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那一仗奠定了秦国对于山东六国的绝对优势，也成为我父亲后来发动大规模统一战争的转折点。
  在他之前一百多年，一个叫商鞅的杰出政治家来到秦国，当时的先王非常赞赏他的治国韬略，于是一项延续一百三十多年的‘耕战’国策诞生了。
  众所周知，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兵力的多寡，而决定兵力多寡的则是发达的农业；决定胜负的另一个因素是精良的武器和士兵的勇敢，这些通过商鞅提出的兵器制造的‘四级管理’制度和‘军功授爵’制度获得保障。
  先进的制度使秦国农耕和水利空前发达、国力空前强盛、士兵尚武善战，也激励着随后的六代国君对于统一天下的信念矢志不移。
  我的父亲一生雄才大略，他以‘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宇于内’的恢弘气势，在十年里以百万虎贲之师横扫天下，创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也结束了长达五百多年的战乱割据；而他自己也因此成就了千古帝业，被尊称为始皇帝。
  统一之初，文字、钱币、度量衡和车轨道路等也得到了统一，但国民的思想却难以象文字、钱币那样容易统一，战乱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仍然影响着各个原诸侯国的贵族和平民的意识。
  在这个问题上作为长公子的我和父皇有很多不同的见解，导致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臣子频频在我父子之间疏柬。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天下初定，列国的各种思想依然影响着那些没落的贵族，他们始终不能放弃复国的梦想，并不遗余力地鼓动百姓跟他们一道反抗帝国的统治。
  他们把国家必要的水利和防御工程说成是‘暴政’，宣扬‘皇帝死而地分’以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鼓惑之言，其核心思想便是法家之外的诸子之言。
  除了水利、医药、工程和桑蚕、冶炼等技术方面的书籍外，那些威胁帝国长治久安的言论必须铲除、对暴乱者必须戡乱到底。
  这些，你懂吗？
  ’当时我说，‘可是如此以来必将耗费巨大的国力，如果说征集民夫兴建长城是为了抵御胡人入侵、修建都江堰是为了两川之地富甲天下以充盈国库、甚至修建直道和栈道是为了强化帝国统治的话，那么修建象阿房宫那样的宫殿仅仅是为了帝国的气派，那又何必。
  庶民需要与之休养生息，如此劳民只能给那些亡国贵族以借口，这正是帝国真正的危机。
  那埋在长城脚下的累累白骨必将成为索命的冤魂！
  如果帝国的统治不能得到万民由衷的称颂，那么危机将遍及帝国的每个角落如干柴烈火。
  如果天下有变，则民心必然倒戈，那时候……’可是父亲不给我再说话的机会，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命我为监军，和蒙恬将军带甲三十万戍守都城咸阳以北的上郡。
  父亲任用酷吏为御史，坑杀了四百六十名儒生，使读书人从此沉默；他相信术士之言，为求长生四处派人寻找灵丹妙药；继续征集民夫兴建宫殿和其他军事设施……对于这些我忧心忡忡，常在上郡的营帐中叹息。
  有一次，父亲差人送来一封家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扶苏我儿，虽然你说的很多话令我很生气，但我从未真正地怪罪过你，在万民心目中你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仁义之士，是帝位真正的继承者。
  这一点，作为你的父亲我比谁都更加了解，那些参劾你的话我也是姑妄听之。
  不过，政治这东西，是最风云莫测的，想当年我新君即位的时候，醪毒发动叛乱，若非父皇机警已遭不测，刺客荆苛又差点让我命赴黄泉……你为人正直，常在咸阳难免遭人设计。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的故事吗？
  ‘重耳在外而生、申生在内而亡’！
  想想的确是发人深省。
  商朝时期，秦人为殷商‘保西垂’；在周天子年代，又在自己的封地上为周王室养马。
  当时刚刚建立的秦军在与西戎诸族的作战中血流成河，几代先王都殒命疆场，秦国的历代国君可以说都是从血战中成长的。
  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学会治理好军队，这就是为父为什么要狠心把你撵出咸阳城的原因。
  ……为父总会有殡天的时候，天下迟早有一天要由你来治理。
  我不是不知道儒家的‘中庸之术’和道家的‘无为而治’对于治理天下的作用，但为父更想让你继承的是法家变法图强的精髓。
  要知道强秦的战斗力之所以能历经五百五十年的征战而不衰竭，就是靠着法家的强国之策！
