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容置疑，有人在引导我们，但是依照你的估量，动用了多少辆汽车？”
  “恰好是六辆，”斯维特洛夫回答，“但是我相信，汽车还更多。”
  “明白么？”斯坦尼斯拉夫环视一下集会的人们，“如果我们从事无益的活动，那么谁会投入这么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反对我们？难道您以为别的部门的汽车总数和侦探都不计算在内吗？”
  “他们等什么？如果说是十六号，那么未免搞得太早了。还等待什么？——比自己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聂斯捷伦科问道。
  “华连廷，如果您知道，那么您就是一个聪明人，”斯坦尼斯拉夫回答。
  “而列夫·伊凡诺维奇关于这点有什么想法？”
  “要么自己不知道，要么他不想说话，”斯坦尼斯拉夫站起来。“从明天起我们改为整昼夜执勤。”
  “斯坦尼斯拉夫，害怕害怕上帝吧。”维特金低声含糊地说了这句话。
  “您害怕害怕上帝吧，因无事可做，可以说，每个人都为汽车获得了荣誉。我增加一个乘务组，你可以整昼夜干活，整昼夜休息。咱们走吧，咱们走吧，极可恶的密探们。”
  奥尔洛夫将军接到了一项指示：抽出二十名军官担任领导职务，以启用内务部的军队去承担第一支护送总统行列的封锁部队。他准备在一九九三年登上坦克的那个地方深入到人民中去。出发的日期并没有宣布。
  奥尔洛夫明了：人们对他有这种期望，古罗夫也有同样的预感，这个孩子的嗅觉异常敏锐。将军无论怎样也看不惯他，看起来，列瓦这个蓝眼睛的幼稚的孩子早已四十多岁了，他是一名举足轻重的上校，在服役多年的民警人员中享有很大的威信，在有声誉的权威人士和恶人中自应占有一定的比重。
  密探之中谁也不知道，尽管间谍机构私下传说，在一次非常紧要的大会上，权威人士和恶人合法地瓜分了政权，但是有个年老的，身体强健的恶人这样说：
  “如果把列夫·伊凡诺维奇喊到这里来，他很快就要评判我们的是非。”
  人们在会上窃窃私议，有人向什么人说，这个列夫·伊凡诺维奇是谁。忽然间一个青年的声音喊道：
  “在第一次会面时我就要干掉您的密探！”
  白发老人朝脚下啐一口唾沫，回答说：
  “他救了我本人的一条性命，有人把第一百零二条性命随同一切使人承受重担的东西吊在我身上，而古罗夫已经干预这件事了，他找到了执行者，给了我五个一组的玩意儿，三天之后我自由了。”
  “噢，你去吻他的屁股吧，对我来说你是个密探，他也是密探。”
  在这种情况下意见分歧了，大会以什么来宣告结束，那就不晓得，但是过了一个月，有人在市场附近用冲锋枪击毙了一群恶人，可是过了不多时权威人士借以开会的小咖啡馆化为灰烬了。
  没有关系，让他们互相殴斗，可是有多少和平公民在这些清洗中丧命了，谁也不计较。但是谁都知道，谁也不去说。
  奥尔洛夫通过高频机给古罗夫打电话，向他报导一项消息。
  “你是将军，那你就来决定吧，”古罗夫说，“科尔夏诺夫负责总统的生命安全。你可以通知他，说有一批侦察资料及其他。我本人相信，我们一定会失去总统。因为他的关系我决不会异常高兴，不过他是俄国的总统。而且，彼得，我在侦查局干了一百年，可是我不喜欢他们杀害人。请你原谅吧。”
  “上帝会宽恕的。列瓦。你有什么建议呢？”
  “完全搁在一边，我亲自截获福金。”
  “如果办不成，他们将杀害古罗夫上校，而奥尔洛夫将军却一无所知。警卫有过失，他们，他们的额头比灯柱还多。也许，你要说些什么话？”
  “我不知道啊！”古罗夫脱口说出了一句话，他提高嗓音：“他们只是在那天才会出现。你只要事先告诉我，叶利钦哪一天才会走到民间去。”
  最近几天古罗夫不在凉台上露面，不走近窗口，情绪很不好，好像得了麻痹症。自然病情不严重，但是使古罗夫至为恼怒的是，他意识到福金对蓄意谋杀一事已经过缜密考虑，不过打错了主意，他这个密探看不透彻，这种企图有什么用处。
  古罗夫实际上铲除了一个狙击手：这对侦探有好处，对总统没有好处。警卫队仔细搜查所有的顶层阁楼和像样的窗户，叫出入住房及来访者登记，因此狙击手不可能露面。也许会出现某种超现代化的无线电操纵的导弹？他们要在十俄里以外的某个地方发射这种导弹，假如真会这么办，那就把人抓去吧。但是这与福金和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小孩有什么关系？他们想必是中心人物。福金和“克普鲁弗”领袖最近一次的会晤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或是出乎意料的事情。
