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和娜斯嘉同到商店去的时候，柯托夫叙述了这个割尾巴的插曲。那时女人突然停步了，头一回瞧瞧他的脸庞，把一个小提包递给他。那天晚上密探在娜斯嘉的住宅中饮茶，娜斯嘉一个人生活，几年前丈夫出门去买纸烟，一星期以后回来取行李走了。
  “你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勤奋的人，但是你白白浪费时问。我不会向你讲到那个人的任何情况，他是个克格勃分子，可是工作能够维持我的生活。”
  柯托夫认为，娜斯嘉说得对头，他开始叙述，怎样在民警学校求学，然后在某一分队当侦查员，当他去工作的时候，他从家里的钱柜里取出一个卢布，用来买午饭和香烟。
  翌日，柯托夫写了一份详细的汇报，把它放进信封里，转交给克里亚奇科并且说：
  “顺便问一下，如果我被汽车压坏，或者另外出了什么事故，那时就把它拆开来，好吗？”
  “也许，让我们讨论讨论，怎么样？”斯坦尼斯拉夫很认真地问道。
  “我对你讲了。教训我已经太晚了，帮不到忙，可是叫我去随波逐流，未免太早了。”柯托夫点点头，溜走了。
  柯托夫在刑事侦查机关供职二十五年了，因此，他的经历是够多的，他很耐心地讲了一遍，时而把自己描绘成愚蠢的样子，时而把自己描绘成可笑的样子。娜斯嘉有时感到疲倦，要把他撵走。她说得更具体，更粗鲁，他点头表示同意，从小吃部走开，坐在一张隔得很远的茶几上。如果娜斯嘉把他从屋里赶出去，密探就走到街上，在窗户下面散步。
  十二个昼夜以后她软化了，留他过夜，可是到凌晨她却说：
  “巴图林·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她说出了汽车的牌号后抽噎着大哭起来。“没有的事情了，以后你不要再来。”她开始吻他，“格里申卡，你是我的亲爱的，这种生活中的一切多么龌龊啊！”
  他很热情地报之以接吻，把她的头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前并且回答说：
  “非常龌龊，亲爱的，而今日是个晴朗的日子。我以前没有对你说，你可以想想，我在扯谎，因为我有这种兴趣。亲爱的，你是一个人，我的美人儿，而我也是一个人，一对破破烂烂的骷髅，于是我们相遇了。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藏身，每天都来串门是不可能的，有任务，但是我以后经常会厌烦的，我还没有把什么都讲给你听。”
  而在星期日，十八日，十四小时左右，根纳季·维特金坐在方向盘后面，格里戈利·柯托夫半倚地坐卧在后座上，他们“驾驶着”，走在巴图林的“日古力”牌小轿车前面。
  “我们干嘛要跟在他后面跑来跑去呢？”柯托夫发表空洞的议论，“我们已经查明了他的情况，他在警卫处服务，我们力所不能及。这个人物应该由列夫·伊凡诺维奇来对付。”
  巴图林从宽阔的街道急剧地拐进小巷里。维特金跟上了，没有放他走，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咦，小机灵鬼，你在抓公子哥儿。”
  “喂，停车，开进营业所啦！”柯托夫急躁地说，“你准会暴露出来的，乘一辆有文化的人的小汽车来办各种事情是很危险的，是很愚蠢的。”
  “他干嘛兜圈子呢？”维特金固执己见，“怎么，他要出席什么秘密约会，所以转来转去，接受检验。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测定我们的位置，还没有测定。我嗅到了！格里什卡，你毕竟是个真正的侦探，你应该明白，如果他测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不驶行，不慌不忙地走到办事处去或者回家去。”
  “我们跟在他后面急剧地拐了两次弯，他也是个侦察员，而不是牛蒡，停止吧，转回头去。”柯托夫不满地说。
  可是维特金不听，继续追踪。自尊心是有益的品质，但是有时候又是危险的，当它导致愚蠢的固执己见的时候，尤其危险。格里戈利·柯托夫发现了这个小食店的女招待，通过她撞到了那个被追查的人，可是他办了什么事，根卡·维特金？没有做什么有益的事，捞到一大笔钱，无济于事。目前出现了机会，这个好装腔作势的人公然要出席秘密约会了。
  “不，格里沙，我和他开开玩笑，”维特金说，他藏在汽车后面，让那辆跟在后面的“日古力”牌小轿车开进市区去，“我不想白白地吃光公共饭盒里的食物。”
  “清醒过来吧，密探，”柯托夫从后座上带着鼻音说，“还是从蒸汽浴室给我乖乖地钻进冰窟窿里去，而在原则上，冰窟窿应该从一旁绕过去。”
  “为什么这种犹太人都很聪明呢？”
  “因为俄国人像傻瓜那样活一辈子，而愚蠢的犹太人却会死亡，”柯托夫严肃地回答。
