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握住了客人的肩膀，使它挺直，看看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好像抑扬顿挫地说话：
  “我喜欢你，小伙子。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告诉我好了。”他想了一下，补充说：“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当斯坦尼斯拉夫遵照朋友和上司的要求找来的几个离职的侦察员来到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的办公室的时候，受庆贺的戈尔斯特科夫之家的客人们刚刚准备在节日的餐桌旁就座。
  这时候侦察员们总共有四人。一个老同志曾经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古罗夫的小组中工作多年，一个离职的少校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斯维特洛夫正在内务部的汽车库里当司机。老兵的孙子病得很厉害，治病正需要用钱，少校把自己的忧虑告诉斯坦尼斯拉夫，于是斯坦尼斯拉夫劝他请假去加入古罗夫建立的小组。对做侦查工作来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年纪大了一些，但是一个有经验的司机而且在侦查机关供职三十年，对这个案件来说，他是一个有用的人。老兵的来临使古罗夫感到十分高兴，预付给他一千美元和斯坦尼斯拉夫在某一侦探局租用的“日古力”牌小轿车的第六号样品。
  维特金·根纳季·美特罗范诺维奇是个具有二十年工龄的密探，外表很像克里亚奇科，中等身材，长得结实，一副假装呆气的普普通通的面孔。这个间谍很平凡，但会进行观察，很仔细地有耐性地执行各项指示。
  柯托夫·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年老的侦察员，像他自己的犹太籍父亲——三等乐队的小提琴手，蓄着小胡子，戴一副眼镜，无论说他像谁都行，只是不像有经验的机灵的侦察员，他个子高大，病态般的消瘦，给人留下一个体弱者的印象，这完全不符合现实情况。柯托夫能用两手出色地射击，在街头斗殴中甚至可与古罗夫相匹敌。朋友们时常开玩笑，说他格里沙是个紧紧地绷着牛筋的骨架子。
  加弗里洛夫·鲍里斯·叶菲莫维奇也是个因循守旧的侦察员，他有一副很严肃的外貌，如果柯托夫四十岁的时候看起来像个五十多岁的人，那么加弗里洛夫已有三十五岁了，看上去像个无赖的小伙子，准备在任何时刻把手伸进疏忽大意的女士的口袋或者夺去她的手提包。他穿着适宜：牛仔裤、越野赛服装、好像是在伊斯坦布尔旧货商场买来的皮绒大衣。在售货亭里，没有人会把一瓶伏特加送到他手上去，如果他要仔细地瞧瞧商标，人家便要他先付现金。他的上嘴唇上面有一道伤疤，而在上颚中的一颗金牙时时闪现出微光。鲍里斯卡——同志们这样称呼他——与任何人结伴或者一人在门口，一个人能顶三个人喝酒，他不引人注目地洒掉了半瓶酒，过了半小时又和街头的小无赖，所谓自己人混在一起了。
  使所有出席的人联合起来的正是侦察工作的经验、对那些不珍惜他们的职业技能、不珍惜他们对侦探事业忠诚的上司的厌恶、对“能干的人们”暗含的仇恨，他们亲身忍受着这班人的诡诈和残酷。他们珍惜金钱，但不把它置于首要地位，他们希望赚钱，但不出卖自己，也不耍两面手腕。
  在征集一小分队侦察人员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把某人的正派作风摆在第一位，伙伴们的所有其他品质或者更优，或者更劣，而诚实则是必须具备的品格。
  当大家聚集起来，抽抽烟，回忆往事，互通消息的时候，古罗夫向每个人发放一千美元并且说：
  “小伙子们，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不是人人很乐意去做的工作，”之后他给每个人送上一张尤里雅的相片、她的地址，并说明她出生于什么家庭以及有关书面警告的情况。
  此后他叙述有关某人企图在巴黎劫持女郎的案子以及劫持者的特征。他们回想几个老“朋友”时，花费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讨论过各种特征，但是具体的情形一点也想不起来。
  “安全部门……”
  “反间谍机关，”柯托夫反驳，一面弄正那经常滑落的眼镜。在青年时代他患近视眼，随着岁月的推移近视的毛病好了，但是他还有戴副眼镜的习惯，只是不得不把近视镜片换成平光镜片罢了。
  “不要赶忙作结论，”古罗夫说。“我把发生过的事情讲给您听，要您把真相弄明白：威胁是不平常的，既然作案的人们走到了巴黎，可见他们伸出的手很长。根纳季，”上校把脸转向维特金，把一张纸条递给他。“这就是交给你的一份有关女性追求者的资料，尤里雅和他在巴黎会过面，请你尽可能查明小伙子的一切情况。”
  “没法查明的事情，你也要查明，”克里亚奇科不能长时间地保持沉默。“客房里有人使他大为震惊，但是他们也许都是同一个分队的人。”
