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人的声音很大，
  比他在讲台上演讲的声音低一些，但也更有感染力。人们通常会忍俊不禁地 大笑。气氛是一种很愉快、关系也很融洽的气氛，杜鲁门显然在这种气氛中 非常喜悦。
  不像那天在莱文沃思堡，有些拍摄的场次进行得极为顺利。罗伯特?奥 瑟回忆起在纽约的一次特别成功的拍摄说，他的回答“恢复了细节上的丰富，
  又有了这个人曾有过的全部鲜明的权威。有二三次，是杜鲁门先生要求再试 一次，说他能做得更好”。当时，有一次杜鲁门对总统是否戴的是前几次在
  独立城拍摄时的同样的领带表示了关注，他问道这是否确实很重要。“因为 如果在我正谈论朝鲜问题时，人们却在相互谈论我的领带，在我看来，这样
  我们可就遇到了一大堆麻烦。”
  在米勒和奥瑟看来，他似乎格外机敏和健康。米勒回忆说，他的第一个 印象就是“我的天哪，他一点儿都不老！”但事实上，杜鲁门已经开始体力
  下降，甚至健康状况有点儿不好。在那些曾与他一起在白宫工作过的人，以 及那些在独立城和堪萨斯市早就认识他的人看来，他与他以前已明显不同
  了。他的行动上少了权威，他的听力也有点儿困难。在回答问题时，他经常 愿意用一句快速的生硬的回答、一句老人的俏皮话来加强效果。在近几年中，
  他曾多次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因此他也就发展起了一套事先准备好了的答 复，这听起来绝不比现成的答案更好。有时，他回答起问题来好像是在引述
  他自己的著作或过去的演讲。另外一些时候，并且在仅有男人的圈子里，他 使用比过去更多的亵读的语言。在保持着那出了名的微笑，令人愉快、风度
  翩翩的举止的同时，他所表现出来的对某些人和当时的潮流的个人轻蔑也比 以前更多了。他恨青年男子留长发的这种时髦，尤其不喜欢被人称作“老年
  公民”。在被问到他认为是否会进行一次月球探险的时候，他回答说，也许 会，可他无法想象为什么要这样做。
  私下里，他偶尔会回到随便说话的老习惯上去，似乎他没有意识到自己 在说些什么。有一次他评论说：“独立城的人一点儿都他妈的没变。”他告
  诉米勒说，他并不反对摩门教徒，他们都是些特别勤奋的人。但是，这个城 市中的许多守旧的人却“像以往那么强烈地仇恨他们”，杜鲁门说，并且“由
  于这同样的原因，某些人恨与一个黑鬼坐在同一张桌旁吃饭”。他说，这是 偏见。
  他对不断增长的国债和“我们的这个可怜的破了产的政府”表示担忧。 他强烈地反对由于电视而使他看到的发生在政治上的那些东西。“我不喜欢
  假冒品，而广播和电视却从这些政治家身上制造假冒品。”
  他厌恶看到这座城市被大片的房屋、广告牌、汽车加油站和拥挤的车辆 所吞噬。但可笑而又可悲的是，正是汽车和公路这两件他生活中的心爱之物
  导致了这些变化。如今，大多数早晨他都不得不停下来捡抛进他前院的那些 丢弃物——啤酒简和糖纸。
  他对麦克阿瑟将军那绵延不断的愤怒似乎太多了。默尔?米勒回忆说：
  “有好多次你都想对他说：‘喂，你知道，你已经有了定论。让这些话躺在
  你的胜利中睡大觉吧。’” 对艾森豪威尔，他几乎无法不说不带脏字的话。 但另一方面，他认为肯尼迪似乎和艾森豪威尔一样被误导了。杜鲁门对
  猪湾的惨败感到特别震惊，艾奇逊也是如此。 艾奇逊写信给杜鲁门说，在肯尼迪的白宫中，有一种不幸的对“形象”
  的全神贯注。
  这是一个可怕的弱点。它使得人们考虑自己而不是考虑问题。 我怎么能照看着守住这个击向游击手的急速的平直球？这可是一个
  完全让人接不住球的好方法。我吃惊地回想起你与这种状况的距离 有多么遥远。我不记得你曾有过任何一次停下来考虑一项对外政策
  上的决定对你命运——或就此而言对党的命运——究竟有何影响。
  杜鲁门答复说：“继续写，它鼓起了我的士气——如果我还有什么士气 的话。”
  在另一封信中，他告诉艾奇逊：“你必须记住，我们国家的首脑还年轻， 经验不足，但很有希望。让我们期待着有希望的作为吧！”
  听到民主党在肯尼迪的建议下准备举办一个每位客人 1000 美元一份正 餐的宴会的消息后，杜鲁门震惊了。“如果或者当此事发生时，我们就完全 成了带有小写
  d 字头的民主党人。”在这件事上，无人与他商量过。“让那 些在领导地位上的百万富翁们见鬼去罢。”
  对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他说：“我只是不喜欢那个孩子，并且永 远也不会喜欢。”1960 年 5 月，马特?康内利因偷漏所得税而开始进监狱服
