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刚才说，本例是她本人的照片和颅骨的照片合在一起帮助你作出了这个人的个人识别？”他轻轻地，漫不经心地问，就象他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打扰我更多的时间一样。
  “是的。”我说。
  “判断肯定吗？”
  “对！”
  他把圈套收紧了。他用最重的语调说：“现在我可不可以把格莱斯特教授的书翻到第161页，看看这一点你说了些什么。”我很不自在地等着。“由于这个方法很新颖，而且这种技术有一部分不太肯定，无论颅骨和肖像多么一致，用颅骨来作出肯定的个人识别都有可能受到严肃的异议。”我本以为会遇到更糟的情况。这时我得到了宽慰。“你同意这一点吗？”律师诚挚地问。
  “我想这话是有道理的，它会遭到异议，”我立即说，“这种办法通常用来帮助个人识别，而不是证实个人识别。”
  正如我所预料的，律师在扼杀的证据方面还要进行最厉害的攻击。
  他要我设想一下，若是有人站在路上或有许多碎砖石块的废墟上，当炸弹爆炸猛烈地将他推向前，在跌倒时他的喉部撞到路边石或碎砖块或砖石建筑等诸如此类的物体时的情景。“是不是不可能——我不想说得比这更远——在这些情况下因跌倒而使右侧甲状软骨上角骨折呢？”
  “我看见过那样受损伤的许多案例，”我说“但那些损伤从不象本例所出现的那样仅仅局限于甲状软骨上角的骨折。”
  我说还见过整个甲状软骨受压，同时有两个上角和两翼的骨折，也见过有一翼和一角骨折的，都从来没有见过单是一角骨折的。“15年来，我个人检查过一万一千多件案子，除非用手扼，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损伤。”
  “你说这是不可能的吗？”
  “我说我从没见到过，但我见过许多坠落伤和许多扼死。”
  律师问我，那一万一千个案例中有多少出现甲状软骨骨折。
  “如果需要，我可以从我的记录中统计出这个数字。现在我不能立即说出来。”
  “当然你不能立即说出来。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向你提示，使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个数字远少于50个吧！”律师在这一点上很明显没有征询过埃利克·加德纳的看法。
  “不！”
  “超过50个？”
  “简直有好几百。”
  这时，辩护律师要求召回刑事案件公诉人的证人：“庭上，大约20分钟以前，我收到一个文件，我想问波利·杜宾斯基小姐一个问题。这是一件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情。”
  这个文件是1941年5月4日《世界新闻》的一份拷贝。“失踪者”专栏里有雷切尔·多布金的特征描述和照片，都是由她的姐姐波利提供给报纸的。律师开始把它读出来：“身高，大约5英尺3英寸。”
  律师已经诱使我说过，如果多布金夫人身高5英尺3英寸的话，地窖里的尸体就不是多布金夫人了。
  但波利否认她告诉过报纸说5英尺3英寸，“我是说5英尺1英寸，她差不多和我一样高。”
  法庭里大家在看着她，从头到脚，想猜出她的高度。如果波利是5英尺3英寸，多布金肯定会被宣判无罪。但无论是公诉人的证人还是辩护人都没有提出要在此时此地量一量她的身高。当她离开证人席走出法庭时，每对眼睛都盯住了她。
  另外又叫了个证人为被告作辩护。劳顿说：“庭上，这是为被告人辩护的案件。”
  皇家律师L·A·伯恩站起来说：“庭上想必记得那个杜宾斯基小姐……自从她被传唤以后，我已将她的身材量过了……”
  法官允许伯恩叫测量她高度的警官进来。没有别的证人更比他的证词更受到关注了。
  你叫什么名字？你担任什么职务？你量过高度吗？(开场白不断继续下去。)就是那个女人吗？就是那个曾在雪山警察所的女人吗？……
  于是最后问：“你量出她的高度是多少？”
  “没穿鞋的高度是4英尺11又3/4英寸，连鞋一起高5英尺1英寸。”
  事情就是如此，陪审团只花了20分钟时间就裁决多布金犯了凶杀罪。在旺兹沃斯执行死刑。多布金死后，按法律规定我必须执行例行验尸的阴郁任务，即使这样做只是为了表示判决已经“立即执行了”。事实确实如此。
  (伍新尧 祝家镇)
  6.桑格利特和棚屋凶杀案
