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五花八门的科学院大量涌现，这些科学院又把院士学位胡乱分配。这些学位没有规定应承担的义务，也不和增加工资挂钧，更谈不上这些学位对加强研究生的科学指导工作会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能在文件或者其他信函落款上写上“某某院士”几个字而感到沾沾自喜。好啦，就祝他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吧。这样做没有好处，但是害处，不会也没有吧。
  这位上了年纪的研究所院士所长有四位副手，而实际上还不止四位，但是从事科研工作的是四个副所长。然后他们每人主管自己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又由处、科和实验室组成，有自己的科研课题。索洛马京也没有算过主管干部、后勤的副职以及其他副职有多少。到1996年2月前半月为止，形势大致如下：
  研究所的这位院士首长决定把自己去年剩下的很长一段假期用完，就去了滨海地区本部门的一所疗养院。他从四名副职中指定一人代他履行职责。此人就是62岁的普里贝洛夫副博士，群众认为，他晋升博士的论文已经写了二十年了。就在部里下达命令，要求对摆脱车臣危机的各种方案尽快写出分析材料时，代理研究所所长把领导权又交给了另一名副所长。这位副所长姓谢尔贡，稍年轻一些，只有57岁，也拥有副博士学位。一个研究车臣危机的理论家小组是由他领导的。
  阅历丰富的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认为，只能依靠能够写出总结性文件的研究所的领导人。一个是直接领导可以写成总结文件的研究所副所长，能依靠吗？一个是正式代理所长的研究所副所长，他行吗？或者依靠所长本人，他目前不在莫斯科，最近也回不来。但是为了这件重要事情，要不就再等一等……
  根据自己的经验，索洛马京坚定地认为，被卷进冲突的人越多，对冲突者处理越简单，甚至不等他们达成协议和妥协就处理了。这样看来，首先应当办的事情，就是通知在滨海地区静心休养的所长，研究所接到一项任务，非常重要而且时间紧急。显然，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不会亲自做这件事，让大家都看到这里面有个人动机，实在没那个必要。但是不管怎样，院士所长还是知道了本所接受任务的事，他立即给代理所长普里贝洛夫打来了电话：
  “伊戈尔·尼古拉那维奇，我今天就坐飞机回莫斯科，”他一本正经地说，“明天，您召集一下，16时，把所有的副所长都请来……”他还提到了几位主任研究员的姓名，“我们要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工作组，由我亲自领导。”
  听了这话以后，普里贝洛夫气得差点儿上不来气。头儿是怎么知道的呢？普里贝洛夫是这样盘算的，趁所长休假去疗养，可以由他签署发一份文件。当然，他普里贝洛夫不是一个傻瓜，说到成立工作组的事，他同样马上表示支持。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呢？局外人不会立刻就弄明白的。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科研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总结性文件当然由他们写，他们使这份文件作为精品交出去，还要用研究所的公文纸写一封附函，他们说函件上会有：兹将问题的分析材料寄给您，此致，代理所长普里贝洛夫等字眼。那么收到这份文件的人会怎么想呢？毫无疑问他会认为：在这个研究所里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员，他们都是好样的。这可太妙了！工作人员尚且如此，一个赛一个，而他普里贝洛夫又怎么样呢？当然没说的。因此一定得成立工作组，由他亲自坐镇领导。也就是说，应当把研究所的所有领导人和资深学者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就说我们接到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任务，是由我们亲爱的部长下达的，而当然也是我们亲爱的总理下达的。因此我命令成立一个工作组（好就好在这毕竟是一个军事部门，行动听指挥），它的成员有：我，还有我们大家喜欢的人。接下来他列举了处科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名字，这些处科是从事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个问题的研究的，还有两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也被吸收进来。文件的起草办法要靠工作组自己决定：科研人员（从初职到高职）都要夜以继日开动脑筋，靠大家的智慧把文件写出来，之后拿给他们喜欢的那个人看。他们喜欢的那个人阅读这份文件，甚至装模作样对文件作了修改。普里贝洛夫对文件也会进行修改，即使他不修改，院士所长也会修改的。修改之处，是把有些页上的段落前后调换一下，将“这样”一词改成“如此”（例如，把“这样重大的转折”改成“如此重大的转折”），用“就本质而言”代替“实际上”等等。然后，考虑到对文件要作进一步修改，就打印若干份，但是，最主要的还不在于此。要紧的是必须在那封附函上写上：兹将工作组撰写的分析材料寄给您，此工作组是在普里贝洛夫副博士的领导下完成这项任务的。这才是最宝贵的核心。收到这份文件的大老板会阅读它，并且会说：“这位普里贝洛夫是个聪明人，他组织起一个精明强干的班子，在工作中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显然，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透彻。”
