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班子的成员经常对总统的有关这个国家的知识感到大为惊奇，他的
  这些知识得自于多年来乘汽车的旅行以及杜鲁门委员会调查时期所走过的地 区。查利?罗斯称杜鲁门在乘坐的飞机上几乎是任何时候向外看一眼，就能
  够准确地说出他正在飞越的地区的名字。
  他们也喜欢他的幽默感。他告诉他们：“经济学家所佩戴的表链，一端 刻有（美国名牌大学）联谊会的标志，另一端却什么都没有。”他们所有的
  人似乎都钦佩他的历史感，认为那是他所具有的最强大的性格力量之一。杜 鲁门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中的时候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了解了曾坐在这张办
  公桌前的其他人所经历过的事情，那么他应付同样的经历时就要容易些。正 是忽视，导致了最大的错误。坐在这儿的人至少应该懂得他的美国的历史。”
  当杜鲁门谈及过去的总统——杰克逊、波尔克、林肯时，就好像他认识他们 似的。他曾说，如果真的“与以前发生的一切彻底割断联系”，那么，结果 必将是混乱。
  那年春天，在沿波托马克河做短暂航行的“威廉斯堡”号上，杜鲁门和 通讯秘书比尔?哈西特在午餐时开始谈论起内战问题。其他人在餐桌旁静听，
  谈话涉及到几次战役和数名联邦与联盟将军们的能力及缺点的评价，像以往 常有的情形那样，杜鲁门再次以他读过和记住的丰富历史知识给每一个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鲁门说，他很愿意做一名历史教员。
  “以讲授历史来代替创造历史吗？”克利福德问道。
  “对，我想是这样，”杜鲁门回答说，“这样就可能不会那么麻烦。” 克利福德对杜鲁门来说，已经越来越显得格外重要了，这很像哈里?霍
  普金斯对罗斯福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意义。他们两人都知道：克利福德理解杜 鲁门，而他正在努力从事的事情就是完成这项长期的任务，这一点是非常关
  键的。杜鲁门曾说，他不想要一个罗斯福那样的行政当局。他认为，罗斯福 周围的那些人中，“古怪的人”太多。“我想要脚踏实地。除非我知道我要
  走向何处，否则我不会感到舒服。我不想进行任何实验。美国人民已经经历 了许多实验，他们不想再要实验，而想要休息。”他不喜欢“进步主义”和
  “自由主义”这些词，他想要的是“向前看的计划”。一个“向前看的计划”， 这就是一切。
  也许杜鲁门还不知道，他们都高度评价他对他们的尊重。查尔斯?墨菲 是个腼腆的人，只有在别人主动与他谈话时才讲话，后来他评论说：“在许
  多方面杜鲁门总统确实很粗暴，但对待他的私人班子，他却格外温和??而 他的班子也以一种超常的努力工作、自愿加班和全身心的、一心一意的奉献
  来回报他的友善。”
  以后来总统班子的标准来看，这个班子并不大，不像某些后来的总统的 白宫班子，为杜鲁门服务的那些人从不参与决策。据乔治?埃尔西回忆，杜
  鲁门班子中没有任何人梦想过为基本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 制定政策或做出决定。
  这一点必须要不断地强调（多年后埃尔西在一次采访中说 道）。白宫不存在对外政策的庞大机构。白宫不存在任何事务上的
  庞大决策机构??（也没有任何人试图）通过僭越??通过以国务
  卿无法接受的方式??通过向总统证明、或试图向总统证明他们（比 国务卿）更精明、更有才华、他们的主意更好的这类方式来建立自
  己的声望??这些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如果白宫中有人想要以这 种方式来行事，那么在 30 秒钟之内他肯定就会被赶出去。
  杜鲁门身边的那些人的忠诚是绝对的，从未动摇过。在后来的年代中， 社鲁门白宫中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尖刻地谈论过或描述过他，也没有人以任何
  其他方式贬损过他。那些与他最亲密并为他工作过的人也从未写过“内幕” 著作和文章来为这位总统辩护。他们都考虑的是哈里?杜鲁门当时以及他们
  后来所处的这个世界，如果有机会为总统辩护，他们是欢迎的。
  对于查利?罗斯这个班子中年纪较大、与杜鲁门相识最久——比行政当 局中任何人都久——的人来说，与他共事尽管工作紧张，并因此而意味着收
  入大幅度减少，但正如罗斯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即 1947 年圣诞节写给杜鲁 门的私人信件中所说，这是他一生中的荣幸：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以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友谊更能使人心满意足了，而
  拥有你的友谊确实是一种少有的满足。 两年半以前，就像你所说，你“让我跳进火坑”。我很高兴你
  这样做了。这是我一生中得益最多的年代。你对我的信任、你慷慨 地表示出来的友谊、与你周围那些杰出的人——你出色的“团队”
  ——的协作，所有这些都令人鼓舞。 不过，总统先生，最令人鼓舞的是你——作为总统、作为常人
  的你——的性格。也许我最想说的心里话就是告诉你，我对你的钦 佩以及对你的深深的喜爱自从你把信任给予我的那天起，就一直在 稳步增长。
  杜鲁门很少接到过像这样一封对他来说是如此意味深长的信。 对迪安?艾奇逊来说，杜鲁门的“活力、内在的生命力这种无价的礼物”，
  总是能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刻成为他最强大、最能使他振奋的力量。艾奇 逊写道，总统的生命力和高昂情绪的供应似乎是永不枯竭的，为了证明他的
  观点，他从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引述了描写阿金库尔战役前夜的句子：
  ??那些可怜虫，本来是愁眉苦脸的，一看到他，就从他那儿 得到了鼓舞??
