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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我就开始迷恋文学写作。于校长曾经找我谈过，告诉我如何写作，怎样写文章，怎样构思。并要求我每天坚持写日记，我问都写些什么？于校长说很简单，只要写每天你都做了什么，都想了些什么，总之，什么都可以写。绝对不要瞎编乱造就行了。
  我是学校里唯一一个见了于校长不躲闪的学生。那段时光对于我成长有着很深远的意义。但是也十分的短暂，不久我就小学毕业，升到了父亲所在的谦和镇中学读书了。家也随着父亲搬迁到了谦和镇。然后我就很久没有回七家村去看看了，虽然只有16华里—8公里。只是母亲有时会想念她的那些邻里姐妹，会回去看看。
  谦和镇中学坐落在县郊区西部，四周都是村屯。附近的村民都是“菜农”，就是以播种蔬菜为生的村民。田地里都是一溜溜的蔬菜大棚。他们吃的是白本供应粮，和城市里居民的红色的粮本只差个颜色而已。这里的村民家家都很富有，当然这里所说的富有只是和七家村做比较而已罢了。每个村里几乎都是一面红的砖房（房屋的正面是用红砖砌成的）。这里所生产出来的蔬菜全部供应城里人食用。每个生产队在集市上都有固定的蔬菜市场。
  七家村那间可怜的小房只卖了450元钱，父亲又借了550元钱，在离中学最近的谦和村买了一间较宽敞的土坯房，让我们兄弟四个有了一个房间。这让我们兄弟几个兴奋了好些日子。那种感觉现在想仍然是那么的美好和激动。后来，好象是在86年的一个雨天里深夜，土坯房的一面山墙被雨水泡倒了半片，好在屋子没有坍塌。
  吃白本供应粮的菜民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农民的，他们对于我家的搬来，并没有太多的好感。总是背地说，看，从农村搬来的。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让热心朴实的母亲很难交到象七家村那么多的邻里和姐妹。很让母亲感到伤心和失落，尤其是我们没有这里户口，母亲闲在家里不能到生产队里去干活，这更让母亲难过。因为家里买房借了债，全凭父亲的工资是很难积攒下多少钱的。忽然有一天，母亲发现前院的周家要盖新房，需要搬运砖瓦的小工，每天给2元钱。母亲就自己去联系当了小工，二十几天下来，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的回来。脸色都变得灰灰的都是沙土。我们兄弟几个放学后就都去帮母亲般运，但都被母亲撵回家读书。很多时候都是父亲下班回来后，去帮母亲，众人见都打趣的说：学校的教导主任也干小工啊。父亲边卷袖子边说：凭自己的力气挣钱有什么不好？
  父亲仍然穿着戴补丁的衣服去上班。母亲的愿望是让她和自己的四个孩子的户口早早的变成和谦和村村民一样的户口。就多次要求父亲快去办理手续。因为父亲的户口一直是红本本的城市户口。父亲就去找镇里的领导，谦和镇的书记和镇长还很办事，说可以是可以，但有个条件：镇里缺个公安助理，必须让父亲来担任这个角色。原因很简单，父亲办事公道、果断，还有魄力和工作能力。父亲说做什么工作都可以的，假如有一天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的话，他就还回学校做个教书匠。
  领到白本供粮证的那天，父亲破例花了1元钱和2斤粮票买了10个面包。那是我们全家比过年还要高兴和幸福的一天。不久，母亲就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挣工分了。年底的时候，家里的景况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个时候，母亲就开始想念七家村的那些姐妹和邻里了。就约了几个最相好的邻居婆娘来家里做客，唠些家常。看着她们的到来，我突然想念起吴大夫和郝大伯一家来了。就经常溜到她们的近前听她们的话语。隐约听到些消息：说郝大伯还在做支书，吴大夫还在做赤脚医生。但是她们就是不谈起六姐郝云青的景况，这让我感到有些失望。突然凉子妈妈一把把我拉过来说，你也不回去看看你媳妇？她现在又在咱村的小学校里教书了。我涨红了脸，在她们无所顾忌的笑声中跑出了屋子。
  是呀，离开七家村快二年了。在新的环境里，我有时很难记起七家村的一些事物来。主要原因是我要学会适应这里的环境。很多新鲜的事物让我着迷。比如说那些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好听音乐啦、一天比一天增多的各种车辆啦、有些同学穿的大喇叭裤啦等等等。我喜欢在每天放学后和兄弟们坐在生产队门前看着汽车从村道上一辆辆的呼呼开过，经过最多的是油田的CA10B型的绿色解放车。车上总是站满了穿着脏脏工服的石油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