  工作组成立起来了，理所当然地由院士所长亲自领导。对于事情出现这样的局面，普里贝洛夫打心眼里不能接受。他当副职的时间太久了，总算碰上一次机会，哪怕是稍微体验一下当所长的滋味也行，他就是这么想的。于是普里贝洛夫就到部里去找自己的熟人，这个人有办法接近内阁最“上层”的人士。
  他们闲谈了一些其他事情，普里贝洛夫的一个侄子今年要中学毕业，他想报考这个部门的高等学校，因此为此事操心的叔叔想从自己身居高位的熟人那里探听些消息，应届中学毕业生的个人档案材料是否已经开始整理，体检委员会是否已经开始工作。上面的事情说完以后，普里贝洛夫深深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
  “难道能让我们所那个头头拿整个工作当儿戏，这可真叫人难受！我们研究所那些精明强干和业务熟练的人员个个工作都不错，但是，在他的领导下能干出名堂吗？”
  “你等等，”这位部长级官员有些着急地说，“你在说什么？”
  “就是我们那位所长大人。你知道吗？他老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任务很可能下达给我们，因此他很快就办妥了休假手续，并走得远远的。他当然知道，这项任务他完成不了。他在这方面简直是一窍不通，而且他怕露馅儿。每次拿给他文件让他签发，他一压就是几个星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吃不透材料的意思，提心吊胆，害怕出什么差错。于是他要去滨海地区疗养，就选目前这个时机，以便避开起草关于车臣的这份文件。不知哪儿来的一个白痴，告诉他说任务已经分配下来了。你想他该怎么办呢？他可能认为，他似乎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而当他回来后，人们再向他报告，就说根据下达的指示，他们已写好了一份文件。如果文件中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也是他不在时由其他人造成的，他没有过错，而他要追究下属人员的责任。左右逢源，这话不假吧？那么，现在他该干些什么呢？既然已经通知了任务已经下达，无法再装做不知道了。坐飞机回来，他要亲自领导。这项任务毕竟是我们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谁也无法回避。他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他亲自领导。而他本人却是夜不成眠，什么好药也无法使他入睡，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天亮。他真叫人觉得可怜，可是他又不想参与这项工作，他也老实承认，这个工作拖不得。有趣的是，究竟什么人把他推到了这种易受攻击的位置上呢？”
  “怎么能说成是推呢？”这位国家官员反驳说，“没有人去推你们的所长。向所领导人报告一下，他的部门已经接受了任务，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在这方面你发现有秘密活动吗？”
  “有，这件事有些蹊跷，他在休假时，所长是我。我是所长，明白吗？作为一位领导人，我完全知道我的研究所里发生的事情。应当由我，而不是由部里的某某人决定，什么需要通知正在休假的所长，而什么不需要通知他。早在一个月前，我和他就说妥，只要一有可能接受这种任务，他马上办理休假手续出发远行，而起草文件的任务将由一个工作组完成，这个小组由我领导，因为在这类问题的研究上，我毕竟比他强。倘若他还在莫斯科的话，那么人们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他不亲自领导工作组，撰写这份重要的文件呢？这可是一份事关全国的要件啊！而在他已经走了的情况下，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为什么又有人通知了他，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打这个电话就等于把他逼进了一个角落，使他无法再做其他选择。因此得到这个通知后，他就不可能仍呆在疗养院里了，必须对这件事做出反应，需要立即动身回来领导工作组。这就是他的情况，事情这么办会使谁更加满意呢？”
  “我不明白，你为何如此心神不定，”这位官员耸了耸肩说，“如果按地位而论应当由他领导工作组，就让他名正言顺地去领导吧，如果你在这方面的研究造诣甚高，所有材料由你起草。大家都是这么办的，我没看出有什么问题。署上领导人的名字仅是为了履行公事，首长从来也不亲自动手。”
  “这事在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普里贝洛夫用很平静的语气说，“我的博士论文应当派上用场，我需要将它付诸实践，同时我也需要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