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夫的侦察员们正在从事一项必需而又令人很失望的工作。他们监视福金。有可能取得某种成果，假使古罗夫不发出坚决的命令：
  “伙伴们，你们瞧瞧，你们正在监督我。一举一动不谨慎，全部工作都成泡影了。如果他突然改变方针，急剧地转弯，那么你们马上放弃他，从出发阵地开始活动吧，每天都要调换汽车。”
  在莫斯科，在街区汽车运行的条件下，侦察员们考虑到古罗夫的命令都能够坚持着监视福金，每昼夜长达三十分钟。他们知道，他住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工作，更喜欢在哪些饭店用午膳，于是从这些地方对他进行监视。但很快就被迫放弃，因为福金机械地接受查验，未曾揣度他身后是否有人监视他。
  “他反正会落到手上来，”古罗夫重复地说，“他一定有秘密约会，以后有一次他忙着去做事情，准会把您领到目的地去。”
  伙伴们疲倦地、失望地点头，一面继续工作，忽然间——这类事情总是忽然间发生的——走到莫斯科近郊军医院。福金在这个地方毫无办法。但当第二天侦察员们不监视福金，而是在军医院门口等候他的时候，这名中校又出现了。
  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柯托夫是个魁梧的、干瘦而笨拙的犹太人，他俨然像一个侦察负，正如看管院子的女人俨然像芭蕾舞女演员一样，他加入了红十字会。他在那些和官僚们进行绝望的斗争的母亲委员会里查明了，有谁经常在军医院进出，并且说，他掌握一些为伤员收集的资料，有两个妇女的儿子都病卧在军医院里，他混在她们一起毫不费劲地钻入了铁门，从那些不太纠缠人的女护士旁边平安无事地走过去了。
  两天以后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在军医院里已是自己人了。因为他未曾以无名账户捐款，这类捐赠皆凭无名地址寄送，下落无着，他从自己荷包里取出钱来并且低声地问道：“我能具体地帮点什么忙？”女护士们很快就赐以青睐。侦察员有时候会违犯一些无关紧要的规定，而主任医生完全不予以理会，他经常购买水果、香烟，五一节时捎来两瓶精美的樱桃甜酒。一瓶馈赠与女护士们，另一瓶顺便“丢”在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所待的病房里。密探要查明中校福金倾心于这个病室是不困难的。伤员们把柯托夫称为“达卫多维奇”，喜欢他并且把他看成是有点令人打喷嚏的人，他们都认为他的儿子在车臣阵亡了，只是这个人不愿意提及这件事而已。
  “这儿还有一个人，比不上您，达卫多维奇，他很不简单，大概是一个高级首长。他的儿子也在格罗兹尼丢了性命，”与伊戈尔·斯美尔诺夫邻近的麻脸的人说。
  “你，我的朋友，你甭在我的行为中寻找过失或好处，”柯托夫说道，他立刻明了，伙伴们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身材高的干瘦的犹太人经常在这里来来往往，他在这里丢失了什么或者想寻找什么。“什么都很平常，我的朋友的儿子在巴穆特近郊捐躯了。朋友们聚集起来，凑拢了钱，因为有些人身边还有钱，于是我们的基金会组织起来了。我的假期快到了，朋友们说，去把钱发到战士们手上，省得官吏们贪污盗窃。你瞧，我来发钱了，不过钱很快就分完了，假期也将近结束，我们就要告别了。”
  神秘的达卫多维奇如此简单的谈话似乎使得伙伴们有几分失望。但是和伊戈尔邻近的大眼睛的麻脸的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应该凑些钱，给达卫多维奇买双便鞋，他的鞋掌快掉下来了。”
  过了一天，当柯托夫坐在病房里给独臂的战士剥橘子皮时，伊戈尔·斯美尔诺夫突然侧身倒下了，抽搐地挺直身子，开始切齿作声，并且喃喃地说。
  “请你打电话！要不停地打电话，他的舌头可能转不动了。”
  护士跑来了，给他打了一针，之后医师也来了，柯托夫悄悄地溜走了。当大夫们离开以后，伊戈尔入睡了，侦察员已经回来，继续给他剥橘子皮。
  “而我看，达卫多维奇，你的神经系统正常，”伤员之中有一人充满敬意地说。
