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和鲍里涅维奇都是国内外著名病理解剖学家，是科洛科洛夫教授的学生和助手。涅斯捷洛夫很喜欢这个又高又瘦的同事。他心地善良，诙谐风趣，全心致力于物证技术的研究。他还是一个嘲笑别人，并能逗人发笑的行家。
  侦查员科尔涅托夫慢慢地解开皮包，把一选纸摆到桌上。他严肃认真地记录下这一悲剧。
  “这是怎么回事，涅斯捷洛夫？”卢茨基摆弄着放大镜、米尺和皮尺问道，“您在家吗？”
  侦查员也等着这问题的答案。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不满和不耐烦。看得出，他不满是由于涅斯捷洛夫的过错来晚了。
  “是的，我在家……但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他讲述了他怎样被枪声惊醒，怎样发现鲍里涅维奇躺在血泊中。
  “您手里是什么？”侦查员突然指着涅斯捷洛夫手中的平面图问道，“您画这干什么？”
  涅斯捷洛夫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他画的图，微微笑道，“不知道……习惯势力就是这样。”
  “好啦，”法医打断他说道，“鲍里涅维奇那时已死了吗？要知道您是立即来到现场的，好象是这样的吧？”
  “是的，是这样，”涅斯捷洛夫肯定地说道，“我来到时，他的脉搏已不跳动了。看来死得很快。”
  侦查员又插话，他说话历来从容，谨慎，似乎担心吓坏见证人。
  “您说枪响时您还在睡觉，为什么您断定这枪声在这里呢？”
  问题本身和提问的口气让涅斯捷洛夫听起来感到非常委屈，他不想回答。侦查员本应更策略一些，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见证人，而不是被告。
  “您为什么不回答？”侦查员又生气了，他想提醒涅斯捷洛夫，他打电话时的奇怪表现，“我还可以把问题再重复一次。
  涅斯捷洛夫耸耸肩膀，转向法医，好象想得到他的同情。但法医忙着自己的事，什么也没有听见和看见。
  “我发现房门开着，就朝里面看了一眼。”他话音颤抖，为了掩饰自己的难为情，他补充道，“我朋友的房间离我最近。”
  侦查员点点头——他对这一点当然没有异议，马上又问道：
  “除了您以外，楼里还有什么人吗？”
  涅斯捷洛夫想起自己对季娜伊达的怀疑，想作一肯定的回答，但想了想，只随便说了一句：
  “不知道。”
  侦查员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他觉得对方好象担心说走嘴，或说出多余的话似的。谨慎小心的人都是这样讲话的。侦查员装出对回答表示满意的样子，沉默了一会儿，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
  “您再好好想一想。你们这里一共住着三个人。”
  涅斯捷洛夫的自信心开始消失，同每逢遇到难题一样，脸红了，并显出非常惊慌的表情。
  “除了我以外，恐怕没有别人。”他企图挽回侦查员对他的信任，“当时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早走了。”
  涅斯捷洛夫既恨自己，生自己的气，也恨侦查员，也生他的气。他觉得侦查员好象在取笑他。而他心里在责备自己说话时不适当的停顿和模棱两可的用词。
  他同侦查员早就认识，不只一次和他一起值班。三十五年来侦查员曾当过公证人，法院审判员。不久前他才担任了现在的职务。他思想敏捷，才智过人，很快就掌握了新的专业。他钻研了各种条例和预审规则，他起草的罪行结论也相当不错。他的字迹工整清楚，书写快速，而且不费什么劲就能把自己和别人的想法写出来。他能清醒地、公正地评价证人的旁证材料和被告的供词、民警和刑警局的报告和情报。但他有时也作过冒险的结论和自作聪明的推断。侦查员的活动如果只限于预审记录、调查、审讯和研究物证的话，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命运以流血和死亡的惨景考验他的毅力和勇敢的时候，事情就不同了。他也担心见到现场上可怕的情景。每当这时，他就鼓足浑身勇气以使自己的心情不表露出来。
  法医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装得好象没有看到侦查员摆弄着皮包上的锁头、找不到表格而一个劲儿地削铅笔的紧张表情。
  不久前侦查员刚刚侦破一起恶性案件，人们都在议论他，说他是很有前途的侦查员。人们一致公认，如果他能适度控制自己的急躁脾气和不切实际的想象，他是会高升的。