  刑。社鲁门相信康内利是无辜的，并且像其他人一样，相信康内利正成为共 和党仇杀的牺牲品，因此他做了一切他所能做的事情，包括帮助筹款以支持
  康内利的诉讼费用。1961 年 3 月，他写信给鲍比?肯尼迪，敦促赦免康内利， 当时康内利己假释出狱。但肯尼迪只是答复说他正在研究这个问题。5 月份，
  杜鲁门再次写信，并提供了更详细的背景材料，而肯尼迪再次保证说他个人 关注这个问题。可是此后便没有了下文，到 1962 年初，愤怒的杜鲁门用普通
  手写体亲笔给这位司法部长写了一封信：
  正如我在原先的信中告诉你的那样，马特?康内利受到了污辱 和虐待。我想让他得到赦免并恢复他的全部权利。此事我从未对你
  哥哥说过，我也不打算这样做。但是，如果你认为我欣赏我最好的 雇员之一被虐待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你就错了。所以，别想再
  讥笑我，除非你给马特?康内利以公正，这才是正确的东西——— 项完全的赦免。
  1962 年 11 月，康内利被肯尼迪总统赦免，而杜鲁门也给总统发去了他 的感谢信。
  贝丝的膝部和手部的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并且在乳房部位发现了一个肿 块。尽管它被诊断为良性的，但它却侵袭到了淋巴结，华莱士?格雷厄姆为
  她做了一个乳房切除手术。
  杜鲁门也一直受着痛苦的折磨，他于 1963 年 1 月被送进了医院，动了一
  个肠疝手术——他称它为一次“小宰割”。事实上，对于他这种年纪的人来 说，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手术，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复元。
  这个一直喜爱钟表的人——在白宫的不眠之夜里，他总是上钟表的发 条；并且在椭圆形办公室中他保持有八九个钟表；无论到哪里去，他总想要
  准时——现在视时间为敌人和追踪者。他写信给艾奇逊说：“那位‘公民’ 老妇一直在追赶我，我不得不慢下来点儿，特别是自从她在杜鲁门夫人那里
  有了一个伴儿之后。”贝丝的所有 3 个弟弟，弗兰克、乔治和弗雷德?华莱 士，此时都已去世了。
  “在 79 岁上，你一个接一个地去参加朋友们的葬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还不到 79 岁——这样，你有时会感到奇怪，是否那个拿着长柄大镰刀的老头
  儿没有在追你。”杜鲁门在 1963 年 5 月，他生日过后不久的另一封信中写道。
  那年秋天约翰?F?肯尼迪的遇刺使他在感情上遭受了重大打击。他在米 勒巴赫饭店吃午饭时听到了肯尼迪遭枪击的消息，但直到后来，他在回家路
  上的卧车里才得知肯尼迪已经身亡。
  玛格丽特写道：“由于他本人曾距此命运如此之近，爸爸被极度地震惊 了。他生平第一次无法面对记者。”
  当我正准备飞往华盛顿时（杜鲁门后来在答复作者成廉?曼彻 斯特的询问时写道），我接到了约翰逊总统的一个电话，告诉我：
  为我派了一架飞机，这样就使我能在葬礼前一天赶到。我直接前往 布莱尔大厦。在那儿呆了一会儿，我们坐车去白宫拜访肯尼迪夫人。
  我发现她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惊人地镇定和克制，不过我看到她 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悲痛。她对我说，她的丈夫，总统，常常谈
  到我，并且对我们试图做的事情深表同情和理解；我发现自己激动 得说不出话来。
  对于一个曾担任过总统、经历过它所带来的考验和重负的人来 说，不承认这场降临在国家头上的悲剧的严重性，看不到他的家庭、
  特别是总统夫人所遭受的这场灾难性打击的严重性，这是很困难 的。
  贝丝一直生病，这次不能同行。玛格丽特和克利夫顿则从纽约赶来，和 住在布莱尔大厦中的杜鲁门呆在一起。见到父亲后，玛格丽特越发担心了，
  他看起来情况糟透了。一位医生被派来照管他。杜鲁门顺从地上楼回到他的 房间，在床上用餐。但是，第二天，他又步行出席了葬礼和墓边的祷别仪式，
  之后，他与艾森豪威尔同坐一辆车回到了布莱尔大厦。两人坐在布莱尔大厦 的前会客厅中谈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艾森豪威尔返回了他在葛底斯堡的
  家中，社鲁门则飞回了密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