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调元到了临城，看到这是个关键问题，便很慷慨地拍拍胸膛，愿意立刻上山。田中玉当然赞成，匪方也同意了，陈便带了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当然不说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说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华票下山。
  陈调元到临城去的时候是带着两个旅同去的（准备协助山东官军进行围剿之用），如果匪方释放了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脸，要向抱犊崮进攻，他那两个旅为了他的安全，就会用武力制止。反过来，若是匪方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那两个旅就会首先全力进攻，这一点孙桂枝是不能不顾虑到的。所以尽管别人上山是件险事，他却完全不用担心。
  陈到了山上，孙美瑶等看他态度和平，一句话一个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毫无拘束，真像到了老朋友家里一样，因此大家对他都亲热得了不得。当天下午，便让温世珍和安德臣两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张华票送出山去。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
  孙桂枝、孙美瑶叔侄把陈调元等十几人让进一座临时搭盖的大席棚去设宴款待，实际就是留着作抵押。
  陈调元在席上举杯畅饮，坦然不疑，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便问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几个夜晚的缘故。陈调元立即从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镜来送给他，一面拍着他的肩膊说：“带上吧，这样会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孙美瑶从出娘胎来没有人这样关心过他，当然把他当作好人了。
  陈调元自己原带着两个卫兵，田中玉派的一个旅长吴长垣也有一个卫兵，都带有匣子炮。当晚临睡之前，足智多谋的老匪首孙桂枝忽然赔着笑脸向陈调元说：
  “镇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们这儿到处派岗哨，决不会出什么事……倒是，你们带来的几位弟兄没事最好别出去，免得发生误会……”
  他的话才停，陈调元心里已雪亮了，立刻命令卫兵：“把家伙卸下来，交给老当家的，准没错。”
  孙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陈调元的机警。
  陈调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绅他也竭力拉拢，显得非常热情。他拿出一本日记簿来，请各人签名，说是难得这样聚在一处，而且还一起上山办这样尴尬事，可算患难之交。大家也都觉得这位镇守使既有魄力，又没有架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将领。
  陈调元上山时，官方先送了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这显示双方已极接近。加上陈调元的笼络，遂使震动全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逐渐烟消云散。
  田中玉看见和谈已经成功，问题接近解决，于是乃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郑士琦接办善后前，北京的外交团曾有一个决议，是由各国驻华武官组织一个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掳案情况，北京政府允许他们自由前往，并令有关人员予以协助。
  12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得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勉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
  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本来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同时外交团也要求北京政府惩处山东负责的长官，于是活该倒霉的何锋钰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这是6月25日的事。
  孙美瑶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绑票，他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这年冬天12月19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了鸿门宴，把孙美瑶、孙美松都骗了去，一声暗号，当场把孙氏兄弟打死，其部队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
  不过临城匪徒的幕后人孙桂枝仍然逃走了，他带了一批残部，在鲁南山区流窜，官方始终对他没有办法。
  二○二、滇桂军逐走陈炯明
  当福州由徐树铮、许崇智及王永泉等联合光复后，奉系劝孙中山放弃恢复广东计划，令福建许崇智部会同驻桂滇军分向湘赣进窥武汉，奉军则直捣北京，可是孙认为必需先有自己的根据地，所以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襄办讨贼军部队整编事宜，每军编四旅，三军共12旅。
  这时，孙中山派驻香港的人员邓泽如、古应芬、林直勉、林树巍、李文范等筹组驻港办事处，推胡汉民遥领处长，下设三科，古应芬为第一科，林直勉为第二科，邓泽如为第三科。
  11年10月26日，孙中山正式任命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要他们两人和衷共济，调和其他人的意见，以期达成早日灭陈的目的。关于支用款项手续，由邓泽如负责把所有款项存于银行，支用时则须邓泽如、邹鲁共同签字。
  可是邹鲁还在北京，孙中山电召邹来沪，邹抵沪晋见孙中山，表示赴港后将以一个月筹款，一个月进行安排其他 ，两个月可完成香港方面的讨陈工作。31日邹鲁偕李文范抵港，邀集邓泽如、林直勉、林树巍、胡毅生、范其务、萧冠英会议。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刘玉山等均派代表来港接洽。
  孙中山曾于10月23日函广西的滇军总司令张开儒，略云：
  “兹特派邹海滨（邹鲁）兄回港，与各方策应接济。海滨于民党屡次图粤，皆有力量，且深知粤桂军之情，故使在港沟通一切，妥为照应，即乞时与接洽为荷。”
  11月8日孙再函广西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把握时机，速图广东。
  广西境内有两支系统不同的滇军，一支由张开儒所率领，是顾品珍的残部，从云南退出来，可是实力很完整，由于人事关系，张开儒虽有总司令名义，却不能统领这支军队，实权在杨希闵手中。著名将领有范石生、杨如轩、杨池生、蒋光亮各部。至于另外一支朱培德部是早就在两广的滇军，曾随孙北伐，后因陈炯明叛变而退至广西。
  杨希闵曾派代表黄实到香港和邓泽如联络，要求帮助军饷，11月8日邓交付黄实港币4．3万元，省行券1万元作为杨部发动讨陈的经费。
  邹鲁在港，曾和李烈钧、古应芬、吴铁城、谢良牧、谭启秀、廖湘芸、魏邦平等分头布置讨陈事宜，邹鲁并贻书陈炯明，劝陈及时觉悟，撤出东江，否则当兵戎相见。
  陈炯明当然时刻担心孙中山回粤讨伐。他的注意集中于福建方面，因为许崇智在福建整军，随时准备回师广东，从前陈炯明也是从福建回师广东的，他怕许等循他的旧路而来，所以于10月6日派洪兆麟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在闽边戒备。
  陈炯明专心注意于粤闽边境，却忽略了他的后面。他的后面是广西，广西的滇桂军联合起来，在孙中山策划和指导下，由梧州东下。
  陈炯明在广西也有安排，他利用桂军将领林虎。林虎本身兵力不足，曾到湖南向赵恒惕借兵。他说湖南根据省宪法必须裁兵，可是兵不易裁，不如把一部分湘军改换桂军旗帜，让林带回广西，将来广西即可效法湖南制定省宪，这是一举而两得之策。可是赵恒惕没有被他说动，林虎只好到广东去见陈炯明，陈正好利用他来对付在广西境内的滇桂军，所以除了拨一部粤军交他统率外，并令驻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关国雄旧部）和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均归林虎节制指挥。
  刘震寰早有取得广西总司令的野心，陈炯明把广西军权交给林虎，对刘来说等于是浇了一盆冷水，因此他借口接洽军火问题到广州，随即秘密到香港和邹鲁见面。
  孙中山在上海和岑春煊也有接触，通过岑和莫荣新的关系，沈鸿英也被拉了过来。沈是一个投机军人，一方面和孙中山联系，一方面却与吴佩孚保持接触。此外广西自治军头目之一的刘达庆也被吸收过来。
  驻梧州、肇庆的粤军如：陈济棠、莫雄等部亦已和邹鲁约定，一旦滇桂军东下，就假作抵抗，且战且退，作滇桂军的先导，退到适当地点，即一齐举义共讨陈炯明，直下广州。
  孙中山于是秘密委派杨希闵为讨贼军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讨贼军桂军总司令，和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合而为三支讨陈炯明的主力。
  同时孙中山派孙科到香港协助邓泽如筹款，加派卢师缔、邓泰中赴香港和原在香港的杨蓁共同负责和滇军接洽。
  一切讨陈的力量都组织了起来，就等发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