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舍伍德的《罗 斯福与霍普金斯》、艾森豪威尔的战争回忆录《欧洲征战》，以及阿尔弗雷
  德?金西的《男子的性行为》，后者是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对战后 美国生活中男子乱交行为所作的数量分析引起了轰动。
  1 月份，圣雄甘地在步行经过新德里的一个花园时被人谋杀。3 月，捷克 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从布拉格一幢楼房的第三层窗户中跳楼或被
  人推下楼身亡，他的父亲创建了自由民主制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消息激起 了自战争结束以来几乎从未有过的悲痛和愤怒（多萝西?汤普森写道：“但
  是，由于这次跳楼，让世界不要误解他所说的话。他说：他与共产主义合作 是选择了奴役、叛逆、耻辱——或自杀。”）。6 月，柏林危机来临。
  7 月，杜鲁门最喜爱的美国人之一、约翰?J?潘兴将军在 87 岁的年纪 上去世，遗体隆重地安放在国会圆形大厅中。杜鲁门驱车前往国会，为表示
  他的尊重，他不要警察车队护卫，正如他所说：“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我任野战炮兵上尉一样。”
  正如时间所示，1948 年的政治也引进了许多新词和表达方法，它们后来 都被美国人所共同使用——“短暂逗留”，“南部各州中与本党持不同政见
  的民主党人”，以及“转移注意力的谈话”。
  根据新闻界给予特别关注的“科学的”民意测验的结果，94％的美国人 相信上帝。这些民意测验还显示，杜鲁门根本没有机会再留任总统。全国最
  受欢迎的杂志《生活》报道说：“显然，共和党的明星正如日中天。”的确， 由于当时所有这些变化和混乱，人们普遍接受的几项判断就是：这次选举将
  成为共和党年，它将是一次令人乏味的选举，将是杜鲁门的一场灾难，而民 主党人的处境甚至比 1946 年时更糟。
  两次经历极大地影响了杜鲁门对那年春天发生，并持续到夏秋的事情的
  看法，给了他勇气和似乎无法压抑的信心，不论预测的前景多么暗淡——它 们正变得越来越暗淡——也不论会有多少人抛弃他——人数可能会很多。
  第一次经历发生在 8 年以前。他认为，没有任何事情、任何斗争和任何 要走的路会像 1940 年初选时在参议院赢得席位那么困难或看起来那么无
  望，那年夏天，他与劳埃德?C?斯塔克竞选。杜鲁门的这段历史是 1948 年 许多政治评论家和预言家所熟知的。流行的说法是，勇气“以前已经用完了”，
  而在 1948 年杜鲁门也知道它以前就用完了——形势极为不利，没有钱，没有 报纸的支持，没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保佑，也没有任何被认为是知道他实
  际上可能经过努力会获胜的人所做的严肃的预测。关于他 11 月份将会失败的 那些固执的议论，那么多的文章和谈话中所带有的那种自命不凡的肯定语
  调，所有这些都是他非常熟悉的声音。
  最重要的还是最近在 6 月间乘火车跨越全国的一次被大力宣传为“非政 治性”旅行的经历，这完全是按照罗的报告中的建议安排的。在两周的旅行
  期间并非没有忙乱和尴尬、甚至在当时看来似乎是错误的地方，然而杜鲁门 发现这次旅行给他带来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以带给他的那
  种振奋；返回华盛顿后，他的气色和感觉都像他政治生涯中的任何时候一样： 朝气蓬勃，信心十足。
  不过，勇气和信心尽管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其他那些不易估量的品质， 它们仍不足以成事。这些品质包括对人类感情的真正同情、幽默、共识、体 力——对一个 60
  多岁的人来说的那种真正的超常的体力——自豪感、决心， 以及根本的、不可动摇的、杰克逊式的对民主制的信仰，这后一种品质在他
  的心目中最重要。哈里?杜鲁门信任美国人民。他经常这样说，这听起来像 是陈词滥调，但却是真实的。他喜欢政治家的那种“走出去，到人民中间”
  的工作，喜欢去看看乡村，喜欢群众。在这次和后来的旅行期间，在一个接 一个的火车站上，当地方上的政治家登上列车来与他握手时，杜鲁门为他们
  中的每一个人都腾出些时间来谈话，这不仅仅是装装样子，他真心地喜欢这 些人，把会见他们作为一种享受。
  作为总统，他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会见和接触他称之为普通美国人 的人。这样做总能使他感觉更好些。不久前在华盛顿的一天晚上，他散步时