  古罗夫接连几个钟头学玩台球，本领没有学到手。奥列格，一个会玩台球的人，从楼上下来，走进台球室，打败了密探。有一次，奥列格跑来了，挥挥手：
  “列夫·伊凡诺维奇，真值得仔细瞧瞧。”
  在他们居住的别墅对面的两幢房屋附近停放着一部溅满污泥的“梅尔谢杰斯”牌的豪华小轿车。四个男子汉，其中一个显然是他们的上司，穿着一身现今民警的制服——长长的大衣，优美的发式，手里提着一个皮革的公文夹或是旅行袋，鬼都分辨不清楚。古罗夫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皮夹子，他们把带的钱放在里头。两个走狗——爪牙，显然是间谍警卫员，还有个男人，不引人瞩目，但却很伶俐，也许是司机。这几个人小心翼翼地走着。想方设法不要在稀松的土里弄脏自己的皮鞋，他们绕过了一栋房子，又绕过了第二栋，在那建设着的市镇的深处消失不见了。
  “我把汽车的号码记下来了，”奥列格说，“让我们查对一下吧。现在大伙儿不买不动产，等候选择的机会。人民都非常谨慎，既然明日有人会把你的一切抢走，你干嘛还要付钱呢？”
  “但是在他们之中没有射击手，”古罗夫满怀信心地说。“就是说，只不过是熟悉一下采取行动的地点。”
  住宅中的电话铃响了。古罗夫从窗帘旁边走开几步，取下听筒说：
  “是我。”
  “列夫·伊凡诺维奇，依照各种情形来推测，昨天晚上有人带走了伊里亚·卡尔采夫。”克里亚奇科飞快地说。
  “客人们已经出现了，”古罗夫心平气和地回答，“我希望，他们没有把伊里亚打成残废吧？”
  “你放心，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们的祖宗用过烧红的钳子，现在什么事都得讲仁道。”
  “请你甭说，斯坦尼斯拉夫，大约两年前我在很近的距离以内就见过这种钳子。”古罗夫回答，渐渐地摆脱恶梦似的回忆，他摇摇头。
  密探放下了听筒，走到酒吧间跟前，两个警卫员感到惊讶，因为他喝了相当多的一份威士忌酒，就像喝白开水似的，没有用果汁下酒。
  “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个山鹰，休息完毕了。”古罗夫还是拿起一只齐墩果。“让我们好好地动动脑筋，他要在什么地方确定自己的阵位，他要从何处把我抓住呢？”
  前一天晚上，伊里亚·卡尔采夫在自己住宅旁边从一辆小汽车里跳出来，顺便走进一间金碧辉煌的新超级市场，超级市场不久前出现在气味难闻的又破又脏的食品商店那个地点。从前那里经售什么商品，现在经售什么商品，讲它没有啥意思，因为任何一个人今天都知道这件事。食品好像一阵倾盆大雨，一下子落在几个柜台上；物价也像雨后春笋一般，一下子高涨起来，真难办。过去，物价慢慢地上涨，人们悄悄地发出怨言，但是现都不拒绝采购那些从前没有人熟悉的食物，人人的食欲依然如故。
  卡尔采夫亲自去观察，有个老太太在诅咒叶利钦和整个政权时，购买干酪，她挑选很久，蹙起额角，终于用一个多节瘤的指头戳了一下，正是这个指头有七十年逐一地挑拣腐烂的土豆。她说道：
  “给我三百克，可以多一些。”她说出了卡尔采夫没法说出的法国干酪的名称。
  超级市场中整齐清洁，身穿制服的窈窕淑女来来往往，自然没有排队购买商品。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购物，向现金收款处走去，此处真的聚集着两三个人。但一切都是自动化的，非常现代化的，女出纳员用修短指甲的纤细的指头拿起您买到的东西，把您领到某个售货窗口，嘎吱一声响，那里就忽然显示出一个数目字，买主收到交款取货单，便很满意地走回家去。
  有一回卡尔采夫的妻子问道：
  “伊里亚，什么地方有熏制的火鸡？”
  “怎样的火鸡？我没有买过什么火鸡。”
  “不要迷惑我，收款取货单上写了一处‘熏制的火鸡’和价格，顺便说说，不便宜。”
  卡尔采夫在民警机关工作不是头一个十年，他立刻明了是怎么回事。人们在西方可以臆想出任何一种制度，俄国人从前偷窃，他将来还会偷窃，他准能找到解决困难的出路。在现有情况下偷盗制度像橙子一样简单。那个买到一车食物的人不想去依照“盲目的”收款取货单来检验他买过哪种货物，他们只是给他记入了哪种货物。
  翌日卡尔采夫决定去找经理谈话。这个侦探十分清楚地知道，他没有什么法律上的权利，他得到商品后就走了，而他有没有熏制的火鸡，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