  “是，遵命，上校先生。”维特金点点头。
  “现在谈您的情况，您的任务和可能采取的办法。”古罗夫继续讲下去。“华连廷·聂斯捷伦科和伊里亚·卡尔采夫明天回来，即是说，你们共计六个人，必要时斯坦尼斯拉夫和我也参加你们的活动。我们有三辆汽车，但是我的‘雷诺’牌小汽车，特别是克里亚奇科的‘梅尔谢杰斯’牌小汽车在某些地方要亮灯，在另一种情势下就非亮彩灯不可。不要舍不得花钱，必要时可以开支，不需要任何汇报。只要能写出重要的侦察材料。”
  “完了吗？”鲍里斯问道，他的金牙齿闪现出一道微光。
  “你们都有证件，”古罗夫回答。“你们有武器执照，而怎样使用手枪，怎样才不会陷入囹圄，生活教会了你们。如果当局把你们抓起来，你们可以出示我的电话号码，如果情况很不妙，就给奥尔洛夫将军打电话。但是，伙伴们，”他叹一口气，并且摇摇头，“你们自己要明白。你们可能会撞上反间谍机关，也会撞上警卫部门的。”
  “请您省略‘可能’这几个字，”斯坦尼斯拉夫插上一句话。“列夫·伊凡诺维奇，哄骗伙伴们是心眼不好，品德不端的。他们必将直接或间接撞上各个部门，一定会撞上的。”
  古罗夫不去打量自己的朋友，忍住气不作停顿，继续说下去，仿佛没有人打断他的话：
  “给特工机关查明情况，密探的首长们在工作中使用外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侦探长。”他用指头戳了一下自己的胸膛。“这是一回事，总局局长、副部长，完全是另一回事，您想想看，他们并不是小人物。”
  “既然房门夹不住鸟蛋，我们就不作声吧。”加弗里洛夫说。
  “鲍里斯卡，你可以双分身，要爱护，你才会活得更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道，大伙儿齐声大笑。
  “还有什么问题吗？”古罗夫问道。
  “我明白，我们明天要从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得到这个小姑娘，还要追逐她一昼夜，”柯托夫轻轻地搔着胡髭说。“我们要怎样换班，工作几个钟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我们做出观察她的标志，就会告诉您，可是在哪种场合下我们才有译出密码的权利呢？”
  “你提出一些太简单的问题，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古罗夫冷笑了一阵。“你是个医生，就是要决定在什么场合下才要动手术，也可能在这个时候只要摆上热水袋就行了。我们知道，他们想把她偷走，究竟是谁准备在哪里搞这种勾当，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动机。显然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她父亲。如果这个女郎是普通工程师的女儿，那她就不会受到什么威胁了。他们的卑鄙企图也许是想拿到一笔钱。不过我觉得好像这一事件和竞选运动有关。他们企图借助于女儿对戈尔斯特科夫施加压力，使他和他的同事们，即是使那大笔大笔的资本朝某一方向转移。”
  “那么还有另一个敌人，我们的人不会走钢丝。您，列夫·伊凡诺维奇，要量力而为。要知道我们只是退休的普通密探。在政治论争中人家要把我们压倒，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你压死一只臭虫，发出难闻的臭气，我们身上决不会有什么遗臭的。”维特金说，古罗夫委托他去调查维克多尔。
  “你害怕了吗？”克里亚奇科从座椅上欠了欠身。“大家都害怕，这是正常的情况。只不要预先在自己身上画十字，也许是不会打雷的。”
  “斯坦尼斯拉夫，”古罗夫阻止自己的朋友，“维特金考虑得周到，但是他往脚下看。我不愿意提到这个问题，不愿意扯些题外的话。侦探机关联合会这个组织很强大，我们反对它是不明智的。我们抓住另一个最差的组织：反间谍机关或是总统保安机构对这个案件很感兴趣。但是要知道他们都不会在这里使用自己人，使用自己的实力。而在那里工作的并不是傻瓜，他们很了解，如果国家机构在这种案件上捅漏子了，那么总统就要完蛋了。他是一具政治死尸，他不得不赶快取消自己的候选资格。这是意味着什么？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直接地采取行动。因此巴黎发生的事件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德国法西斯分子窃取了墨索里尼。他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旅行的少女抢去成亲。他们自然不知道我们这些伙伴的情况，但反正一样，这是略识门径者的工作。为什么他们在客房里，而不是在街头或是胡同中的某个地方劫持她呢？因为他们语言不通，万一发生什么事，他们没法向警察表达意思。这是特工机关吗？已经找到了两个小伙子，他们能够用法语讲它一通。
  “在这个案件中，各个特工机关也像虾那样站着，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