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方面对于大徐无所好恶，不一定喜欢他，也不憎恶他，西南在反徐问题上不是反对徐世昌，而是反对徐成为段祺瑞的傀儡，后来段已决定下台，徐又大作和平试探，自不必过于反对。不过对徐也有很多考虑，徐是个文人，不似冯有直系武力作基础，因此他没有本钱来和皖系对抗。同时在西南看来，徐的总统是由安福国会所产生，安福国会是西南所坚决反对的，因此对徐的总统地位有难以承认的因素。西南认为当前中国，徐亦不失为一个适宜的总统人选，但希望徐能先促成南北和平，在和谈中解决国会问题。国会问题解决，全国统一，再由另一种方式选举徐为总统。西南方面认为这种主张不是对人而是对法，是个法的争执。
  在徐世昌来说，他要先做了总统再来促成和平，这就是他和西南方面不一致的根本因素。老实说，除非有大智大仁大勇如孙中山，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种胸襟和德操，放弃现成总统不做而去期待渺不可知的将来。同时，在事实方面言，徐世昌身在皖系势力范围内，也不可能不就总统而先担任南北间的调人。
  徐世昌就职前，西南的非常国会特于徐世昌就职的前一天开两院联合会，决定方针，暂委托广东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总统选举，从缓举行。
  徐世昌就任总统不久，曹锟等电呈：“张勋坐镇徐淮，功足抵罪，应准免予缉究。”张勋策动复辟，颠覆民国，恢复满清，就是背叛民国，这种大罪，公然可以翻案免究，也是北洋军阀才能作这样的文章了。张勋自以为和南方的陆荣廷有交情，想在南北和谈中插一脚，毛遂自荐做一个调人。10月25日他到总统府谒徐，徐挡驾不见。他回到荷兰公使馆，北京的要人们纷纷来见他，他也“端”了起来，一律挡驾不见。最有趣的是江西省长戚扬和他的一段渊源，在黎元洪总统时代，戚被江西省议会弹劾，国会通过查办案，赖张勋一言而幸免。戚给张电报说：“此恩永世不敢忘。”后来复辟事启，戚始而迎合抄录寄还，且附以十字按语：“今年之我，仍是去年之我。”张勋固然胡闹，戚扬尤其下流。
  倪嗣冲这时也不安于位，他手下有一个镇守使马联甲正觊觎督军宝座，使他颇伤脑筋。至于张怀芝，他的山东督军一职早由张树元代理，山东全省商人竟联名呈文总统府，宣布他治鲁的罪状，这当然有张树元作后盾，张怀芝也明白自己想回山东是不可能了，便转过来想当陆军总长，徐世昌因为他不认识字，所以不予考虑。还有福建督军李厚基，民国2年他以一个团长地位，随刘冠雄到福建，赶走了闽督孙道仁，一步一步地由旅长而镇守使，由镇守使而督军兼省长。他参加对南用兵，派臧致平、唐国谟两部攻粤，不料闽军竟被粤军击败，还引来了粤军陈炯明和方声涛两部的反攻，攻入了永定、上杭一带。
  10月29日卸任总统冯国璋回河间原籍扫墓，便道赴保定访曹锟，一面伫待由湖北北上的王占元。
  11月5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湘西镇守使，吴新田为岳阳镇守使。
  当徐世昌就任总统后，10月13日美总统威尔逊向徐致贺，电文中附带提出一项劝告：“中国若不早息争端，殊难协同友邦一致达到维持正义之目的。贵大总统就任，更应和衷共济，统一南北，则于国际事务中可占其应有之地位。”徐复电说：“本大总统当选之日，即以国家统一为怀，现正力求治理，以达此原定之目的。”这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甫返国述职后到北京回任，即于10月18日，作为徐就任总统后的首次谒见，在谈话中也非正式地提出了南北和平的劝告。徐表示中国必需实现和平统一，不过中国实现统一后，就需要大量裁减军队，希望美国在道义上支持，在财政上协助。芮恩施答说：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必会予以同情之考虑。
  早在7年6月间，美国就向英、法、日三国提议，改组五国银行团，加入美国，退出俄、德两国，由新的四个银行团向中国进行交涉，延长币制借款期限，帮助中国政府整理财政，裁减军队。8月30日又联合英、法两国公使抗议中国利用日本资金发行金币券，美国这期间的对华政策，已开始了击破日本包办对中国的投资，而用国际投资来抵制。
  徐世昌为了配合国内外的形势，乃授意梁士诒组织一个政党，梁网罗了许多名流，先成立了一个“和平促进会”，非安福系的议员108人都参加了，其中包括研究系。安福系的机关报大骂徐世昌忘恩负义，不念安福系一手捧他做总统的大恩。
  10月23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麐、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峄、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王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等24人，通电宣告成立“和平期成会”。这个新政党是各党派的大结合，包括国民党、政学系、研究系和拥护黎元洪、冯国璋的人士，甚至安福分子王祖同也被吸收，只缺少一个梁启超。梁也宣言，结束他个人的政治活动，“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
