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母亲的证词对陪审员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您认为这个案件是伪造出来的？”古罗夫问道。
  “我没有根据这样断言，”律师干巴巴地答道。“再说铁木尔也证实公共汽车里的背囊是他带上去的。他只不过把它忘在车上了，因为他差一点错过了要下车的车站，他是在车子开动后跳下去的。”
  “这些无懈可击的证人早在爆炸发生之前就在不同的车站下了车，那么刑侦人员是怎么一一找到他们的呢？”古罗夫颇感兴趣地问道。
  “这话您问我么？”主人神色疲惫地叹了一口气。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为什么铁木尔拒绝讲出供词？”
  “我不知道！我一无所知！几个昼夜没睡觉了，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别再烦我了！”
  “沙尔瓦，你带了酒壶吗？”古罗夫问道。
  公爵在安乐椅上笨拙地翻动身躯，从口袋里掏出装着白兰地的水壶。
  古罗夫拧开壶盖，绕到桌子那边，把壶放在主人手中。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喝一口，最好是两口。”
  律师顺从地喝了两口，挥了一下手掌。
  “要吃点东西下酒吗？”
  “不必要，您再喝一小口，”古罗夫说着走进客厅，拿来一颗水果糖。
  “谢谢，”主人把糖放进口里，用手掌擦了擦脸。“您在哪儿找到糖的？”
  “我可是密探呀，老师，”古罗夫微微一笑。
  “很高兴跟懂行的人打交道。可是您的老朋友呢，列夫·伊凡诺维奇，则是个寻常的无赖。”律师这么说，仿佛沙尔瓦不在书房似的。“请您把这话转告他！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律师，曾祖父跟普列瓦科①本人共过事！可是，请恕我直言，您的老朋友却塞给我一大包钱，求我转给法官。”
  ①费·尼·普列瓦科（1842—1908），俄国著名法学家兼律师。
  “岂有此理！我转告他。我一定转告。可是您呢，亲爱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别见他的怪。沙尔瓦是个好人，只不过童年时多灾多难。”
  “好吧”。主人又抿了一口，把酒壶还给古罗夫。“谢谢您，医生可是绝对禁止我喝酒。对了，请转告您的朋友，我再不生他的气了。”
  “我一定转告，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坐到自己那把椅子上。“我听说您要去外地，请恕我冒昧，您要去很久么？”
  “我哪儿也不去，”律师嘟囔道，“我那样说是为了讨个清静。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亲爱的，眼下一个人要是不‘拿’人家一点儿，他能上哪儿去？得对当事人加以选择，谢绝那些两手空空、无依无靠的当事人。律师协会的同行们早就把我摸透了：谁要是一贫如洗，让他找博亚里诺夫去。”
  古罗夫一眼就已看出，屋子里的陈设几乎是本世纪初购置的，而主人则消瘦得反常。
  “明白了，明白了，”古罗夫喃喃说道，心里暗暗补了一句：“帝国遗老。”接着又说：“可是最近这个案子他们应该付给您丰厚的报酬，犯人家里并不穷。当然啰，您败诉了，可是您尽了力，干了工作。”
  “您说这话怎么不害臊，列夫·伊凡诺维奇？我的当事人被判处死刑！我怎么能要钱？可耻！”
  古罗夫看了沙尔瓦一眼。格鲁吉亚人吃力地在安乐椅上转动身子，本想开口讲话，但他抹了抹小胡子，转过头去。律师看出了古罗夫的眼神，赶紧说：
  “他们曾经塞给我一个信封，可是我劳而无功是不收钱的，这事就别提了。而您，尊敬的先生，打算管这个案子吗？我看不必了。所有的证人都不止一次讯问过，在民警局，在检察院，在法庭也作了证……”
  “我明白，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点头表示同意。“既然您哪儿也不去，可以给您打电话吗？”
  “随时恭候。目前我手上的案子不复杂，还不知什么时候开庭。曾经有个时期买糊口的面包得排队，现在是等候开庭也要排队。没有法官，人手不够。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说说看，为什么一九一七年以后俄国经常短缺点儿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跟您讨论讨论，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站起身来，“请允许我感谢您，并就此告辞。”
  “祝您诸事如意，有事请打电话。”律师打开前门，握了握古罗夫的手，转身对身躯庞大、塞在楼梯口的沙尔瓦说：“再见，”随即向他伸出枯瘦的手，“如果我失言了，那么请原谅。”
