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属于自学成材一类人，劳改营的规矩他学得很快，因此跟“师傅”及其朋友们告别时十分友好。
  他上车以后，一眼瞥见窃贼们正在核查他是否乘车离开。他没有上过任何专门训练班，但他没有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而是顺手提起一位妇女沉甸甸的旅行箱，装作送行的人进了车厢。
  “小家伙挺机灵，”老耄说，“咱们不该把他放走。”
  “我见过一些告密的人比他更机灵，”贼头答道，说着他们离开了月台。
  伊万到了莫斯科以后在先前两位老太太那里住下来，她们不住地惊叹“啊—呀呀”，谢天谢地，她们的万涅奇卡①没有陷入车臣那场自相残杀的战争，总算四肢齐全地回来了。他对劳改营的事自然绝口不提，去民警局登了记，报了户口，住址报的是楼底下的贮藏室，有号码有门铃，好歹算个房问。两位老奶奶开始很生气，但伊万解释说，户口报在哪儿就得住哪儿，否则他别想分到正规的房间，更不用说一套住宅了。
  “①伊万的小名。”
  三天以后伊万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在俄罗斯地图上没有标明的那座小城里，在“艺术”电影院旁边弄到的。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平静，但未作自我介绍，只说了一句：
  “喂。”
  “您好，”伊万答话后停了一下，对方没有回答，于是他继续说：“我在远离文明的地方休息了将近五年。一位体面的男子在火车站交给我一个信封，并请我拨这个电话。”
  对方短暂地停了一下，伊万听见那边在骂娘，随后那男人说：
  “今天十五点请到我们的传达室来，我来拿您那个信封，不过我不能作任何许诺。”
  “你们的传达室只有精神病患者和告密者才去。况且我没有任何事情求您。就算我没有打这个电话。”
  伊万·彼得罗夫可没有上过什么特工学校，从来没有上过。然而天生的机灵使他领悟到，这个电话号码的谈话十有八九会录下来。那么电话线另一端那个傲慢的家伙就会有人狠狠揍他一顿。
  “等一等！等一等！”对方急忙说道，“您不想上我们传达室来？咱们另找个地方见面……您知道多尔戈鲁基纪念碑吧？”
  “不行。我觉得找个住宅合适，最好是旅馆房问。”
  对方呆了一呆，随后说道：
  “还是十五点，在莫斯科宾馆大门口，您一个人是不让进的。”
  “好吧。讲讲您的模样，我来找您。”
  伊万提前半小时来到会面地点，他自己也不明白干吗要来得这么早。他无事可干，手里拿着三颗钉子，装出一个急不可待的恋人的样子，在离宾馆大门不远的地方转来转去。人们在镶镜子的大门口进进出出，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仿佛怕迟到一样。人行道边上急速驶来一些小汽车，多半是出租车，但许多外国牌子他不认识。伊万注意观察过往行人，留心他们的服饰，很快就学会了怎样认出谁是外地人，甚至包括从豪华高级轿车里出来的人。外来人中有许多人在当地是有威望的人物，到了这里，在莫斯科，他们也竭力显得与众不同，走起路来不是随随便便，而是十分庄重，抬起下巴，目光也显得意味深长，从来不露笑容。此外，外地来的首长爱穿宽松的名贵大衣，而且手上一定有公文皮包。
  伊万发现外省达官显贵的司机和随从往往面露拘谨的笑容，有时互相使个眼色。有两次他见到摄影记者和电视台记者，他们既不跟旁人打交道，也不左顾右盼，对准目标摄完像就走。
  伊万等候的那个克格勃人员相隔二十步他就认出来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认出这个人来。或许是因为紧紧系在风衣上的那根腰带加上运动员一般的姿势，那人完全心无旁鹜，走路不慌不忙，不四处张望，但眼睛却瞟着左右两侧。腰带、驼色风衣、身材高矮和不带帽子，这些特征克格勃人员在电话里都说了，可是伊万即使不知道这些一般的特征也能断定是他。他拦在那人前面，伸出几颗钉子说道：
  “你好，朋友，很高兴你按时赴约，”他拉住那人的手，把他拉到大门口，“你在前面走，我能跟上，”从看门人身边走过时伊万又补了一句，那看门人仔细看了这位客人一眼，显然是要记住他的相貌。
