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底线的频频突破表明，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无疑使公民的道德底线失去了最后的防守能力。
  “钱是什么？”德国哲学家齐美尔是一个对金钱有着清醒认识的人，他说，“金钱是一种介质、一座桥梁，而人不能栖居在桥上。”
  后记：钱有什么用？(1)
  这是一个伪问题，像“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可笑。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剧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在《托巴兹》中这么回答：
  “金钱是万能的，有了它什么都可以做，有了它就有了一切。我如果想要一栋现代化的住宅，装一颗看不出的假牙，想在忌斋日吃肉，在报刊上受到赞美，或者想在自己的床上有个女人，我凭祈祷、忠诚或美德能够得到吗？我只要把这只银箱打开一点，问一声‘要多少？’就什么都有了。”
  何止是帕尼奥尔，有无数的作家、艺术家对金钱作出个人论述，比如：
  马克?吐温说过，“金钱是那种只要你不死，你就得去挣的东西。”
  毕加索表达了他对财富的矛盾态度，“我很愿意像一个有许多钱的穷人那样生活。”
  伏尔泰声称，“描写金钱要比获得金钱更容易，而那些获得金钱的人对那些只知道如何描写金钱的人开了个大玩笑。”伏尔泰还说，“当涉及金钱的问题时，每个人都信奉相同的宗教。”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有这么一句话，“在这些因富而骄的时代，恶行的美德本身必须祈求宽恕。”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得更有趣，“我有三位忠实的朋友：老妻、老狗和现金。”
  只是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实在找不出比马塞尔?帕尼奥尔这段台词对金钱更生动的描述了。像我一样，每个作家都可以说出一堆金钱不过如此的大道理，事实上我们都非常渴慕钱，因为没有权势和地位，假如再没有经济能力的话，你就很难存活。
  有一次聚会，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告诉我，当他发现自己的财富超过一个亿的时候，心里感到茫然，而不是幸福。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西奥斯答应了迈达斯国王的一个请求，授予他在尘世间最想得到的一种本领：把他碰到的任何东西变成金子。迈达斯欣喜若狂地叫道：“我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当国王伸手拥抱他深爱的女儿时，她立即变成了金子。迈达斯国王才意识到潜在的悲剧，这是他从前未曾考虑到的。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贫穷一直伴随着我，如影随形。小时候，没有饭吃，只能吃地瓜丝和蕉芋渣，我们不觉得苦，因为有未来。从部队回乡，揣着400块退伍金在家务农，我不觉得累，因为心中有梦想。刚来厦门的那年，我们夫妻买不起窗帘，用胶水往玻璃上贴塑料纸；捡一块胶合板钉在木箱上当饭桌，趴在上面吃三块钱的快餐；每天往返两个小时去厦门大学，目的是借用同学家的电脑写《雕版》；从五楼冲到街头回传呼，因为买不起电话；拉一根铁丝晾衣服、横下皮箱写字，诸如此类也不觉得生活有多艰难，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盼望。我不愿意诉苦，不等于没有吃苦。细细数算，每一次的哀愁，都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难处难以逾越；每一次的绝望，都不是因为潦倒，而是呼告没有回应；每一次的悲伤，都不是因为困顿，而是结局出人意料。总之，每一个痛苦都是一次心灵的真实体验，都与钱无关。
  贾平凹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时说，“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发生了改变，古老的纯朴的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人性变得异化、复杂、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边，人的丑恶慢慢露出来，欲望成为我们行进的动力，我为这一切而感到深深的痛苦。”
  金钱的重要价值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金钱被过度看高的世界。其实，拼命追求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只会对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带来干扰，令我们分心。金钱并没有使富人的生活更丰富，他们也许拥有私人游泳池，游泳的却是保安；他们肯定拥有别墅，独守空房的往往是保姆，因为富人最容易陷入的生活悖论就是，“为了挣钱我才这么劳累。”