  决定去看一看波托马克河上那升降“纪念桥”中段的机器。他从铁梯上下去， 走向那位正在拿着小锡盒吃盛在里面的晚饭的大桥看守人。对于美国总统从
  这个狭窄的梯子上爬下来并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位守桥人丝毫也不感到 惊奇，说：“你知道，总统先生，我刚好在想你。”这对杜鲁门是一种极其
  开心并永远难忘的欢迎。
  1940 年初夏，在密苏里，他曾经挤进那拼命与他握手的小镇的人群，说：
  “我就是想来让你们看看：我并没有因为来自杰克逊县而就长了犄角和尾 巴。”如今，在穿越西部的行程中，人们又听到了这种话的重复，不过语气
  多少缓和了些：“我走出华盛顿来到这儿，为的是你们能看看我并听听我不 得不说的话，然后作出你们的判断：你们是否相信某些议论你们总统的话。”
  6 月 3 日夜间，16 节车厢的“总统专列”从联邦站出发，杜鲁门坐在他 的特别装甲车厢“费迪南德?麦哲伦”号中，再次外出旅行；同行的有包括
  秘密保安人员在内的约 20 人的白宫班子，还有 59 名新闻和摄影记者，这是 一个创记录的庞大记者团。
  这次“非政治性”旅行的借口是应邀接受一项荣誉学位，并在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学位授予仪式上发表一个演说；不过，没有人认真看待这次旅行 的非政治性的说法，杜鲁门尤其如此，在第二天，即 6 月 4 日中午在俄亥俄
  州克雷斯特莱恩站开始作首次短暂停留时，他对显然异常兴奋的群众说：“在 这次不分党派、两党都参加了的旅行中我们来到了这里。我明白，现在有大
  批的民主党人在场??”
  把这次旅行宣布为正式的总统出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民主党委员会没有 了钱。因此这笔费用要从总统每年的旅行经费中出，而这引起了主要的共和
  党人和大多数报刊的愤怒。
  使专列上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惊讶，同时也使杜鲁门感到格外高兴的是群 众出动的规模——在克雷斯特莱恩小镇上有 1000 人；在芝加哥则有 10 万人，
  在那里他乘坐敞篷车前往帕尔默大厦。
  在奥马哈，他的老友埃迪?麦金造成的一次令人尴尬的糟糕局面却产生 了完全相反的公众效果。在一次主要演讲会上，仅有不足 2000 人出席，他们
  坐在巨大的“艾克—萨—本”（“内布拉斯加”的倒拼）大礼堂的前排座位 上，后面留下了 8 千个刚被擦洗得干干净净的空座位。负责安排这项活动的
  麦金想掩盖这个事实，即这次演说是对公众的一次公开演说，而不是仅对杜 鲁门在第 35 师时的老战友们（他们正在奥哈马举行重聚联欢会）的一次演
  说。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近乎空旷的大礼堂的照片出现在全国各地的 报刊上，这不仅成了杜鲁门人望低得可怜的一种象征，也成了政治上明显无
  能的一种标志。然而杜鲁门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登上讲台，像是对着满堂 的听众那样发表了演说。他既没有责备也没有批评麦金。麦金后来经常回忆
  他所说的话：“我并不诅咒那里除了你我之外是否就没有其他人。我是在对 农民们发表一个广播演说。他们不在那儿——他们会在家里听这个广播。他
  们正是我想要对之演讲的人。”
  杜鲁门认为，比那天晚上成排的空座位更能衡量人心、也更具有重要意 义的是当天早些时候他在奥哈马的大街上受到的欢迎，当时他与第 35 师一同
  在街上列队行进。他身着浅棕色双排扣的华达呢军服，脚登一双他最喜爱的 双色夏季皮鞋，走在他自己所在的 D 炮兵连的前面，还不断地把那顶西部风
  格的帽子脱下向左右的人群致敬。他显出像一个男子汉所能有的那种幸福， 而无数的人群也真心实意地回应着他——在奥哈马，一个共和党统治的城
  市。正如爱德华?T?福利亚德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报道所说：“在这个共 和党的堡垒城市，他们排列在街道两旁，有 16 万人，他们给予杜鲁门总统的
  欢迎使人回想起了 3 年前他在白宫时的‘蜜月’时光。”杜鲁门的老理发师 弗兰克?斯皮纳行进在他身旁，手举着 D 炮兵连的旧军旗。后面的队伍中有
  埃迪?雅各布森、蒙西格诺尔?蒂尔南、埃迪?麦金和吉姆?彭德格斯特。
  旁观者被感动、被陶醉。杜鲁门先生感受到了他们的友善，显 出从未有过的喜悦（奥哈马《世界先驱晨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