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找到一个嫌疑犯，却因为缺乏更充分的证据始终都没有逮捕他。
  这个案件发生后一个月，我被叫去爱丽岛，那里发现一个年青的穿着妇女辅助空军队员制服的尸体，脸朝下躺在尼尼河堤上。她的裙子卷起缠在腰部，没有穿衬裤。但其他部分都穿戴得很好，只是少了一只长统袜和两只鞋子。警察杰克·科克斯被叫去现场，翻转尸体，注意到她的脸上黑色的斑点，他认为可能是挫伤。还看见从阴道里流出黑水来，他赶快通知刑事警察局。在这天结束之前这个案子已经交给伦敦警察局侦察警长索普。半夜后不久我在桑尼公共停尸室检查尸体。那时已证实她是妇女辅助空军队员，28岁，名叫弗洛伦斯·蔡尔兹。
  我估计她死后躺在河床那里已有二周左右的时间，而且死后尸体似乎被水完全淹没过。腐败得太厉害，以致无法看见通常的窒息征象。有许多淤泥沉积于身体的孔穴处(包括阴道)，并且扩展到双肺最末端的支气管，这就提出了一个强烈的推定证据：她还活着时就吸进了大量的水，因溺水而窒息死。
  脸上的黑色斑点，警察科克斯认为可能是挫伤，实际上是由于腐败造成的正常变色。整个体表我只发现有三处浅表损伤。其中的一处，即头皮的半英寸长的裂口未见生活反应的皮下出血，但皮肤的裂开也可以使血液流入水里而不是在皮下扩散。另两处——一处在背部，一处在肩胛部——是更为轻微的皮肤擦伤，但这些显然都是在她活着时形成的。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有更为重大的损伤或疾病会使她晕倒或使她掉进水里或偶然失足掉进水里而不能自救。她是已婚妇女，没有什么强暴的或其他的性方面干扰的证据：阴道拭子阴性。
  我只能这样报告：根据医学方面的材料，没有发现引起这种暴行的真正原因。尼尼河的那一段潮水涨落很急，而且由于潮水的回头浪与水流加在一起使得在这里游泳很危险。发现尸体的那个地方完全可以在涨潮中将人淹没，显然尸体是退潮时留下的。在河边软泥地上警察没有发现脚印或其他可疑的痕迹，而且死者本人的历史也没有显示什么可以怀疑的死亡原因。没有饮洒。看起来似乎是意外掉进水里，但很奇怪她的扎口短衬裤不见，可是也有些妇女是不穿的。
  另一个我档案里末破的凶杀案发生于1952年11月的一个黄昏，地点是伊平森林。肯尼思·道尔登，是个在休假的皇家空军人员，他把汽车停在林间空地，和他的未婚妻杰辛斯·布兰德一起坐在汽车后座。当时有一个人戴着一顶灰色布帽一直压到眼睛上，还用一条围巾蒙住脸的下半部分，扭开了他的车门。“滚开！”道尔登命令他。这个人弯身向前并向道尔登连开三枪。布兰德小姐后来说枪声似乎很低沉，她当时以为枪上有消声装置。道尔登支撑着摇摇晃晃地走出汽车，但立即倒下去了。布兰德小姐跑到路上去求救。看见另一部汽车停在那里，她气喘吁吁地将事情向司机和他的女乘客说，随即他们开车到最近的警察电话亭。警察叫布兰德小姐在电话亭里等他们，另一个妇女和她在一起等候。这个汽车司机说他回林间空地去设法挽救被枪打的人。但是当警察到达林间空地时这个司机并不在那里而且再也没有见到他了。那个女乘客告诉警察说他在当天黄昏让她坐车，并说他的名字叫贝尔。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与这个犯罪事件有关，很可能只是不想让其他的人(比如他自己的老婆)知道他结识了一个姑娘并把她带到森林里去。
  道尔登死于胸部和腹部的枪创。胸部的损伤很清楚是接触性枪创，其他两枪也是在很近的几乎接触的距离射击的。毫无疑问，凶手是蓄意杀人的。
  当送到医院时道尔登还有呼吸，在短时间昏迷以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旁边的警察作了临死前的陈述：
  “打在头上……三枪很近射击……那个人蒙住……我讲不出他是谁。他戴了帽子……我想踢他……穿着大衣。讲不出多大年纪。我在那里大约有半个小时……手帕缠着鼻子……我想不管他是谁，是跟在汽车后面的。当我将车子开进树林时附近没有其他车子。”
  偷汽车似乎不可能是凶杀的理由，但警察却没有发现比这更有说服力的理由。道尔登或他的未婚要生活中没有什么可提示这宗凶杀案有别的动机，也没有发现识别凶手的任何线索。事实上，根据他的观点，这完全是一件犯罪行为，即使是无意义的犯罪行为。
  第四个案件发生于英国东部。它与第一案子出奇地相似。被害者也是一个只有14岁的姑娘，正常的但不是早熟的，也没有性暴行的迹象；同样清楚：凶杀是蓄意的。
