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在画自己的小三角形，然后他强迫自己给玛丽亚家里打电话。他听到汽笛声，感到困惑不安，当玛丽亚回答的时候，他该说些什么话。她没有取下听筒，所以古罗夫给戏院打个电话，弄明白了，女演员忙于今日的演出，晚上十点钟左右才有工夫。
  对密探来说，这样等待是一桩匀以为常的事，正如一位外科医师要握手术刀，一位足球运动员要练习踢球那样。古罗夫在去年秋天停放过汽车的地方停放汽车，开初想到如果玛丽亚一个人出来，他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话，如果女演员在某人伴随下出现，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没有想出什么独特的见解，他把思想转移到即将举行的选举，转移到戈尔斯特科夫之家方面来，明天着手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什么事。
  一当玛丽亚从戏院门口走出来，他立即看见她，正要走出汽车，他看见女演员朝他这边走来，想起了十月间她对他讲过，不应该出来打开汽车门，不应该引人注目。去年也有过同样的情况，玛丽亚知道，他正在等候，而今天……但是古罗夫像从前一样，将身子探过座椅去，稍微打开一点右边的小门。玛丽亚走到他跟前，在他身旁轻松地坐下来，不经心地说：
  “你好！请我吃饭吗？我像平常一样，饿得很厉害。”
  “你好！”古罗夫回答，他感到惊讶，他的嗓音并没有颤动，像平常一样响亮，“演出正常吗？”
  “谢谢，”玛丽亚转过身来，把鲜花抛在后座上，“请我抽根香烟吧？”
  古罗夫从荷包中掏出表面抛光的驰名的烟盒，他曾经暗中用它来取得指纹，他请玛丽亚抽烟，把那个嵌在烟盒里面的打火机弄得咔嚓作响。
  “我没有钱上馆子，咱们在家里吃顿饭吧。”
  玛丽亚十分淡漠地耸耸肩，她的态度犹如他们是昨天才分手的。
  他们做好了晚饭，都吃得津津有味，之后玛丽亚洗餐具，古罗夫擦拭餐具，整个晚上像两个多月以前那样很平淡地过去了。
  有一阵响声把他惊醒了，他很习惯地聚精会神，心里明了，玛丽亚在低声地哭泣，于是他摸摸她的头。
  “有人对你讲，你是个可怕的人吗？”玛丽亚用被套揩揩脸。
  “有人对我讲了各种各样的话。”
  “正像你所知道的，应当今天来吗？不是昨天，不是明天，正是今天吗？”
  “不知道。”
  “我觉得你还爱我……你没有提出一个问题。”
  “职业问题。你的事业即是上台演出，我的事业即是提出问题，所以他们使我累死了。”
  “你决没有好奇心，无论什么你都不害怕。”
  “不可能的事。我有好奇心，我害怕许多事情，我有人所固有的一大堆缺点。我和多数人不同的地方只是因为我受过更好的训练，在我身上看不出来，但是为了这件事我要付出自己的代价。你睡吧，什么都会好起来。”
  “是圣经上的吗？”
  “有可能，但是我知道，所罗门皇帝是这样说的。你睡吧。”
  相对地说，在不久以前，当人们刚刚开辟谢列梅季耶沃航空站的时候，那里还是一座以其整齐清洁而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建筑物。一些年轻的，住在不远的莫斯科人甚至会时常到这里来稍事休息，在酒吧间里喝杯咖啡，喝杯白兰地，吃些可口的夹心面包佐饮，和干干净净的，彬彬有礼的，甚至是优美的酒吧间女老板们彼此匆匆地说几句笑话，总而言之是闲看一阵这非本地的生活景象，从而觉得自己是外国人。
  当所罗门在金环上书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字样赠送给儿子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是对的。今天谢列梅季耶沃也许有别于喀山火车站，光顾航空站的女占卦者和酩酊大醉的男人少一些了，但是人们在地板上睡觉，以致无法走到酒吧间和小吃部跟前去。即令你挤过去了，你马上就会明白，宁可不要这样做。俄罗斯甚至没有动一动颌骨就把谢列梅季耶沃吞下去了，把一个外国佬变成了常见的食品。在谢列梅季耶沃，像在莫斯科的任何一个火车站上那样，安装着照明盘，把各路航班抵达和飞离此地的信息通知那些信任他人的人们。一个具有起码的生活经验的人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不能相信照明盘上显示的通告，谁也不对电子谎言承担责任。几个少女坐在问事处，因为粗鲁行为有人把她们从另一些问事处驱逐出来，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问事处依然设立于莫斯科。