  ‘制度先定而百技发轫’是法家能够使一个民族的智慧生生不息的源泉，在‘耕战’国策和‘寺工监造’以及‘军功授爵’等制度的影响下，秦国工匠的技术才能在保证‘标准化’的前提下而有长足发展；严谨的法律和一丝不苟的执行力造就了秦军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自商公变法以来，秦国与六国军队作战六十五次，全胜五十八次，斩首一百二十九万，摧城一百四十七座，建新郡一十四个，互有胜负有四战、败绩仅三次，这些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外，作为秦军长驱关山的高速直道、遍布帝国的栈道以及四通八达的水利网络，可谓‘穿涧越岭、通山填壑’，无不闪耀着秦人变革图强的智慧与力量。
  这些成就若没有法家‘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的气势，依靠小儒的‘中庸’和‘凡事不违祖制家法’的‘恭谨与谦让’是不可能做到的，道家的‘无为而治’更是不能企及。
  儒家恭敬、谦让的所谓‘儒雅’，也只能造就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他们张口‘圣人’、闭口‘祖制’，追求毫无用处的八股文风和文字上的新奇，弱不禁风、百无一用，千年百代的儒生加起来不如一个工匠对国家有用。
  酸腐的儒生们一旦为官，就会结党营私、弹压异己……他们骨子里的惰性注定了他们将永远奉行对内严酷对外软弱的政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去看看一切物种在森林里的生存法则吧！
  你就会明白什么叫物竟天择、弱死强留。
  而法家正是参照这样严酷的自然法则警示我们：惟有后代超越前辈才能更好地生存。
  法家以律法的形式保障了这种超越前人的体制的推行，尽可能地使一切有才能的人为国家所用，而不在乎他以前的出身、血统、门第以及世人的评价，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奴隶出身的张仪就是最好的注解。
  而凡事惟“孝道”
  论的小儒以捍卫祖宗的陈规陋习为己任，他们是没有勇气超越自己的前辈的，儒家的教条决定了后生在前辈面前永远只能战战兢兢、唯诺惶恐，他们只能象灭亡的六国那样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画地为牢，永远不敢超过前人一步！
  在这样的教条下，官吏惰怠、民风萎靡就是自然的事，长远看必将导致一代不如一代、国家积弱不振，所以说儒家的理论就是一部完整系统的误国之言。
  他们不注重以律法来约束官吏，而把国家的兴旺冀望于对官吏‘克己复礼’的虚幻的‘道德约束’上，这是非常天真和冒险的，整个国家必然要在这冒险的行进中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主张门第之见的习俗将致使手工技能因缺乏交流而代代失传；他们提倡‘祖宗家法’的观念将抑制创新；繁文缛节的‘礼教’助长浮夸和虚伪的民风。
  假如后代子孙依照儒家那一套来治理国家的话，那么必将彻底冷落法家实用的言论和主张，那时‘祖宗家法’将彻底窒息一切变法图强的制度和技术，一切倡导变革的新兴力量将被视为异己而惨遭禁锢；做学问的小儒毕生的精力都会放在追求‘诗’、‘经’等无聊的文字游戏之上，而对国家真正有用的技术创新则遭到那些文人墨客的嘲弄和封杀；虚伪的‘道德寄托’作为一面幌子将养育数不尽的贪官污吏；尚武精神的沦丧，将使举国尽是怯懦恭谨的弱民，秦人数百年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那么千百年后，一旦有变，这个逐渐没落却自以为天朝的民族将被外族任意欺凌而万劫不复！
  ……此外，法家的精致细腻的风格和小儒的大而化之相比较更有竞争力、法家追求实干的做派也强于儒家擅长空谈的务虚，须知空谈误国，长此以往必使民风惰怠萎靡、务虚者指责实干者比比皆是，致使诸事荒废……为父之所以‘焚书坑儒’，宁愿背负这千古骂名，就是为了帝国的子民沿着法家先进的思维方式和用鲜血换来的韬略在法制和变革中生生不息，以永不枯竭的创新激情领先于各个民族。
  我儿扶苏谨记：要想和平必须要有维护和平的本钱，那就是有打赢战争的能力。
  妇人之仁和虚妄的道德幻想只能被外族杀得血可漂杵，那时你将空有遗恨而无回天之术！
  如果你去过森林，了解到狮子和老虎为什么不跟它们的猎物讲道德，你就会明白为父的苦心了。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安全冀望于外族的‘道德’上。
  当然，在皇家图书馆里，我依然收藏着列国的志、传和诸子百家的言论，若有一日你临朝执政时，尽可参考小儒和道家对治国有益的片段，但切不可全盘引用小儒的主张，否则国家的创造力将至此而终。
  上郡是帝国的心腹地带，维系着整个帝国的安危，蒙恬上将军是我信赖的将领，你和他一道更使为父放心；桂林、象郡等百越诸地驻守着帝国五十万精锐，若天下有变，他们将只听命于我的调遣；若我有不测，那么你就是帝国百万军队唯一的首领，除非我有书信遣你入京，屯兵三十万的上郡将是你最好的容身之地，即使是帝王的子嗣，也要懂得生存的不易。
  近日为父总觉身体不适，我已将你妹妹昭儿随信使带往上郡，望你妥善照料。
  日后若有违逆人伦的矫诏，你即可与蒙恬将军带甲征伐。
  另外，失落的上古法器‘镇魂石’据说已流落到西方某地，望我儿设法觅之并安放于昆仑山上，以佑万民之魂不受妖魔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