在这之前不久，确切吗？”娜斯佳问道。
  “完全是前不久。对，是前一天。这是巴扎诺夫的妈妈说的。母亲还问过巴扎诺夫：这个人是你的熟人吗？真讨人喜欢。不过，巴扎诺夫并不明白妈妈说这话的意思。妈妈又提醒他说：与你一起从商店出来朝公园走去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以前就认识他，我三年前就见过你们在一起。儿子的双眼中流露出空虚和纳闷。结果，母亲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当然，应该说她没有追问下去，因为，第一，这对她来说无任何重要意义；第二，她始终记着，她的儿子智力低下，虽说是轻度低能，但毕竟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因此，要求他准确和确切地作出解释是愚蠢的。而我们的科罗特罗夫却使巴扎诺夫道出了一切。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比巴扎诺夫的母亲更有原则性和耐力。科罗特科夫倾其所能，硬是强求这个可怜的人回忆起了那个在各方面都令人喜欢的叔叔，只不过很费劲。巴扎诺夫说：那天他下班回家，有一个人朝他走来，请求破一张面值十万元的纸币。巴扎诺夫在衣袋里翻了一阵，凑了一些钱，然后反复数着那些零碎的纸币，但总是数错，最后终于数清，可距十万还差约一万五，叔叔道了歉，将面值十万的纸币收了起来。因为是同路，所以他们就一起走了一会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是巴扎诺夫第一次见到他，以前与他从没有交往。所以当妈妈说这是他的老熟人时，他说没有印象。但是，娜斯佳，这仅仅是开头，你知道吗，问题就出在这里。”
  戈尔杰耶夫递给娜斯佳一张纸。
  “给你看看。考考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
  “这是什么？”娜斯佳接过纸问道。
  “对巴扎诺夫母亲的审问记录，你看一看。”
  娜斯佳迅速地在纸上扫了几眼，她一下子就看出了这是科罗特科夫的笔迹，字大大的，虽不漂亮，但很清楚。“年龄大约40岁左右的男人，略黑的皮肤，长长的暑发，像个歌唱家。姓马卡列维奇，大大的秃额角，个子不高，比巴扎诺夫矮些，巴扎诺夫的身高是1.73米。穿着考究，虽是高档服装，但颜色不鲜艳。高加索人？不，不像，这怎么会是高加索人呢？要知道，高加索人的穿着可是别具一格。人们都穿着深红色的男式短大衣，或者是绿色的长长的大衣，就像时装杂志上的那些模特。总之……不像，高加索人的穿着习惯与众不同。而这个男人，虽说皮肤黝黑，头发深色，但不是高加索人。”
  “这正是尤尔采夫死时，人们在《俄罗斯》杂志上见过的那个男人。”娜斯佳说。
  “哎，可别这样绝对地判断，”戈尔杰耶夫谨慎地说，“是那个人，或不是那个人，我们尚不得而知。今天午饭后，巴扎诺夫的母亲和一些石油商聚会的参加者要来这儿，我们想给他们照个合影，然后把这张合影和另外几张照片给巴扎诺夫看，让他指认出曾找他破钱的那个男人。这项工作由多岑科来做，你呢，则要考虑一下：巴扎诺夫，固然不是伟大的思想家，甚至完全相反，但是，在他的行为和言谈中应该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当然，这一规律性是建立在健全思维的基础之上的。你做做这方面的工作，他能撒什么谎，说什么真话。同时还要考虑一下由此得出的结论，以及如何进行验证。3点钟之前，谢梅内奇要找你，那么下班之前你到我这儿来汇报一下情况。”
  娜斯佳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随手扔在桌子上的衣服挂到衣柜里。之后烧开水，准备泡咖啡。她若有所思地从包里取出昨天去科诺瓦洛夫将军那里时随身携带的一摞文件，顿时，一股怒气涌上心头，她失去了理智，无情地把她用计算机精心编制的名单和表格全部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篓。“傻瓜！没有头脑的人！”她气呼呼地说着，又把一卷纸撕成了两半，“为什么你昨天才想到这一点呢：你应该想到，应该首先检查什么。首先你要相信，刽子手的牺牲品是那些记录在案的人。真是个十足的糊涂虫！两个星期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本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可以做大量的工作，而你却干了些什么，鬼知道。应该把你从这项工作中开除出去！”
  愤怒的责骂随着纸张的撕毁结束了。水开了，娜斯佳泡了一杯浓浓的咖啡，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她的双手还在剧烈地颤抖，心还在猛烈地跳动，但恼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终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对自己说，如果我不编出人员的名单，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三起案件发生后的大约三至四个月后，在相应的一些州中曾进行了干部的突击变动，而且，刽子手目前正在有步骤地消灭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再说，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知道，那么我就不可能断定，刽子手近期内将会在哪些州作案。刽子手的又一个牺牲品的出现说明，我发现的规律性是正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意味着将来至少还会有三个牺牲品出现。这就需要对他们加以保护，同时一定要找到刽子手，使每一个牺牲品都要受到应有的惩处。当然，遗憾的是，这些牺牲品不是等闲之辈，这加大了寻找和保护的难度。还有，刽子手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不一定是我们的同行，因此要找到他就更加困难。但是，目前至少弄清楚了，刽子手会在哪一地区作案。当然，也不一定，但可能性很大……
  16
  阳春三月，城外的美景令人惊叹。严寒渐渐退去，气温缓缓回升。即便是夜间，户外的温度也在零下8℃以上，而到了白天，气温则上升到零度左右。在城里，冬雪已变成了浑浊的泥泞，而在这莫斯科郊外，雪依然晶莹洁白，即便算不上是一尘不染，但无论怎么说，也算得上是洁净无比了，这样的雪令人心旷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