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认一认。”
  维尔丁从来不使用“糟透了”这个词。他总是说“感到不舒服”，要么就用别的词。但当下属从一叠照片里挑出格里戈利·柯托夫的照片时，中校的感觉恰恰是糟透了。
  照片上柯托夫坐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小吃部的一张桌旁，他当时正在向见过福金的一位女服务员耐心作调查，后来他爱上了女服务员，跟她结了婚，眼下正盼着孩子出生。当时拍照并没有具体疑点，只不过有备无患，因为他逛那个小吃部太频繁了。后来才得知他是古罗夫上校的人。格里戈利·柯托夫的外表确实不像个好斗之徒，直到查清了他的有关材料和当民警侦查员的经历才知道，他是个经验极为丰富的侦查员和出色的拳击手。
  维尔丁拿起照片，仔细端详着这个黑发头、大鼻子、身型瘦削的男人，他承认就连自己也可能被这个人瞒过，但他还是忍不住说：
  “你们说他是个讨厌的书生，可是只要他想出手，就会缴下你们的枪，打得你们无力还手。他当时觉得不能暴露，因此你们才能回到这里而不是躺在医院里、花匠失踪了，必须查一查其他几个人。不过。根据我对古罗夫的了解，我们已经迟了。”
  维尔丁对自己已故的上司福金中校和他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记忆犹新。尽人皆知，福金极为忌惮民警上校古罗夫，但维尔丁怎么都无法把上司的死跟这位民警侦查员联系在一起。然而福金头脑聪明，早就了解古罗夫，因而维尔丁充分考虑了已故上司对这位民警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请原谅，头儿，”上尉鼓起勇气说道。“也许我们是疏忽了，可是案子已经判下来，根本不可能赦免。最高当局目前的状况……”
  “住嘴！”维尔丁吼道。“我们不管最高当局，只干自己的工作，就为这个人家才付钱给我们。把人召集起来，挨个儿去找证人。我相信你们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我们晚了一天半。查清他们的社会关系，姘头、兄弟、所有沾亲带故的人，找到证人并把他们干掉。动作要快，出手要狠，决不让证人再到检察机关露面。”
  两个侦查员走了。维尔丁往口里塞了一块口香糖，靠在安乐椅背上沉思起来。
  很简单的一次行动，可是某个地方出了差错。主要的是：怎么又是古罗夫，难道民警局再没有别的大案侦查员不成？眼下十分清楚，密探路领导争吵，离职度假——这一切都是假的，只不过是让他放开手脚去干。至于查找恐怖分子的同谋，那不过是一种托词。不论哪位将军，甚至部长也无法禁止一个人利用业余时间去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能不能试一试让他停止休假，把他召回来，派他去出差？愚蠢的想法。得扯上沃洛金将军，迫使他同巴尔金见面。什么理由？最高当局中的严重斗争已日益迫近，谁也顾不上鸡毛蒜皮的小事。公共汽车爆炸了，恐怖分子抓到了，判决了。那么没有不予赦免的批示能不能枪毙他呢？典狱长不会负这个责。一方面，这是小事一桩，而另一方面，既然有一纸公文，上面就得有批示。
  他想到几个证人，即令古罗夫抓到他们，让他们省悟过来，那么这种举动也没有法律效力。发现新的情节以后重新提起上诉？这可不妙！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维尔丁中校就会威信扫地。
  必须制止古罗夫捣乱，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正是他发动的。维尔丁拿起电话听筒，拨了号码。
  “喂？”答话的是个熟悉的声音。
  “你好，刚巧碰上你，”维尔丁说。“咱们得恢复工作，得开始行动了。”
  古罗夫上校和维尔丁中校都专干这一行，因此他们的想法实际上都一样。
  爱德华·伊夫列夫拿了钱就动身去找他那位戒了酒的哥儿们。那人把酒一戒，觉得十分孤独，便开始干活。他年轻时帮父亲做过木工。老爸斗不过“该死的伏特加”，一命呜呼，干活的工具却留了下来。儿子伊万也是巴克科斯①的忠实信徒，却奇迹般活了下来。他用颤抖的手拖出老爸的工具箱，干的头一件活便是修理自家的台阶。全镇子有一半人跑来观看这个酒鬼的杰作。两个星期以后伊万已经会修理栅栏乃至大门了，不久人们就请他帮忙盖屋顶，干活的男人在这一带是很珍贵的。
  ①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当伊夫列夫来到这里，说他想在野外大自然环境里住一阵时，伊万只是气鼓鼓地嘟囔了一句：
  “你住吧，可是我家里没有比牛奶更烈性的饮料。”他断定用不了多久“哥儿们”就会走掉。
