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伍特豪斯，27岁，是伦敦中央图书馆管理员，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招待所。她的父亲是个鳏夫，住在约克郡巴斯勒。她准备同父亲一起过1948年8月公假日的周末。7月31日即星期六早上8点30分动身，带着拎包和旅行箱。动身前，她告诉同房伙伴，打算去巴斯勒。但她不是北上而是坐火车到南方海滨。中午12点左右，她的旅行箱在瓦辛车站的行李寄存处保管过：在她的拎包裹发现行李寄存处的票据，但没有来回火车票。她没有受到抢劫。有两个人说看见她独自一个人在阿郎狄尔村，在那里很可能买了那瓶后来发现在她身边的麦汁。在她身边还发现一片安眠药包在信封里。
  琼的尸体没有埋掉，甚至也没有盖上柴草，仅仅被陡斜山坡高处的灌木丛所掩蔽。离附近的道路有一段距离。这个地点虽然偏僻，太阳却照得到。尸体被一个阿郎狄尔村的房屋粉刷工人汤姆·斯特尔维尔发现，那时是8月10日，第二天，由我作尸体解剖，估计她死于8至10天前。当时我不敢太肯定，但在她的拎包裹发现一张7月31日的报纸，所以这个估计大致是正确的。
  很可能是在仰卧时被扼杀的。她的喉头两侧肌肉组织有典型的“指尖型”出血。舌骨的右上角新鲜骨折。肺和整个心脏有明显的窒息征象。头皮、脊柱和臀部较小的皮下出血，说明扼杀她时压着她的背。
  尸体脸朝上背朝下，伸直横躺在山坡上，双腿合拢，身上只穿戴着粉红色的连裤衬衣、乳罩。弹性吊袜带完好地连在长裤上，还有凉鞋。连裤衬衣和乳罩缠在一起，好象是尸体从披上滑落，最后才落到她现在所躺的地方。长袜已撕破，其下的皮肤擦破。连裤衬衣在两腿分叉处原有两个钮扣，其中一个已脱落，线被扯断，但扯断多久则不易确定，另一个钮扣还扣紧。
  琼的衣服叠得很整齐地放在离尸体12码远的几棵树根上，通过山坡的峡谷可以看到。衣服旁边的一些树干的低下部位有新近的撞擦痕，我想可能是滑行时鞋子撞擦成的，也许是在抵抗攻击或在搏斗时逃下坡时造成的。从放衣服地点有一条笔直的踩踏痕迹，终止于尸体所在处。如果她是沿着这一条踩成的路被追赶下来的，那她很可能是在这里摔倒或被打倒在地并被扼死。
  大部分衣服整齐地脱下，说明她或是脱剩她的内衣作日光浴或是同意某种类型的性行为；但两腿分叉处的钮扣还扣紧又意味着这并不是普通的性交。不过可以肯定有某种粗暴的强有力的东西穿过。我发现两侧大腿有“指尖型”皮下出血，围绕阴道入口有七处以上肌肉出血，阴道顶端有一团阴毛，只能是由于手指或阴茎的插入才把它带到那里。阴毛的脱落是粗暴的性交动作的进一步证据。尸体被蛆吃得太厉害了，不能作精液检查，我也说不上在这次暴行之前她是否处女。
  我作解剖时，伦敦警察厅刑事部探长纳波罗也在场，他早就怀疑这是一起凶杀案，但经三个月的细心调查以后，未能找到有足够的证据提出指控。在验尸官审问之后，这个案子被丢在一边。又是一件未破的凶杀案。
  但琼的两个老姨母不肯罢休。他们雇了一个私人侦探，为她们作进一步的调查。由于他的发现，伦敦警察厅决定18个月以后重新调查。这时纳波罗已经退休，由探长斯邦纳接手这个案子。我认为他根本没有勇气去作这一工作——他早就认为线索太陈旧——他只是小心翼冀地处理整个案件和调查琼的生活。琼是一个很文静的姑娘，在伦敦或在约克郡都没有男朋友，而且在黄昏或周末很少出去。她曾在青年会招待所她的房间里开一个文静的茶会庆祝生日。斯邦纳查明白她是一个虔诚的信女，在她死前短时间，在信仰方面处于混乱状态。
  斯邦纳没有征询过我的发现，这对于象他那样有声望的侦探，知道我的尸检报告的清楚的含义，却发生这样的疏忽是很令人惊奇的。更使人感到奇怪的是斯邦纳自己的结论：他说他认为琼既不是被强奸，也不是凶杀，而是独自躺在灌木林里，服安眠药自杀。
  这是很荒谬的。尸体腐败得太厉害了，不能作出满意的分析。但从损伤的角度看来，她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的可能性是极微小的。尸解结果很清楚，她遭受性暴行且被掐扼。斯邦纳是一位大侦探，我对他十分尊敬，但为什么会忽略这一证据，仍然是一个谜。很可能他不来同我商量是因为不愿意让他的自杀理论接受检验，而我也只能想象他不愿承认失败。
  这案子又一次被丢在一边。但琼的父亲仍然不肯罢休。在他的律师帮助下，他请求给予指控那个发现尸体的汤姆·斯特尔维尔一份秘密控告书。五个地方法官秘密地听取了指控斯特尔维尔的证据达两小时之久，然后发出一份指控他犯凶杀案的控告书。