  房间颇为幽雅，看样子无人居住，空气不新鲜。伊万也不征求主人同意，打开通风的小窗口，倒掉烟灰缸里的烟头，说道：
  “我叫伊万，您呢，我将尊称您为‘头儿’，因为您不会把您的名字告诉我，我也犯不着让脑子里塞满杂七杂八的东西，”说着他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来。
  “好吧。”“头儿”点了点头，在写字台边上坐下来，略带嘲弄的神色，仔细地看着他。
  伊万突然明白了，他面前的这个人根本不是跟他通电话的那一位。一方面这无关紧要，然而另一方面，伊万心里明白，他得换个语气和方式谈话，对上司必须恭恭敬敬。
  “情况就是这样，首长同志，”伊万小心翼翼地开口说，“现在我的命运由您决定。”
  “唔，伊万，详细讲讲你的情况，可别讲假话，否则迟早会真相大白，那你就完了。出生呀，洗礼呀，上学呀，偷东西呀，打架呀，一五一十全都讲出来，一直讲到受审判刑，先讲一讲，然后写出来。”
  当克格勃人员看完伊万所写的自白以后，把那几页纸推到一边，问道：
  “我不明白，我们的工作人员干吗要你来？这种淘气鬼在首都成千上万。”
  “那人在穷乡僻壤呆腻了，想往高处攀，”伊万答道；他心里明白，这一刻正在决定他的命运，他没有能力左右局势。
  “头一次找你谈话你干吗要同意，又干吗要给我们打电话？”
  “是我猜出了你们是个什么机构，”伊万坦白地说。小伙子看中了跟他谈话的人，决心跟他实话实说。“去研究所我不够格。杂工我不想当，警服我见了心里就作呕。大型体育项目我早就过了年龄，我也不愿意到共青团委员会去值班守卫、写点告密材料向上爬。”
  “可以去建筑工地干点活嘛，”克格勃人员随口说道。
  “我头上挨过打，不过没有受到什么重伤。首长先生，我想干的不是套上挽具拉车，而是拿着鞭子赶车。”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吗？伊万，你啥也不会呀，你是白纸一张，得从头教起。你判过刑，进不了我们的学校，射击你没来得及学会，打斗起来像个普通的流氓无赖。你一无所长。”
  “我会动脑筋，亲爱的先生，您对这一点十分清楚。这会儿您是故意气我，检验我的克制能力。那么我在这一方面也毫无问题。”
  “是这样吗？”克格勃人员毫不掩饰他的惊讶。“有意思，你那聪明的脑袋里是怎么产生这种念头的？”
  “要不您怎么会派人住在离劳改营最近的火车站呢？这就是说，您对我们这种人感兴趣啦？您查阅我们的个人档案，跟管教人员保持联系。你们需要人，不是佐尔格①，不是什季里茨②，你们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开展工作。你们缺乏敢于拼命的人。”伊万还想说，克格勃分子还缺乏可以塞入绞肉机的人，把人绞杀以后他们不用负任何责任；但他确实不傻，这些多余的话忍住了没有说出来。
  “①②均系二战时期的苏联侦察英雄。佐尔格于30—40年代以德国记者身份被派驻德国、中国和日本，获取珍贵情报，1941年被日本警察逮捕，1944年被处决。什季里茨长期打入德国间谍机关，他的事迹在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作了详细描述。”
  “会杀人吗？”克格勃人员问道。
  “没试过，看情形而定。”
  “去杀几个人！这就是全部情形！”克格勃人员自己也没有觉察到他开始生气了。
  “这种情形应当说相当糟糕，”伊万停了一下，答道。“一个人要是训练有素，那我可对付不了，再说你们有这方面的专家。至于那些流浪街头的废物，你们不会为那种人弄脏了手。您的话含糊不清，您拿个主意不就得了。”
  克格勃人员不是个泛泛的头儿，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招募者，一位上校，听了伊万的话只是笑了一笑，心想这小子当“一次性注射器”使用倒还合适，说道：
  “明天十二点呆在你的地下室里，有人会来找你。”
  “一言为定。请给点钱，我没有钱吃饭。”
  克格勃人员给了伊万五十万卢布，把他送到门口。
  伊万拿到了身份证和户口，安置在一个汽车库里洗车。工班班长冷冷地对他说：
  “每天来和走的时候登个记，别的事与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