  “谢谢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沙尔瓦抬眼一望，记下住宅号码。“祝您健康。”
  沙尔瓦走到街上，再次回头望了望这幢房屋。
  “公爵，你可别干傻事。”古罗夫说。
  “这人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你怎么啦，难道不明白？”
  “他不会要你任何东西。”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教的这一套可真够我受的。”沙尔瓦深深叹了一口气，舒展一下肩膀。“你见过他门里有锁吗？我派几个伙计把东西送来，放下就走。”
  “他那冰箱小不点儿，你可别太大手大脚。”古罗夫看了看表，他还来得及在家里见到玛丽亚，但他不想回去，他不喜欢送别。家里会来一些不认识的外人，他得对他们微笑，得找些话跟他们说。
  “那么冰箱我们也送一台像样的来。你别教我怎么做人，列夫·伊凡诺维奇，”公爵长时间按捺自己没有做声，这下子突然发作了，“猪狗不如的生活，你的家里没有吃的，著名的律师在挨饿！”
  “你不用为我担心，过两天我就发工资了。”古罗夫朝四周看了看，“上哪儿去找一台自动电话机？得打个电话。”
  “在汽车里打，”公爵打开漆得铮亮的“梅尔谢杰斯”车门，拦住古罗夫，气鼓鼓地问道：“发工资前不借点钱用吗？”
  “别纠缠了，公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古罗夫推开格鲁吉亚人，钻进汽车，拿起安在前排座位中间的电话听筒，拨了克里亚奇科的号码，不过他料想朋友还没回家。
  “我洗耳恭听。”答话的是斯坦尼斯拉夫。
  “好嘛，把我的俏皮话全都偷去了，”古罗夫说，“你怎么在家里，你这头大象病了吗？”
  “大象没病，我的懒劲儿上来了，躺在安乐椅里看电视。”
  “肉馅饼还没吃掉吧？”
  “尝都没尝，等着你呐。”
  “撒谎，”古罗夫满有把握地说，“你早就巴不得吃掉，是娜塔莎不让。行了，我给你解围。我马上就到。”他把地址告诉司机，又补了一句：“见到卖花的人请停一下。”
  “这花你允许我帮你买吗？”沙尔瓦问道。
  “允许，三支剑兰。”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以为我不知道送一桶玫瑰不体面吗？”沙尔瓦在前座上舒展身子，看了古罗夫一眼。“人应该按自己的规矩生活。西方有好些东西我喜欢。可他们给女人送玫瑰只送一朵，在餐馆里各付各的账，这可不称我的心。”
  “我也一样，但我们不用互相教训了。”古罗夫对这个格鲁吉亚人已经不耐烦了，想尽快跟他分手，主要的是他试图把他古罗夫无法胜任的重担推到他的肩上，这使他很生气。他不知道怎样回答马上就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更是气上加气。假如他着手干这件事，他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傻瓜；假若他拒绝，那他就是个胆小鬼。
  沙尔瓦靠在座位上，一边捋胡子一边看着古罗夫。
  “那小伙子家里人很多，他们都住在哪儿？”古罗夫问道。
  “我认识他的爷爷、父亲、母亲和两个妹妹，他们住在格罗兹尼，”沙尔瓦回答说，又补了一句：“假如那里今天还能生活下去的话。”
  “今天高加索哪一块地方可以平静地生活？你别把自己装成圣徒了！一切都是俄罗斯人的错吗？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阿塞拜疆人，同样还有车臣人——难道全都清白无辜？咱们算算谁在高加索流了多少血？”
  “我不想惹你生气，列夫·伊凡诺维奇。”沙尔瓦叹了口气，挺直身子，座位的靠背几乎被他压垮。
  “你不会让我生气，我了解自己的过错。你促使我跟我的人民作对么？我是个俄罗斯人，我了解我们的过失和缺点，可我只有这一个祖国！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想接手这件工作。”
  “梅尔谢杰斯”在一排货亭前停下来，沙尔瓦吃力地钻出汽车，不一会就买回三支雪白的剑兰。
  “谢谢你，希望你三天三夜别睡觉，”古罗夫说。“我会给你打电话，什么都别说了，你这鬼格鲁吉亚人！”
  “对不起，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下车时沙尔瓦再没有转身，只默默地拍了拍他的手掌。
  斯坦尼斯拉夫夫妇穿着节日盛装，过生日的女儿把父母撇在家里，说她很晚才能回来。女主人亲手做的肉馅饼像往常一样美味可口。女主人从冷冻柜取出一瓶“首都”牌伏特加，但古罗夫只肯喝一杯。他默然不语，偶尔开口也是只言片语。娜塔莎收走脏碗碟，端上咖啡，把烟灰缸挪到古罗夫跟前，就到厨房去了。
  斯坦尼斯拉夫听朋友兼首长说完，用手掌抹了抹脸，说道：
  “臭狗屎，列夫·伊凡诺维奇，请问你从哪儿弄来这一堆又一堆狗屎？刚从一堆里爬出来，臭气还没有散完，你又搬来一堆。”
  “可是谁也不会强迫你。我是来跟朋友商量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