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教研室谁来接替我？谁去讲课、视察陈尸间、出席各种会议呢？”
  他甩了甩头上的白发，感到疲倦，往后靠到椅背上。谈话使他疲劳，沉重的眼皮合上了。工友打个手势要女助教不要再说话，让病人休息一下。她装出好象没有看到他的手势，仍继续说道：
  “您可以请一位副手。卢茨基还不错，不妨让他来干。”
  教授睁开眼，眼神代表了他的回答。
  “不行，他还需再成熟一些。小鸽子，我看您来干吧。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
  季娜伊达心里很明白，教授为什么叫她来。她早就期待着教授叫她。她早已想到接替鲍里涅维奇的工作已是非她莫属了。
  “我劝您，教授，还是再考虑考虑。”她表现出想避开早就梦寐以求的位置，“安东·安东诺维奇不久前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您对他的印象不是也很好吗？”
  一个又一个的人选提到学院里，他都否决了。这一切都有人告诉了女助教。
  “不，季娜伊达，”教授不同意她的提名，“看来，您不是沽名钓誉的人。这是值得称赞的品德，我还是请求您让步好了。”
  她知道今天的谈话教研室都会知道的。工友是会对他们说的，让大家都知道才好，省得教授再说服他们。
  “您为什么不选别人单选中我呢？”她从容地同意道，“我应当了解，不对吗？在您的考虑中有没有什么误会？”
  教授沉默了一会儿。他打起精神准备回答：
  “对我来说打暗牌己晚了。人们都很好，可总有缺陷。缺什么也说不出。现在不是考验的时候，急需可靠的人出来工作，这样的人不会把事情办糟。我了解您，信任您，始终支持您。”
  朝朝暮暮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教授不惜排除别人让她来工作，除了她没有别人。这越过了多少障碍，经过了多少争斗和痛苦的考验啊！一切困难和难堪都成了过去，她将成为教授、教研室的主宰，一切学术会议的参加者。她的一票将决定人们的命运。
  “怎么样，您想好了吗？”病人问道。
  她的目光仍然是倔强的。眼神表示出拒绝的样子，而内心里仍在犹豫。教授又问了一次。
  病痛使他说不出话来了。他的脸色苍白，鼻子也好象拉长了许多，眼睛暗淡了，颧骨突起。病人站了起来，蹒跚走向床前躺了下来。白发在枕头上形成了一个银光圈。教授以目光请女助教坐到床边。
  惊慌不已的工友想给病人盖被，但女助教已抢先给病人盖好了。她把床整理好，叫来女仆，指出房间哪里不整洁，立即帮女仆收拾起来。
  “你看，这样就很好。”女助教俨然以女主人的身份看看房间说着。她还又一次把枕头拍拍松，把床单铺平。问病人：“您觉得好些吗？”
  教授没有回答，脸上一阵抽搐。女助教俯下身用手摸模他汗津津的前额，教授从被子下面伸手推开她，而她撒娇似地摔倒了。
  “别难过，小鸽子，”病人低声说道，“一个科洛科洛夫倒下去，人民会培养出一百个，不是象我这样瘦弱的人，而个个都是大力士。”
  教授两眼含泪，工友也抽泣起来。女助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激动的时刻。
  “我决定了，科洛科洛夫，听您的，”目光仍然是刚才的犹豫，但话音是亲切而真诚的，“您说怎么办，就按您的意见办吧。”
  “这就好。”教授虚弱的声音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病痛过去了，病人恢复了正常：“您从今天起就把工作抓起来。我们到院里办一下任命手续。我听您的劝告，就休息了。您看，您答应得非常及时，也免得让别人无意义地再跑去找您啦。我既然找您，就是工作需要。如果不需要您，那谁也不会去麻烦您的。今后凡有争议的问题不要急于下结论，让问题搁一搁再说，也许会有变化。人的想法和酒一样，放得越久越好。”
  教授的谆谆教诲好象临终嘱咐一样，充满了激情和庄严。
  “我的教授在把教研室移交给我的时候也曾这样教导过我。多少年过去了，而我永远铭记着他的教导。”
  老年人总是用往事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这是老年人的长处，同时也是短处。没有比实践检验过的事物更正确的了。但真理没有时代精神也没有什么价值。
  “帕霍姆，”教授对工友说道，“您看我要休息了，这一去可能回不来了。别欺侮季娜伊达，她是一个天才。小鸽子，我交给您一位顶顶好的人，您可要多多照顾他。”
  “帕霍姆，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女助教向工友伸出手，同时微笑道，“我们将一如既往友好相处下去。”