  这是85年来第一个这样的控告书。总检察长指示检察官在法庭公开提出这一案件，让斯特尔维尔为了两年前凶杀的责任出庭。听取证据持续四天。休会考虑以后，地方法官说：“我们仔细听取了摆在面前的证据，我们全体一致的意见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对这个人的检举。”
  起码有两个人“供认”杀死琼，结果浪费了警官很多时间来证实他们都是怪人。其中一个住在罗得西亚，发案后八年向地方警察供认。当琼被杀时他曾住在阿郎特尔村附近。伦敦警察厅的一位侦察长不能不加以审查：他的供词是明显地不真实的。另一个打电话给警察认罪，他是个新闻工作者，后来在《真实的侦探》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故事。警察邀他到办公室来，此人向警察作了详细的自白，承认那完全是捏造的。
  这样的一种“供认”，在完全公开的凶杀案中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其动机无疑是在其无聊的生活中增添一点色彩：名字登在报纸上，也许还有上盖头罩、戴上手拷送进警车的照片。在我的案例中有另一个例子(1956年在哈福德郡)，至少有三个“逐臭之夫“，在我到达离伦仅30英里路远的警察所以前已经“招供”。
  那是另一个性犯罪案。郡刑事侦察局探长打电话来说：“大夫，我在处理一件性凶杀案，一个姑娘被抛进一条沟里，刚死不久。”
  很清楚，她是被勒死的。能看见用领带围绕她的颈部紧勒的压痕，她的脸部涨得通红，上面布满了细小的窒息性出血点。她的裙子被弄皱，没有穿内裤。探长告诉我：“她是从一辆车上被抛下来的。发现她的那个男孩看见一个男人用她的大衣包裹者尸体，然后开车走了。”包括这个男孩在内，至少有八个人看见那个男人，然而却没有被抓住。一个男人居然能在别人看见的悄况下，抛下被他杀害的人，然后开车跑了。他的车号又被一个小学生记下来了，被描述得相当详细，而他却逃得无影无踪。这一点似乎是十分令人惊奇的。但却是真的。
  狄安娜是个姑娘，她经常到一家公路旁咖啡馆。那天下午她在咖啡馆结识了一个男人，有人看见她大约在两个半钟头后进入他的汽车。90分钟后两个骑自行车的小学生看见他们在汽车后座紧紧地抱在一起。汽车开走几分钟后，费兹约安太太看见这个姑娘的脸已经歪了(很可能这时她已经死了)。这个男人还在一个拐弯处被一个农场工人看见，因为他不得不驾驶车子从他旁边过去。最后，另外三个小学生看见他开车朝下坡驶去。当时车的后门打开，这时是在下午3时过一点。其中一个男孩听见树叶飒飒声，他们都看见这个男人在沟里伏在某个东西上面，并用大衣(它是狄安娜秋天用的大衣)盖住它，然后进入汽车，高速开走。其中一个孩子，他准备学校毕业时去当侦探，记下车号为“SUU138”。唉呀！当探长追踪到这个车号时，证明是一辆三轮牛奶运输车。业余侦探的本领如此而已。有关这个男人的描述听起来是很令人满意的：“一个50至55岁的男人，体格结实，晒得黑黑的，样子象意大利人，戴一付角质框架的眼镜，灰色头发”等等。但却找不到人。
  无论在现场或停尸室，从我的检查都不能提供进一步的帮助：姑娘衣服上或她手甲里面既没有脱落的毛发，也没有别的纤维。其颈和乳房上有两处凶残的咬痕，加比例尺照了相。但并无与之一致的牙齿。我十分希望能有，因为当时我正在开展使用这一较为现代化的侦察凶犯的线索：在英国，我第一个应用这个技术于一个案件。那是在梅得斯顿巡回审判一个名叫戈林奇的男人时，我将牙齿的模型与咬痕进行比较，成功地应用在法庭上。
  哈福德郡这一案件使我们大家都恼火了：那么仔细地工作，警察辛勤地劳动——他们收集和核对了不少于四万份供词，检查了两万辆各种类型的汽车(凶手所使用的几乎可以肯定是载重两吨的罗佛牌汽车)。作了个人身份的调查，包括不明确的“可疑者”，在森林地带和住宅区搜索了多次，重新核查了几个月……全都没有结果。而开始时看起来是非常有希望的。一天下午在听了验尸官陪审团作的必然判决“被某个或某几个未明姓名的人所杀害”以后，这个案子由负责它的那个小组令人沮丧地放弃了。
  如果说沟里发现的尸体，用首席检察官的话说是“刚死不久”的，另一个我同时进行处理的尸体——在伊平森林发现的就已经死了几个月而不是几小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