  他的眼光毫不吝惜地把温暖分送给每个人?? 那一夜，在精神上与哈里有了一些接触。
  正是这“与哈里的一些接触”，“使得我们所有的人不断前进，”艾奇 逊回忆道。
  此外，还有马歇尔将军，他把信任给予了每一个人，而且提高了国务院 乃至整个行政当局的士气。马歇尔曾对那些与他共事的人说：“先生们，也
  许有理由要求军人注意士气问题，但却没有理由要求文官们注意这个问题。 我希望在国务院工作的所有官员都注意自己的士气。现在就没有人在注意我
  的士气。”士气稳步地提高了。 这正如艾奇逊所强调的，他与国务院的其他人都感到，他们正被两个杰
  出的人、总统和国务卿领导着。在国会山，萨姆?雷伯恩在其支持杜鲁门主 义的发言中曾说道，这个国家“又一次有了要求采取某种行动的领袖们”，
  他用复数来强调领袖一词并非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杜鲁门曾写道：“马歇尔的完整个性激发了人们的信心。”认为是人创 造了历史，这正是杜鲁门长期坚持的信念。1947 年春天，随着马歇尔计划紧
  接杜鲁门主义而出台，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显然发生了，这主要是由于相对 来说很少的一小撮人，几乎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
  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使得这些事情发生的。
  1947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的马歇尔国务卿焦急 万分、心烦意乱。他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已经成了一种日益拖延、看不到目标
  的痛苦折磨。莫洛托夫的行动始终就像是时间和西方联盟的挫折对他来说无 所谓似的。马歇尔想在有关德国的前途问题上达成一项协议。他考虑直接与
  斯大林谈判也许会更有效，因此他到克里姆林宫做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然 而，斯大林却问道，如果达不成协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下一次再达
  成协议，如果下一次不行，就再下一次。”斯大林边说，边用红铅笔漫不经 心地胡乱画着狼头。
  斯大林的冷漠给马歇尔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苏联人似乎很愿意看到不稳 定和混乱充斥于欧洲。让事情放任自流符合他们的目标。他们尤其不希望德
  国恢复秩序和稳定，更不要说在那里恢复繁荣了。马歇尔原来认为可以与俄 国人协商，但是在莫斯科，他发现自己错了。
  返回华盛顿之前，他接到了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一 份紧急备忘录，警告说西欧的形势比人们一般理解的还要严重。在往返莫斯
  科的途中，马歇尔在巴黎和柏林停靠时，对 他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他谈论的话题是为拯救西欧所能做的事情，除此之
  外几乎没有别的。
  马歇尔向杜鲁门强调说，时间是最重要的。在 4 月 28 日的一次广播讲话 中，他告诉全国：“当医生还在商议时，病人却日益濒临死亡。”
  第二天，马歇尔召见乔治?凯南，指示他“立即”组建一个特别班子，
  “毫不拖延”地就为拯救欧洲应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提出报告。凯南后来回 忆说，马歇尔的建议仅有一句话：“避免繁琐。”
  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的思想已经在杜鲁门的头脑中酝酿了一段时间。两 年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