  托尔斯泰有一篇小说叫《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土地》，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在俄罗斯的外省有一个贪婪的地主，他用一生的时间来掠夺土地。等他死的时候，他侵占的土地已经需要骑上马来丈量了。他要死了，佃农们在原野上已经为他挖好了墓穴。“让我最后一眼看看自己的安息之处吧！”这位骄傲的地主说。于是，佃农们将他抬到了墓穴边。面对墓穴，地主在一瞬间突然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只需要从头到脚六英尺长的土地。客家话说得好，“家有万石粮，一日只吃三餐；家有千间房，一夜只睡三尺。”
  后记：钱有什么用？(2)
  钱钟书认为，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
  正如《诗篇》所说，“悲痛可能会持续一整夜，但是快乐会随着黎明而到来。”
  后记：《姐妹》与钱(1)
  《姐妹》投稿到杂志社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没有编辑相信这是真实的。“怎么可能呢？”“人怎么会这么蠢呢？”无奈，我只好将政府通告、红头文件、清会办简报复印几份寄给他们。这回他们相信小说的真实性了，“但是，”他们在电话中说，“读者怎么会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呢？”后来，我又给他们邮寄一些报纸，用来说明“烂会”的悲剧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大面积地重演。其实，现实情况比小说中表现的更糟，许多老乡读过小说稿后都摇头说，“更惨，惨多了。”
  我老家连城烂会的时候，我是连城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天天跑的就是清会烂会的报道，耳闻目睹的就是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离异的新闻。与现实的惨烈相比，所有的文字描述都显得苍白，我当时就有一个念想，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将来也许能派上用场。当时，广播电台由我和蓝春轮流编辑新闻节目，知道我的用意后，蓝春也把有价值的材料给我留着。动笔创作的时候，清会办的李元健、水蜜桃基地的吴德祥、电视台的余兴辉又陆续给我邮寄一些有效证据。
  当然，《姐妹》写的不是永安，更不是连城，绝对不是。“桃源”这个地方在我的梦境中，在人物的活动中，在读者的想像中。我不能怀疑读者将对号入座，因为那是对读者智慧的侮辱：读过初中的人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让?保尔?萨特在《门关户闭》一剧中有一句名言：“别人就是（我的）地狱！”在他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来说，只能是矛盾冲突的关系，而不能是息息相通的关系。美国“垮掉的一代”认为，到20世纪中叶，对人的信任已经完全丧失。从前停留在概念的阅读，因为有了烂会，所有的疑团都解开了。
  烂会风潮使编辑困惑，金钱却是一个与生死、爱情一样古老的文学母题。金钱作为小说的主题，就像宗教和性一样，自从出现人类文明以后，就占据了读者的好奇心。在《不变的欲望》一书中，詹姆斯?巴肯写道，“作为一种手段，我认为金钱绝对是一种工具：它现在可以实现任何一种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创造或者扼杀一切事物。在目前这种极端重视手段的情况下，它又一次经历着转变，以达到一个绝对的目的。货币的价值并不根据它的实现愿望的力量来评估，更确切地说，金钱就是人们所有希望的目标。金钱被尊崇为我们时代的上帝。”
  《姐妹》中有关桃花会的描述存在这样一对矛盾：所有参与过标会的人都认为写得不充分，而所有不了解标会的人都认为写得太夸张。标会与烂会的情形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那对抄起杀猪刀、在镇上到处叫嚷要杀人的维卡略兄弟。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杀死纳塞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杀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桩理由本不充分、连杀人者也不想实现、因事先大肆张扬的谋杀案竟然没有阻拦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同样的，没有人相信标会能滚大利润，但是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
  从众心理表现为：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大众使非理性得以继续存在。个体屈从于他不能控制的群体情感，就好像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止一场流行病一样。那些想做大事业的会首必须求助于人们的感情，而不是求助于理解。疯狂行为所唤起的是众人的崇拜，而不是他们对金钱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所谓的“社会感染”，只不过是一种集体催眠的延续。
  《姐妹》着重写了哑巴与花季三姐妹的关系，明眼的读者一看便知，哑巴的爱情是病态的、非正常的。在哑巴与花季的婚姻关系中，金钱所及的范围比夫妻之间所能想像的要大很多，甚至操纵了夫妻彼此之间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