  几个密探在迎接来自巴黎的航班，他们知道航班应该在几点钟到达，于是淡漠地向照明盘瞥了一眼，他们遵守科济马·普鲁特科夫的不容违背的行为准则：写出来的东西我们不信。侦探员们询问那些聚集在门口的神经质的迎接来客的人之后弄明白了，来自巴黎的大型客机已经平安着陆，他们正是要从这道玻璃门让乘飞机来的人们走出飞机场。
  古罗夫认为迎接班机是一种正常的保险措施，但是他吩咐，要按照最高规格来办理一切事宜，甚至还请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契科来领队。
  尤里雅乘坐头等舱飞行，她随身带着一只不大的箱子上飞机，省得在航空站上一直等到行李运来，省得在传送带旁边互相推挤。
  早上宾馆里一位关心备至的大夫顺便去她客房里看看，医生在前天来看过她的病，彬彬有礼地说了几句笑话，说什么漂亮的女人在任何环境下都很漂亮。但是昨天她的神经有一点紧张，所以医生应该前来探视她，老板因此而对宾馆的名声表示不安。
  早上尤里雅真的感到不舒适，有点儿抑郁，头部不时地作痛。医生量了一下她的血压，不知怎的很仔细地检查了眼球，皱皱眉头，不满意地摇摇头。
  “小姐，您是想在今天起飞吗？”他打开自己的小提箱时间道。
  “我非常健康，医生，”尤里娅回答，“请您随便给我一点头痛药片。我那位熟人的自我感觉怎样？”
  “那位先生住在宾馆里吗？”
  “不，”尤里娅发窘了，她不晓得维克多尔在哪个宾馆歇宿，也不晓得他姓什么，“这无关紧要，请您把药片给我吧，多谢您的关怀。”
  “药片……”医生从小提箱中取出注射器，拆开盒子，“整个世界都在药片上入迷了。我给您注射一点点药剂，您会觉得自己舒适极了。”
  “医生，”尤里雅躲开了，“打针嘛，我真忍受不了啊。”
  “您甭淘气吧，小姐，您看看窗子，您不会感到什么疼痛的。”
  她顺从地望望窗户，感觉到医生在给她打针，但是打针的地方不痛，而药剂顿时生效了，她好像喝了相当多的威士忌酒，只是她嘴里没有什么很坏的味道，刹那间觉得全身轻快，头不痛了，情绪又饱满起来。
  两个身穿便服的年轻又讨人喜欢的警察把她送到航空站。其中一个试图再向她打听昨天发生的事件，但是第二个，看来是上级，改变了话题，只开两句玩笑。
  “美妙的巴黎金发女郎，向来是极端危险事故的根源。这些精神失常的人想必把您和某人纠缠在一起了，小姐。我们能够弄清事情的真相，找出那个坏蛋，大概要加以惩罚。”
  尤里雅觉得非常舒畅，她很喜欢这几个小伙子，她勉强忍住了，在临别时没有热烈地吻他们几下。
  她在飞机上碰到几个迷人的具有职业技能的女服务员。乘坐头等舱的只有四个中等身材的严肃的男人，他们一登上飞机就着手研究文体。两地间的飞行几乎持续了三个多钟头。尤里雅处于半睡状态，或者在作梦，心里想到尼古拉·阿连托夫，她在巴黎逗留时，实际上没有想过他。她也许喜欢他，尤里雅甚至爱上他了。阿连托夫在某一点上像她父亲，同样地可以信赖，强壮有力而且诚恳，但是缺乏独自培养和改造她的毅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除此之外，父亲对尼古拉似乎不感兴趣，而且青年政治家过分强调和金融寡头保持距离，毫不含糊地让尤里雅明白，假如她想和他维持现有关系，那么尤里·卡尔洛维奇就必须尽量少地知道他们之间的这种来往。
  尤里雅明白，尼古拉贪慕虚荣，沽名钓誉，想独立门户，不仅是只作丈夫与女婿。最近一次晚会上，尼古拉喝了一点酒，他自己承认，下次选举中不想再去带领总统的警卫小队，而要推荐自己的候选人，甚至还诙谐地说：
  “尤里雅，如果你精神失常，要冒险嫁给我，那么你可以成为可爱的俄罗斯的第一位勋爵夫人。”
  飞机降落以前尤里雅喝了一杯香槟酒，很快就站在一位年轻的过分严肃的近防军人对面了。她常到外国去，老早就注意到，俄国边防军人们都是世界上最严肃，很难流露笑容的小伙子，至于对俄国边境的捍卫者开开玩笑的事，那就更谈不上了。
  尤里雅已经领到了护照，拿起手提箱，当她听见头顶上方传来的欢呼声时，她已经穿过敞开的旋转栅门：
  “尤里雅·尤里耶芙娜，多么高兴啊！”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身材魁梧，温文尔雅，长着一双含有笑意的眼睛，他拿走她的手提箱。“我看，您不记得我了。我有一次到过你们家里，认识令尊和令堂。”
  开初尤里雅不信任地朝这个男人瞟了一眼，但是他那诚挚的微笑，尤其是他很守旧地、恭敬地喊出她父母的名字，使这个少女产生了一种信任感，于是她微微一笑。
  “老实说，我记不得，”尤里雅承认，“您也是从巴黎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