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平素一样，当你正在埋伏的时候，一昼夜拖得很长，它仿佛没有尽头，为了不扫兴起见，最好不去看手表。但当早上七点钟，这天早已黎明的时候，小组长用手指指那幢房子的窗户，窗户里闪烁出一点火光，就是说，他们还在如火如荼地活动。还有一件什么琐碎事情，抓住一个有武装的罪犯。狙击手的步枪也许是一支独弹枪，如果杀手要开枪，就要有拿出一颗子弹的时问。但是他的步枪是独弹枪，并不是事实，而且他也有手枪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自然，打伤杀手比较容易，但是依照密探的行动计划，莫如把这个人活捉起来。
  古罗夫把几个警卫员请去共同商议。韦塔利是个三十来岁的强壮的特工，他坚定地说：
  “我很尊敬您，列夫·伊凡诺维奇，但是依照我和主人签订的合同，我应当保卫这幢住宅，使不受盗贼和流氓的侵袭。正像我所了解的那样，您有一些紧要的事情，而在不久前我的儿子出生了。”
  “我祝贺你，”古罗夫心平气和地说，“儿子——好极了，我很了解你，”真奇怪，但是古罗夫对这样的声明仍旧感到满意。
  宁早毋迟地查明了这个人胆怯的原因，而且多年的实践证明：凡是在大庭广众中宣布自己胆怯的人通常在危急关头往往是顶天立地的人，表现得庄重尊严。那些既不怕神也不怕鬼的无所顾忌的小伙子们不是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儿子叫什么名字？”古罗夫面露微笑地问道。
  “瓦西里，纪念公公，”韦塔利回答，他觉得不好意思，并且等待上校开始谴责、奚落和挖苦他。
  奥列格的颧骨上隐约现出几个斑点，可是他一声不响。
  “如果他在不应当胆怯的时候忽然胆怯，而当他告知他是个完全正派的男子汉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感到可怕，都会难受。”古罗夫喝完已经凉了的咖啡，细心地瞧瞧奥列格，但是他又把脸转向韦塔利，“你枪打得怎么样？很好吗？”
  “从五十米距离向人形靶子射击，我决不会落空。”
  “棒极了，简直棒极了，可是谁也不允许你向入射击。啊，”古罗夫向奥列格转过身去，“你的儿女在成长吗？”
  “有两个孩子，列夫·伊凡诺维奇，不过这没有啥意义，”奥列格飞快地回答。
  “孩子们都在成长，可是这没有意义。朋友，你应当找医生诊治，”古罗夫用这种语调谈话，真好像他们讨论的不是捕获职业杀手的问题，而是在等候午餐，为了消磨时间才乱说几句废话。“非常遗憾，我没有儿女，但是有父母，当我被迫作出冒险事时，我也许没有这种本意，可是我不禁会想到，如果我出差错，发生什么事故，那么我会使亲人们遭受到多么可怕的痛苦。所以说得委婉一点，你，奥列格是不对的。现在说说问题的本质。我们要这样行动。我从通向花园的窗口爬出去，走开之后不露面：要绕过正在建设的一大片工地，走到那幢房屋的后门附近。走这段路我需要三十来分钟。假定说四十分钟。在我走开后过二十分钟奥列格把花园的小桌和三把安乐椅搬到凉台上，这之后开始摆放午宴上要用的餐盘和各种物品。对射手来说，向你射击没有啥意思，而且他会使行动失败，浪费金钱。杀手需要的正是我，没有望远镜和视觉瞄准具不可能在这种距离以内使我们失去行动自由。奥列格，你赞同我的意见吗？”
  “在理论上我表示赞同，”奥列格回答，“只是不知怎的你一辈子发生的事情总与预期的有所不同。”
  古罗夫发觉，十分钟以前“勇敢的”奥列格不时鄙薄地看看对手，现在他左右为难了。古罗夫想了想，他应当把斯坦尼斯拉夫带在身边。他所以没有把他带在身边只是因为目前莫斯科更加需要克里亚奇科的缘故。
  “也许，我们可以不把家具和餐具搬出来，”虽然奥列格没有明确地说话，但是密探继续说：“真的，在狙击手的视觉瞄准器的十字交叉点上徘徊，不是一桩很惬意的事情。也许他的神经会失常吗？”
  “人家不雇用神经病患者做这等事情。”韦塔利出乎意料地说。“什么都要正正当当，奥列格有两个小男孩，我只有一个，由我来布置家具。”
  密探仔细打量一名警卫，然后向另一名瞥了一眼。奥列格意味深长地缄默不语。古罗夫力图缓和局势，说道：
  “奥列格，我给你一项并非不那样重要的任务。在约定的时间内（我们对表），你从窗帘后面向二楼左面的窗户射击两次，也可以射击三次。你面前有一扇门和两个窗子，不能从一个地方射击两次，你决定将要怎样移动位置，希望你打中窗户，但若落空或者射入侧面的墙壁，子弹反跳开来，也还不错。我们有必要采取诱导的策略，不外乎是要让我来得及走进那幢房子并且登上二层楼。”