  和平期成会组成时，梁士诒的和平促进会就宣告结束，以避免双胞案，因梁的和平促进会受到主战派和安福系的共同攻击，徐世昌这时并不愿和段祺瑞正式决裂，所以和平期成会成立后，梁就结束了和平促进会，事实上旧交通系的人物已全部加入了和平期成会。
  熊希龄一再声明，和平期成会这个组织没有政治意味，不受任何方面利用，然而和平运动根本就是一种政治运动，不受利用是做不到的。
  和平期成会的声势不小，它竟在广州成立了分会，并且受到了桂系的支持，岑春煊、陆荣廷等都通电响应和平期成会的主张，桂系想借这个组织和北方取得间接的联系。
  和平既然成为南北一致的要求，因此具体的实现步骤便是先选定和谈的地点。总统府美国顾问伟罗门向徐世昌建议，由南北国会选派同等数目的议员在上海组成联席会议，制定宪法，追认徐世昌为总统，并选南方领袖一人为副总统，宪法告成后，这个临时国会和南北国会同时解散，根据新宪法，改选新国会。这应该是很公平的一个解决时局，又顾及到事实的办法。
  徐世昌觉得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必需先把北方军人们的意见沟通，免得将来意见分歧。所以他决定召集北方各省军人到北京来举行一次大规模会议，解决南北和平问题，裁军问题，军民分治问题以及各省不得擅自扣留国税问题。他叫财政部编制了财政收支月季表，分交各省参考，让各省军阀了解军费开支过大，收支无法平衡，借以使他们赞成裁兵。
  这位老狐狸大徐，却害怕小徐（徐树铮）捣蛋，因此他于11月3日加徐树铮陆军上将衔，4日派他赴日本观操，这时小徐是段参战督办的参谋长，并兼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
  徐世昌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前任冯国璋所努力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一样，要取决于各省军阀，这就是北洋时代的特色。徐认为自己不同于黎元洪或冯国璋的，是现在的和平工作，有国际背景在后面支持，因此他相信可以克服反对力量。
  11月上旬，张作霖、陈光远、孟恩远、赵倜、倪嗣冲、张怀芝、卢永祥先后应召到了北京。随后王占元和阎锡山也到了，其他没有赶到的则派代表出席。这是北京的督军会议，也是自有督军会议以来，出席督军最多的一次。更难得的是长江三督中，陈光远和王占元都亲自出席，李纯则派代表参加，这都是空前的。可是却缺了一个更重要的大督军，就是曹锟，他因为副总统没有当选，赌气不肯前来，徐世昌则一再电催，一定要等他来后才开会，在千呼万唤之后，他于11月14日在情不可却中赶到北京。
  11月15日，北京的督军会议在总统府集灵囿四照堂举行。段祺瑞也应邀参加。参加会议的，除八个督军外，还有绥远都统蔡成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黑龙江、湖南、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省代表，府秘书长，全体阁员以及参战督办处代表二人合共出席23人。
  皖系军人曾在会议前向徐世昌提出了一个条件——“和平我们不反对，只反对梁士诒一手包办和平。”
  会议开始，徐世昌在简短的开会词后即请段祺瑞表示意见，段说自己已经下野，未便参预国家大计，和平问题应请大总统主持。但不能采取对等和平，也不应该讨论国会问题。徐接着发言，推崇段主持对德宣战的功绩。也谈到恢复国内和平的重要。随后钱能训发言，强调应采取和平统一政策。倪嗣冲、曹锟则提出南方有无和平诚意的疑问？钱能训答复说岑春煊、陆荣廷都有和平诚意，少数反对派没有力量。因此，这一天的讨论一点火药味都没有。
  11月16日北京督军会议继续第二次会议，议决：（一）如果南方不提出过苛条件，一致赞成和平统一的方针；（二）欧战停止，参战督办处改为边防督办处；（三）预筹各省善后；（四）收束军队，先从调查军队实数入手；（五）责成各省照章报解中央税收。
  就在这一天，北京政府下令前方军队罢战退兵。钱能训代总理电劝南军撤退。
  19日英、美、法、意、日五国驻广州领事，奉各该国政府训令，向广东军政府递送一项照会，劝告南方接受徐世昌的呼吁，罢战息争，照会全文如下：
  “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因见此二年内中国内乱不停，大有分崩景象，甚为悬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