  工友稍稍碰碰她的手，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希望您不要反对我，好吗？”女助教对工友坦率地说道，当着教授的面她难以说假话。
  “我的妻子非常感激您。”他说得不很痛快。
  教授对这种所答非所问的回答只认为是工友在这种情况下有点激动，他对工友笑了笑。
  “对啦，还有一件事差点忘了。”教授忽然想起来说道，“帕霍姆要求替涅斯捷洛夫辩护一下。据说侦查员把他搞得很苦，您去和侦查员谈谈，以我的名义请他……”
  女助教眉头皱起，好象抑制着内心里因某种严重问题需要与人交谈的希望似地神经质地紧咬嘴唇。天真的教授以为她内心很难受，问道：
  “您打算和他谈些什么？”
  “是的，倒霉的是科尔涅托夫是一个经验不足的侦查员，而且此人特别固执。我去和他谈谈，但谁知道他对这问题又怎么看呢。我知道，我们作为法医鉴定人，这您也知道，是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侦查员的。”
  ……又过了一天。关于教授的病情和马上要离开教研室的消息使他的朋友和助手们感到不快。人们只在化验室里谈论这一问题。涅斯捷洛夫即使没有这一消息情绪也不好。不久前他不得不去抽血，按指纹送去化验。昨天又拿头发去研究。这一切他感到很委屈，他心情很坏。当他和卢茨基谈起这些时，卢茨基沉默不语。
  涅斯捷洛夫心情坏透了，但当季娜伊达在场时仍得强打精神，保持冷静。无论在解剖室，宿舍走廊，还是在大街上，她的出现总会不由得引起他的不安和喉头梗塞。为了恢复自控能力，他尽量避免看见她和听到她的声音。他埋头工作。可她翻书页、挪动椅子、钢笔在纸上书写的声音也使他难以忍受。他甚至觉得她老是在他的身后站着或是象幽灵似地走来走去。
  只有卢茨基一个人仍保持着原来的情绪。他仍然那样乐观，和别人开玩笑。经常谈起妻子的成就，谈她演唱的美妙歌曲现在已流行，更重要的是妻子要上银幕了。她要在一部短片中扮演一个年轻姑娘，当然是谈情说爱的情节……妻子的成就是惊人的……
  过了几天以后，教研室仍旧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而这令人窒息的气氛最终也使卢茨基失去了往日的乐天派劲头。他偶尔也开个玩笑，但缺乏任何开心的味道。经常是挖苦和冷涩的讥讽。在检查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时发生的一切，与侦查员关于死因的意见分歧，还有涅斯捷洛夫的痛苦都使他发生了病态反应，侦查员决定收集一切对涅斯捷洛夫有疑点的材料之后，避开了法医的干预。教研室面临的变化使卢茨基不安。他爱戴教授，不愿意看到别人接替他的位置。
  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解剖室里一片忧郁和沉静。
  女助教今天迟到了。她是在女化验员那儿耽搁了。女助教对她谈工会的工作。她谈到为俱乐部购买广播器材，为图书馆添置书报和红十字会制作宣传标语的事。女助教几天之内完成了一个月的工作。女化验员可以安心地去疗养了。
  “在您从疗养院回来之前，”女助教告诉她这些是想让她高兴，“我想办几件事，顺便说一下，这可都算作您的工作量。我想在教研室试试加强自己的社会工作能力。”
  深受感动的女化验员要她再坐一会儿，喝杯咖啡，但女助教很着急，没有听完化验员说不久前她与工友的谈话，就走了。女化验员则追上她，和她一边走，一边把那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她。“劳驾，我的朋友，”女助教对卢茨基说道，“请帮我卷卷袖子，我简直象个残废人。”
  他的目光落在用新沙布缠的左手手指上。
  “您怎么啦？”他问道，“创破还是被子弹打伤了？”
  他的话语中带着讥讽。女助教带着责备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什么话也没说。涅斯捷洛夫机械地回过头盯着女助教。
  “我说话是不加考虑的……”卢茨基抱歉地说道，“您怎么啦？”
  “不知道，不明白。”她回答说，“一个星期了，老疼，可能是痹疸。这是咱们解剖医生的灾难，好象故意跟我过不去似的，手套破了。您知道外科什么时候看病？”
  她解开纱布露出发炎的手掌和脓肿的手指。手掌里面也肿了，一道红线延伸至腕骨。
  “这是什么？”涅斯捷洛夫在想，“难道左手上没有火药烟灰吗？我们的疑点还有吗？”
  “帕霍姆，我只好请你来帮忙了，”她说，“请原谅。不得不麻烦您。您看见啦，我的手不能动了。”
  工友斜眼看了看肿胀的手指头问道：
  “您这是怎么啦，是不是搽碘酒搽的？那天我就想告诉您，碘酒不能涂得太多，您搽碘酒就足足搽了三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