  在鲍里涅维奇房中，他尽力增加勇气和保持冷静。他一反常态远离尸体，只在尸体周围绕了一圈，看了死者一眼。他对自己的镇定感到满意。他象孩子围着一个掉进捕兽器中的野兽一样转来转去，固执地打算没完没了地考验涅斯捷洛夫的耐性。
  侦查员查看完尸体的外表后，开始检查衣袋中的东西。检查完衣服和桌子之后，他又干劲十足地在房间和床下查看。不时仔细端详一些小物件，或进行对比。勘查记录上记着，尸体躺在房间中央头对着院子的窗户。身体倒下时左手压在背后，右手伸向桌子腿，手心向上。没有搏斗和暴力行为的痕迹。死亡时没有别人在场。地毯没有移动，长条台布被勤快的主人熨得平展。整洁的床上摆着松软的枕头，漱洗桌子上整洁地摆着小瓶瓶和玻璃小摆设。尸体上未发现可疑之处；上衣纽扣全扣着，领带结得很艺术；深色头发整齐地梳成偏分头。
  僵死的面容，照进苍白光线的透明窗帘，玻璃罩里面的雕塑和画着凋零花园里僻静小路的油画使房间里呈现出一片悲哀和肃穆的氛围。似乎尸体发出某种射线给室内的陈设蒙上一层毫无生气的薄膜。
  在侦查员从烟灰缸里捡烟头、用米尺量地毯上脚印的时候，法医手拿放大镜在检查尸体。职业习惯使他开始心情缓和，忧虑代替了惊恐。卢茨基好象忘了自己就在尸体跟前，他冷静地查看死者太阳穴上的伤口，子弹穿过颞颥骨射入颅骨。血顺面颊流下，在地毯上流成了一滩。头向右歪斜。下巴边缘的一部分已被鲜血染红。开枪时枪口距离伤口只有几毫米。皮肤上伤口呈星状，周围有灼伤、黑烟和火药灰渗入肌肉组织，“那干”式手枪往往会留下这样的痕迹。他又查看了死者的手掌。法医认为自己的事已干完，用手绢擦擦手，坐下来准备回答侦查员提问。
  侦查员还在收集物证。他取了写字台下面的一块石灰，从纸篓里取了一张纸，弄平整叠了起来，他还在似乎不可能有什么物证的地方寻找血迹，还不断地与法医交谈着。
  “枪伤看来是偶然的……子弹卡在里面了……没有碰伤骨头……”
  “不这么简单，”法医想缓和侦查员与涅斯捷洛夫之间的紧张气氛，说道，“骨头自己的弹性也并不亚于铜片，铜象生铁撞击一个样。”法医又恢复了一贯的好人心肠，他想使周围的人分散一下注意力。
  “不是所有的骨头都容易被穿透，”他继续说道，“比如说颅骨吧。但最容易被击碎的是额骨。……我们人类没有坚硬的额骨……”
  相反，侦查员聚精会神地站在棋桌前，看着摆在棋盘上的棋子说道：
  “您不觉得生命中断得太突然了吗？这盘棋尚未下完，正在残局时就不下了，桌子上的材料也没有写完，钢笔就从手中滑掉了，纸上留下了不少墨水点。茶也没喝完，香烟刚刚点着就不吸了，可烟灰缸里的烟头都是抽到不能再抽才扔进去的。烟灰缸里这样的烟头很多。看来死者死前肯定非常不安。台历上记着他要办的事一直排到深夜。死神突然袭击，打乱了他的安排。”
  “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涅斯捷洛夫心中在想，“他只和季娜伊达下棋。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经常下到深夜，有时要下到天亮才罢手。女助教的棋艺不亚于他，尽管她相当晚才学会下棋。”
  法医对侦查员大胆的分析没有给予注意，而大部分也没有注意听，包括他所说的什么“死者”和“死神”等。
  “您下结论是不是匆忙了一些？”法医稍稍暗示这位年轻侦查员经验不足，“台历上的记事可能是前一天写的，而纸上写的东西是在决定自杀前就中断了……冲动型的自杀者往往是这样：喝茶、下棋、抽烟、突然自杀。”
  侦查员弯下身去掰开死者的手，用放大镜检查手掌，在手指之间发现了几根头发。
  “这才对！”涅斯捷洛夫差一点流露出对这一发现的兴趣，“真想知道，这几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会不会是棕色的？这可要给季娜伊达带来不少麻烦的。再说我们的头发也不都是一种颜色，是有细微的区别的。
  “您怎么解释，”侦查员问法医，“死者手上既无烟黑，又无火药烟灰？谁都知道，用手枪射击是会在持枪者的手上留下痕迹的。”
  “正确。”涅斯捷洛夫赞同这种说法，心里慢慢地在想，“季娜伊达是能对侦查员讲很多道理的。她的关于射击积炭沉积的论文是相当优秀的著作。”
  侦查员的发现引起法医的不安。他没有想到鲍里涅维奇的死是他杀。发现的头发在法医看来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发现头发的应当是法医。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法医这种疏忽是不能原谅的。
  “您注意到这点血迹了吗？”传出侦查员的问话，他正爬在地板上用放大镜观察椅子腿上的一点血迹，“这点血离尸体是不是远了一些？其实这很重要。这滴血可能不只是死者的，也可能是凶手的。”
  侦查员又一次使法医感到惭愧。这滴血还很新鲜，这对侦破是会立下汗马功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