  在阿尔德林罕一块黑麦田里发现了达夫妮·培根的尸体。她是被用一枝粗糙的棍子、树枝或某些类似的钝器殴打致死的。不象康斯坦斯·威廉丝，她能作出一些抵抗。她的头至少遭受了五次非常猛烈的打击，她曾试图用她的手挡开，而当她倒在地上时受到两次更重的类似的打击。最后她被抓住脚拖到发现尸体的地方。
  那个杰出的刑警爱德华·格林诺负责这个案件。当他听到说这个姑娘在死前咕哝“一个士兵来……打我”。他们彻底检查了三万名士兵。朗格巡佐在一个士兵的口袋里发现一串有血污的麦穗，格林诺把他抓起来。他对发生凶杀时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上撤了谎，结果被处以死刑，缓期执行。
  卢肯伯爵，他的名字仍在国际警察组织的“红色警报”类档案中，被人取个绰号：“卢克”(幸运儿)。但是在他最喜欢的职业——赌博中，无论他多么走运，最后还是倒了霉。那是1974年11月7日黄昏的事。
  大约在晚上9点45分，一个妇女跌跌撞撞地走进伦敦东区“侦察兵”洒吧间，头上直淌血，一边走一边尖叫：“救命啦！救命啦！我刚从凶手那里逃出来！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她哭诉着补充说“他还在家里。”
  按照房东杰克·弗伦奇后来在他那克制的陈述中说：“这一类事情在这里不大发生。”
  这个女人是卢肯伯爵夫人，她家在贝尔格莱德大街南部46号，离那间小酒店仅有30码远。当警察在几分钟后冲进去看时，没有见到大人，只有三个小孩，都没受伤。伯爵的儿子，继承人，7岁，和他的妹妹一起睡在床上。最大的孩子，10岁的法兰西斯小姐只是被弄得糊里糊涂，急于知道她的母亲什么时候才回来。但卢肯夫人却被救护车送往圣乔治医院，在那里她住了一个星期。她的头皮有七处损伤，处于休克状态。“是我的丈夫打我。”她告诉在她身边的警察。后来在调查她孩子的保姆桑德拉·莉维特的情况时她重述了一次。桑德拉的尸体被发现捆着装在粗帆布邮袋里，放在房子的地下室里。
  警察在搜查卢肯夫人的凶手时发现了桑德拉的尸体，摸摸尸体仍然暖和。分局警察医生证实已经死亡。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我去作了尸体检查。致死原因是多次严重的头部钝器伤，三处在面部，最少有六处在头上。颅骨没有骨折，但脑有挫伤，并有相当显著的出血。在两侧肩部也有严重的损伤，可能是打偏了，右手背有些“防卫性”挫伤。右侧上臂前部的排成一线的四处皮下出血，是由于手猛力掐扼所致。死了以后才将尸体捆起、塞进袋里。
  警察给我看一根沾有血迹的重约2-1/4磅的铅管，是在楼房底层找到的。铅管上缠着外科用石膏绷带。可能是它造成桑德拉头皮、肩部和头部损伤，也可能是使卢肯夫人遭到损伤的凶器。当警察问她认为是什么凶器打她时，她说：“我认出它的声响是钝的，有包了绷带的感觉。”
  卢肯夫人在她的陈述中说，当桑德拉来她卧室问她要不要茶时，她和她的女儿法兰西斯正在看电视。当时正好是在9点钟新闻节目前五分钟。桑德拉去了地下室的厨房，卢肯夫人就再也没有看见她或听见她讲话了。大约9点15分卢肯夫人下楼去看看茶泡得怎么样。在楼下她朝地下室的楼梯看看，里面熄了灯。她叫桑德拉的名字，从楼下的衣帽间里传出来一声响。“我朝着声音走去，有人从里面冲出来，打我的头。大约打了四次。我大声呼叫。这个人说：‘住口！’我认得这声音，他就是我的丈夫。他用三个带着手套的手指掐我的喉咙。我们开始打起来。他想从前面来掐我，用拇指来挖我的眼睛……我就用手抓他的阴部。然后他转回身。”显然搏斗就这样结束。“我问他要水喝。我们走进楼下的衣帽间。我喝了一点水，那里漆黑一团。接着我们又上楼到我的卧室。我女儿法兰西斯仍在那里。我送她上楼，说我不舒服。我和我丈夫一起看我的伤口。然后他放一条毛巾在枕头上，我躺在上面。我懂得我丈夫打算拿块布来抹干净我的脸。他到浴室里去，我听见开水龙头，就跳起来跑出房间，下楼去。我一直跑到酒吧间……”
  尽管10岁的法兰西斯小姐认为发生的时间早一点，但她证实了这过程的大部分。“过一会儿，妈妈说她不知道桑德拉为什么去那么久。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时间，但是在晚上9点钟电视新闻节目之前。我说我下楼去看看桑德拉被什么耽搁了，但妈妈说她去。我说我和她一起去，但她说不，她去就行了……妈妈刚离开房子不久我就听到一声尖叫。我想大概是猫抓了妈妈，使她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