  杀手躺在离窗户一米远的地方，从街上看不见他，他发觉有人在做午饭后自然会注意，那里大约有三件器具，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他聚精会神地盯着他。当射击开始时，他不由自主地微微弯下身子，尽管他不会置身于火线，子弹必将自下而上地射出去。但是你一下子弄不清楚，而条件反射毕竟是条件反射。除此而外，为了要开枪，杀手本身不得不抬起一点身子。
  “在理论上我表示赞同，”奥列格又这样说，“打哪儿晓得，他正是待在这个窗户中？七点钟他在那儿借火抽烟，也许他只不过是从那里经过，停下来借火抽烟，可是他的隐藏处在另外一个地方吗？”
  “合乎情理，”古罗夫赞同他的意见，“让我们简单点行事，我干脆走掉，而您就不要从屋内探出头来。这种局面也会使他神经不得安静。”
  杀手正好躺在他们讲到的那幢住宅的地板上铺好的床垫上，他一面抽烟，一面细听古罗夫和几个警卫的谈话。问题在于，长着褐红色胡子的小组长斯杰潘真的在刑事侦查局工作了七年，后来因酗酒并与上级口角而被革职。但福金知道这件事，他还知道，斯杰潘在哈尔科夫有个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等待着动身去俄国赚钱的父亲。他们没有给从前的侦探留一条出路，他清早走到古罗夫那里，把奇怪的捕鱼的情形向他汇报，后来他把“保险塞”固定在安乐椅的靠背上，房屋一楼的谈话就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了。
  杀手的“尼瓦”牌小汽车停在离他躺下埋伏的那幢住宅有三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条土路通往柏油马路，离环形大道还有五分钟的路程，这一地段没有一个国家汽车检查局的岗哨。
  他听见古罗夫很想去看看杀手，他淡淡一笑，开始拆下那支步枪。它是在远离莫斯科和俄国的地方制造的，主要是准备给专家个人使用的。在原则上这种步枪由于价格关系再也没有销路了，无人问津了。步枪可以拆成几个部件，每个部件都有特制的套子，而那精致的射击瞄准器甚至配备有天鹅绒面的盒子。枪栓和板机也装在另外一个盒子中。这种艺术品和“梅尔谢杰斯”牌小轿车的价格大致相等，只要你有钱后者是容易购置的，而这种步枪却很难买到。虽然如此，但是人所共知，这里还有一批买主，如果没有人购买商品，那么就不会制造商品了。俄国和这种法则无关，它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它的情况究竟怎样，暂时世界上没有人知道。
  杀手拆开了步枪，把它放在一定的地方，并移开鼓轮，检查检查现有的子弹，把武器放进口袋里，继续静听牺牲品和他几个警卫的谈话。
  “如果那栋住房中传来了枪声，您不要慌里慌张，即是说，我正在开枪，因为犯人有一件配备消音器的武器。”信心十足的，有点讥笑的声音说。
  “也许我们能够帮点忙吗？”
  “不是一支枪，还有三支枪。”
  “不，伙伴们，请你们原谅我，我宁愿单独行动，”古罗夫回答后想了一下，小伙子总是对的，不是一支枪，而是三枪枪。只不过假如这几支枪都落在职业家手上，而不是落在作战前算算谁有多少伙伴的人手上。如果你把他们带在身边，你忽然间戴上手镣脚铐了。不，单独行动更稳妥。
  第十三章
  福金已经糟蹋了他自己唯一的杀手。那个在古罗夫隐藏的别墅对面躺下埋伏的人不是雇用的凶手，而是空降部队的军官，仇视总统和统治政体的具有先进思想的战士。这个军官在优秀的将军那里供职，将军在参与阴谋中如果不是第一号就是第二号人物。将军也仇视总统。在秘密活动领域中，他是福金的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领导者，他不喜欢福金，认为他是政治阴谋家，很不体面的人物，但是他承认，中校很聪明。扩大消息灵通人士的圈子极不明智，简直非常危险，因此他同意和福金联系一次，把执行者转交给他，不再参与这件事了，他宣布，不管活动是否成功，他总之谁也不认识。
  福金立刻明了，他正在与职业侦探和狙击手打交道，他不打算把古罗夫的威力和危险性向他预告，他只说他远远不是头一个为消灭密探而斗争的人。上述的那些密探他们都已埋葬了。
  陌生人沉默地点点头就不再露面了，他在临别时说，从未见过福金，也不想认识他，而且中校并不是他的上级。总的来说，他们没有谈论过任何金钱上的问题。福金和陌生人分手以后，他忽然想到，这个人是地质勘探局的肃清者，而今走运的密探已经完蛋了。
  凶手仔细地看看这个房间，他在这儿住了一夜了，他擦净门的把手和窗台，抹去地板上发现的一小块灰烬，尽管他相信这是他的香烟灰，之后他从背囊中取出一个小药瓶，蘸湿药棉，揩干净皮鞋掌子，把药棉放回口袋中，再从住宅中悄悄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