  “靠锻炼，”柯托夫平淡地回答，“为什么，伊戈尔常有这种情况吗？”
  “大约每星期一次，更多的次数是少有的事。这使鲍里斯精神上受到极度折磨。”
  “哪个鲍里斯？”密探听不懂。
  “我们有一个统治全盘的鲍里斯。伊戈柳克的生活已经垮了，自己人捕获了他的一连人，自己人杀害了他的母亲，他本应得到一枚奖章，可是人家不给他。总之，他周围有二十二人。铁片陷入了他的大脑，使他感到疼痛，这里人人都害怕动手术，而在可以动手术的地方暂时还没有铺位。他爸爸应当是个将军或者是个毫无用处的代表；这个位子一下子就找到了。为什么鲍里斯整个儿是他的血亲，这是事实。我根本不能容忍前执政党人，但是又要让那个肥胖的家伙登上宝座——让我的手给烂掉。”
  “你不要难受，应当扶谁登基，就扶谁登基，既不用问我，也不用问你。”
  “伊戈柳克有进展吧！”麻脸的人在太阳穴边晃了晃指头，“他说，我要杀死那个下流东西，舍得一条命，我要杀死他。怪人，谁会让他走到总统面前去呢？如果杀死总统这么容易，那么各国的总统一下子都会给弄死。人坐在那个位子上是不会不流血的。我们的总统，出卖灵魂的家伙和毋须争论。但是我坚信，无论是美国人、法国人，或是别国人，孰能无过。”
  傍晚柯托夫向古罗夫汇报了一切情况。
  “你对这一切有什么想法？”古罗夫问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在那里没有什么可想的，只有哭泣，不幸的伙伴们。大家都是充满愤恨的人，谁站立起来，能够从地上拾起砖头，谁就不仅能杀害叶利钦，而且也能杀害自己亲爱的父亲。”
  “福金在那里寻找什么或者已经找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他没有儿子，从来没有过儿子，他不因多愁善感而烦恼，他寻找什么，我无法了解。他强求、寻找执行人。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情形已经排除了。福金是一个严肃的人，他也有可能消灭一个严肃的人。而在军医院的伙伴们都是一些喜怒无常、难以控制的人，一半是疯子。”
  “你不比所罗门更聪明，”古罗夫生气了，“除此而外，在任何事情上，否定是最简单的方式。福金常到军医院去，这是事实。护士或医师会使他感兴趣吗？不见得。他可在其他地方寻找和他们会面的机会。可见伤员们使他感兴趣，不是一般的伤员，而是具体的人。”
  “那么是这个怀有杀害总统的丢不开的念头的伊戈尔·斯美尔诺夫。”
  “我们不去猜测，请你根据家庭情况调查斯美尔诺夫。调查不会有什么成效，但是不得不这样做。”
  电话铃响了。古罗夫取下听筒，听见上司奥尔洛夫中将的熟悉的声音：
  “上校先生，顺路到我这里来。请费心从保险柜中取出那支在维特金负伤的地方没收的手枪和技术签定人的全部结论，送到这里来。”
  “遵命，中将先生，”古罗夫回答，装出一副疑惑的鬼脸。他们同奥尔洛夫以“你”相称，说出他的父称，而将军索兴把上校叫做列瓦。这种称呼语会预告很不愉快的事情。
  古罗夫叫柯托夫走开后穿过了三扇房门，忽然来到了将军接待室。维罗奇卡装出一副也不会预示吉祥的鬼脸，她向那沉重的房门点点头：
  “请进来吧，列夫·伊凡诺维奇，有人在等您。”
  “今日我整日待在办公室，干嘛要等我。吹一下哨子，我就走来了！”古罗夫不满地说，猛地拉开了沉重的房门，推开第二扇房门，走进办公室。
  “中将同志……”
  “停住！请坐，不要老站在窗口，不必用煎饼安慰我，”奥尔洛夫做了个鬼脸，很不满意地嘟哝了一阵，拉起那制服领子，他穿的这身制服可以证明他处在“上层”。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坐在一旁的小椅子上，皮肤发红，热得出汗，好像刚从蒸汽浴室中走出来似的。当古罗夫进来的时候，克里亚奇科站立起来，但是他没有看看上司的眼睛。
  “把你自己的破烂儿放在桌上，帮助我扯下这件鬼皮，把那立柜里的上衣给我，也许我会变得更慈善。而你，上校，该怎样，就怎样，要我变得稍微慈善一点儿。”
  “可你不要吓唬我！”古罗夫粗鲁地回答，他仔细看看朋友的眼睛，伸出一条雪白的手帕，“擦干净自己的脸，将军，要不然，您会像个小匪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