  1942年10月7日哥达尔明附近的亨克利公地的沙丘上正在举行一次海军特遣队的演习。当时有一个人看见一只干枯的棕色的手从一个小土墩里伸出来。他再仔细一看，又见到一部分干缩的变了色的腿。
  立即通过野战电话召来了萨里瞥察局的人。警长韦布看见手和腿时，他就判定这是一个要专家来处理的案件，立即布置一个警卫，用雨衣盖住土墩。第二天中午，到场的人有：警察局长尼柯尔森少校、萨里郡警察厅探长罗伯茨、其他各种警察官员，包括摄影师、由验尸官指定的我的老朋友埃利克·加德纳医生。我作为萨里警察局的法医学顾问也参加了。著名的侦察警长特德·格林诺正从伦敦警察厅出发到现场。
  罗伯茨看了看警戒线周围的地区，摄影师开始照像。我收集泥土的标本，检查手的残余部分。拇指和第二、三个手指从紧靠根部的地方被咬掉了，象是老鼠咬的。手和腿都已木乃伊化。因此死亡至少有几周的时间。
  我提议加德纳和我最好自己动手挖，因为尸体很易损坏。我们戴着手套扒开草皮和泥土。“是五个星期或六个星期前埋的”在翻开一块面朝下的草皮以后，加德纳很有信心地说。长在上面的石南属植物还带绿色而且已经开花。加德纳很熟悉萨里的石南属植物。“在这一地区，石南属植物大约在9月初开完花。”他解释说，这一观察给警察提供了对凶杀案的初步“时间估计”。
  尸体埋得很浅，腐败得很厉害。我们用勺子一勺一勺地舀，而不是挖，因为我们很想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山顶上宗教仪式的葬礼？是性暴行后勒死？是在伦敦刺死后或是在城市附近堕胎死亡后隐藏的尸体？都有可能。
  死者的衣着是女装：一件有许多污泥、质地低劣的带花边领子的青白色夏季女上衣，一条带子围在腰部，一件女式长衬衣，一件汗衫，一个乳罩和法兰西紧身短衬裤。所有的内衣裤都是破旧的，但并不凌乱，她的两条腿也只是稍微分开。一条头巾松松地缠在她的脖子上，在前面打的结很松，不可能勒死她。她脸朝下，右臂伸开躺着。脑壳后面被撞得粉碎，而且由于虫害的作用，她的头已经变成许多碎块。“一件很重的钝器，”我告诉警察，“也许是一根铁棍或木棒或是标桩。”她穿了短袜却没有穿鞋。我看见一只袜子是撕破了的，踝关节上下都有挫裂创，泥土深深的嵌在里面。每一个伤口上方都带有一线从上向下的擦伤，下面那处伤口有向脚趾方向延续的擦伤。“我认为她是被别人拖到这里来的。头朝前，也可能是抓住她的右臂。我估计她的鞋子掉在路上。”
  当时在那无遮无拦的荒野上，刺骨的寒风吹得我的秘书全身发抖，而我却因为很热而脱掉我的茄克衫。腐败的恶臭刺鼻，头顶上有一群群苍蝇在嗡嗡叫，尸体的残骸上有许多蛆虫在爬来爬去。这样，可以肯定尸体在埋葬之前暴露了好长时间让绿头苍蝇停留并产卵。“可能有一到二天，”我告诉警察。我认为可能有两批连续产卵，较少可能三批。“尸体没有完全盖好，可能是用松松的树叶子或一件衣服或一条毯子盖着的。”
  侦察警长格林诺到达后，组织人员寻找作案凶器、鞋子、大衣和拎包。成群成群的绿头苍蝇蛆虫使我们在那个时候很难发现更多的线索。我能看出右前臂有某些损伤，但蛆虫在上面爬，看不清楚。用来苏水将这些蛆虫杀死需要花一、二天时间，在实验室我们还得花一个星期才能将打碎的颅骨拼凑起来。我建议加德纳，要求验尸官威尔斯·泰勒允许我们将尸体搬到盖氏医院去完成这一工作。
  验尸官同意了。我们谨慎地将腐败的尸体，用防水布卷成一包。这时无数的蛆虫从尸体的胸部、腹腔涌出来。下午五时左右，在盖氏医院停尸室里，用石炭酸水浸泡尸体时，成千上万的蛆虫还在挣扎。
  警察在亨克利公地上继续搜索。史密斯巡佐发现一把折刀，开着，已经生锈，还有一个帆布口袋，里面有一块肥皂和一串项链。因为没有要求他寻找这些东西，他把它们全丢掉了。
  蛆虫被杀死后，警长韦布来到盖氏医院，看着我脱去那些衣服。他说以前他看见过这件女上衣。这个女人的面貌已经辨认不出来了。但我可以把她的一些特征组建起来。她的牙齿和骨骼的X线检查提示她在19至2Q岁之间，身高5英尺4英寸，手和脚都很小。头发棕黑色、很细、剪短，死前几个星期漂白过。其上颌两个门牙已被敲断，但可以看出门牙向前突出，引人注目地盖过下门齿。
  对警长理查德·韦布李说，尽管这不是很详细的描绘，但已经足够了，况且还有她的衣着。他记得在发现这具尸体之前六至七星期，在他的办公室看见过这个人。她的名字是琼·珀尔·沃尔夫，住在树林里一个小小的用树枝、树叶子临时搭成的小棚子里。这是一种印第安棚屋，是她的一个当兵朋友，加拿大印第安人，名叫奥古斯特·桑格利特为她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