  他们在马里英树林附近拐弯，赶上了停在人行道旁的公共汽车并且望见：巴图林在四层楼的，战前建筑的剥落的房屋附近的停车场停车，关上汽车门，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前门。两个侦查员行驶到近旁，拐进了一个最近的院子，维特金从汽车里跳出来，急忙向大门冲去。
  “奇怪的人，好像一百年都没有搞过侦察工作，”柯托夫骂了一句，从后座冲出来，拿起钥匙，谨慎地锁上汽车门，从容不迫地跟在同志后面走。侦探在走进大门前仔细瞧瞧小胡同，巴图林开来的“日古力”牌小轿车还停在原处。柯托夫一走进住宅大门，就明白落入了陷阱。一盏昏暗的电灯照耀着肮脏的正门，在正门的另一边可以望见一扇通往院子的微微打开一点的门。正如常言所说的，这是平常的“过堂风”。
  柯托夫开始跑步，跳过了一个场子，推了一下门，门很难推开，当这个侦探稍稍推开这扇门，他看见脚下躺着根卡·维特金。他侧身躺着，把手按在胸口上，仿佛睡着了。柯托夫摸摸同志颈上的静脉，确认他还是活着，看看头部，并没有发现伤痕，便小心地让他仰面躺着，敞开了雨衣，西服上衣的右边可以看见一个不大的发黑的窟窿。柯托夫脱下自己的雨衣，叠成四折，垫在朋友的后脑勺下面，从他内衣的口袋中取出一支手枪，走到了最近的一幢房子的一楼，叫了一辆紧急救护车，并且说明如果医生们不能立即赶到，那他将对他们要怎么怎么办。
  住房的主人原来是退伍的上校，虽然年纪大，身体还健壮，只要一开口，他就什么都知道。退伍军官穿了一件旧军大衣，同柯托夫一起走进了院子，他看看负伤人员的身体，问道：
  “不会冷死吗？还在流血吗？”
  “请你拿一床旧被子来，垫在他身子下面，让他翻转身来，我们不去看背部，很危险。”柯托夫回答。
  “我同意，”退伍军官跑到家里去了，带来了一张绒毯。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塞在侦探的身体底下。
  那个人张开眼睛，醒悟地看着。
  “柯托夫，你真是黄口小孺。”他小声说，吐出了血泡。
  “你住口，他们马上就会来，把你带走。根纳季，我和你还要干一番事业。你忍住，我要走开一阵子，你看，上校来保护你。”
  维特金撇着嘴微微一笑，闭上了眼睛，柯托夫用那轻轻的脚步穿过院子朝向隔壁的住宅的拱门洞下走去，想必罪犯刚才是通过这种途径逃走的。这里的拱形门下摆放着两个很大的垃圾箱。柯托夫仔细看看踩平了的略微解冻的土块，开始在垃圾箱子里翻寻。在第一个垃圾箱内，揉皱了的蛋糕盒子底下摆着一支带有用螺丝拧紧的消音器的“马卡罗夫”牌手枪。侦探用手帕包起了这支手枪，虽然他明白，武器上不可能有任何指印，他还是把它放进了口袋。
  说也奇怪，急救车很快就开到了，他们把根纳季送往斯克里福医院，柯托夫跟着乘坐汽车动身了，他注意到，巴图林的“日古力”牌小轿车已不知去向，可见又来了一个人，他们正在拟订手术计划。柯托夫在斯克里福医院里无聊地待着，直至那个身穿绿色罩衫、头载绿色小帽、面容疲倦而冷淡的医生不慌不忙地宣布下述情况为止：
  “您的朋友是个走运的人，在下次遭到射击之前，他一定能够活得下去。现在他睡着了，我们在一天之内让他保持复苏状态，然后您来探望吧。要通知民警机关吗？”外科医生望望柯托夫的眼睛，低声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明白了。”于是去休息。
  第六章
  将军斯捷潘·西多罗维奇·沃洛金在自己的办公桌后坐着，警觉地望着在他对面的安乐椅上坐下来的约莫五十岁的男人。
  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甚至在反间谍局的副局长心目中也是个神秘人物。瘦骨嶙峋，穿一身雅致的服装，仪容高贵的，狭窄的脸膛，斑白一半的头发，乌黑的眼睛，善意的目光——这就是客人的外貌。他是个有知识的、聪明的中年男人，但是这只是看得见的海上飘浮的冰山的一部分，而其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它被那未知的事物掩盖着。
  沃洛金知道，在苏联解体以前福金曾有上校军衔，先在第一总局，嗣后不久在第二总局工作，这之后他被该机构免职。他很快就在总统警卫处担任某种无关重要的职务，他没有恢复军衔，福金被降职，他当中校。但是某些文献资料向沃洛金报道；福金偶尔在某处供职，属于那个拥有无限权势的科尔夏诺夫将军的助手之一，但他不在办公室上班，不书写公文，不过他随时会钻入自己上级的办公室，他们谈论的内容谁也不清楚。此外福金还钻入总统和政府的行政机构的各个办公室，他到处受到招待，人们怀有敬意地和他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