  可是伊夫列夫在他的菜地里转了一圈，抓起一把泥土用手揉了一揉，又闻了一闻，随后鄙夷地用皮鞋踢了踢蔫蔫的黄瓜，说道：
  “伊万，你修几间温室，我来种花，准能让你发财。”
  伊夫列夫这里总算没有什么麻烦，用不着为他担心，可是其他证人一听说要他们当天离开莫斯科，都表示反对。只有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科诺瓦洛夫不用别人多费口舌，也无需为他操心。就是这个人当时在证人坐的房间里说过，这件事儿可不妙，必须把嘴巴封紧。看来他后悔自己失言，开庭以后就从跟他同居的女人的住处开了溜。去哪儿了，干吗要溜掉——谁也不知道。古罗夫作过一些推测，但当他把两名证人召到他认识的一位民警分局局长办公室时，对伊夫列夫和科诺瓦洛夫的事并没有多说，只说他们两人很明智，眼下暂时离开了莫斯科。至于第五个证人，即跟“恐怖分子”一起下车的那个人，上校只字未提，确切地说，只是顺便讲了一句，说是没有找到那个人。
  古罗夫并无绝对把握，但他怀疑最后一个证人是个眼线，正是他奉命把嫌疑犯交给“碰巧”近在咫尺的两个特警队员。密探指令伙计们尽可能详尽地搜集有关最后一个证人的情报。此人名叫谢苗·西多罗维奇·捷列霍夫，二十七岁，身强力壮，在一家规模不大的商业银行工作。假如古罗夫的估计不错，捷列霍夫正是眼线的话，便可盯住他往上顺藤摸瓜。得注意观察这个人，因为维尔丁很聪明，一旦他得知所有证人中只剩下一个，他决不会保住这个眼线。开枪打死他没有理由，因为这个人微不足道，可是用砖头砸烂他的脑袋或是往腋下捅一刀，那就再合适不过。
  星期四这一天，古罗夫把卡西亚诺夫和费季索夫找来做工作。这两个人自然各不相同，跟他们谈话应该分头进行，可是时间太紧。古罗夫尚不知那两个克格勃侦查员马虎懒散，还在等着伊夫列夫回家，因此他认为决不能等到明天，再说还得跟捷列霍夫见面。
  费季索夫是个慢性子，态度不冷不热，听古罗夫说要他离开莫斯科，冬天再回来，他只嘟囔了一句：
  “行啊，女人哪个地方都多的是。”随即厚着脸皮问道：“有差旅费吗？照我的理解，我离开本地是社会需要。”
  古罗夫还没来得及回答，卡西亚诺夫就炸开了：
  “不行，长官，我有生意！本来你们的苛捐杂税就叫人喘不过气来，在海关也是纠缠不休，现在又要我离开莫斯科。没有这样的法律，我们这儿可是个民主国家。”
  古罗夫呆在别人的办公室里觉得不自在，再说时间也很紧迫。最正确的办法是在捷列霍夫从银行出来时把他截住，否则这家伙也许上了汽车不回家，不知会去哪儿，比如说去看朋友或是找女人。古罗夫看了看表，随后望了望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斯坦尼斯拉夫漠不关心地坐在一旁浏览杂志，头也不抬，似乎看也没看朋友一眼，这时猛然站起身来，说道：
  “您太专心，把时间都忘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该走了，”他几乎把古罗夫从桌子边上推开，随后转身对卡西亚诺夫和费季索夫说：“你们知道吧，两个密探一起找人谈话时，有一种司空见惯的手段。一个诚恳亲切，另一个不讲情面。那么，我就是毫不留情的。尤里·尤里耶维奇，我这就给你讲清楚，您立即离开莫斯科会得到什么样的补偿。你呢，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我来跟你讲讲生意、纳税、海关，还有你这傻瓜在民主国家享有的权利。”
  “您用这种语气我可不想跟您谈话！我干脆走得了！”卡西亚诺夫跳了起来。
  “你当然可以走，那么你藏到哪儿去？在你走出这扇门之前请你注意，即使在最民主的社会里也只有活人才能做生意。死人则只能下葬，当然啰，假如能找到尸首的话。”
  “您这话什么意思？”卡西亚诺夫不知所措地问道。
  克里亚奇科并不答话，挽起古罗夫的手，跟他一起走到门口。
  “你别白费精力，你还要艰难地费一番口舌，”斯坦尼斯拉夫说着把门打开，喊道：“喂，中士，请把这个年轻人带出去，”他指了指卡西亚诺夫，“跟他切磋一下足球。向他领教一番，看看我们为什么在世界冠军赛上踢得那样差劲。”
  谢苗·西多罗维奇·捷列霍夫除非万不得已，下班是从不磨蹭的——他从银行出来是六点过两分。他中等身材，相貌平平，体格壮实，但衣着精雅，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闪闪发亮的硕大的宝石戒指。捷列霍夫显然想模仿中层领导的派头。他握了握门卫的手，又看了一眼金表，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会儿是几点钟。
  古罗夫把自己的“雷诺”车跟捷列霍夫的“奥迪”车并排停在一起，一面观察他一面盘算怎样开始跟他谈话，怎么个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