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国家存亡之关键，我全国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长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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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一日在职，必本此以为推行，硁硁之性，始终以之，冀以刷新国政，振拔末俗。凡我国民，亟应共勉……。”
  徐世昌字菊人，直隶天津县人。早年随父亲到河南做塾师，因得与袁世凯订交，袁以钜赀助徐赴北京应试，1886年得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袁小站练兵时，延徐为总文案，后来步步提拔他做到首任巡警部尚书和第一任东三省总督。西太后去世，袁奉旨养疴，归隐洹上，而徐虽为袁党，却在宣统时代仍为红极一时之汉人大官，辛亥年老袁东山再起，徐亦为从中奔走最力之人。袁洪宪称帝前把徐从青岛迎入北京，担任国务卿。袁死后，徐归隐天津。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圆滑得像个水晶球的政治人物。袁虽重用徐，可是却并不假以事权，徐对袁心怀怨恚而不外露。袁死后，他变成北洋派一致推重的老成硕望，和他有同样地位的，如张謇、如唐绍仪，虽和袁渊源甚深，可是在北洋派中则不受欢迎和拥戴。如是用现代政治术语来形容徐世昌，他在冯段之间是以太极权术来周旋这北洋系的二大派之间。段的要角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便是徐的门人。段斗倒冯，自己却不愿居总统之名，乃推徐出山。
  旧中国的政客都有一套旁门左道，徐当然不能例外，他精于堪舆之术，他认为前三任民国总统都没有好下场，是因为总统府的风水不好，他就任总统后，乃决定府院地址互迁，末迁之前先在自己私宅办公。
  段祺瑞为了实行和冯同时下野的诺言，在徐世昌就职大总统后，即请辞职，专任参战督办。国务总理乃由钱能训代理。
  徐世昌改变总统府的风水，并不能改变北京的政治气氛，因此他也不能不承继他的前任黎元洪和冯国璋的衣钵，要和段祺瑞发生磨擦，这不是风水使然，而是段祺瑞的过分专横，使得总统除了乖乖听话，垂拱而治以外，无他途可走。徐的政策并不能推陈出新，他仍是要借重曹锟吴佩孚以对抗段祺瑞。
  徐不止是拉曹吴，拉直系，同时拉旧交通系，且对研究系表示友好态度，月助党费，研究系在安福国会中已受尽段派的奚落，而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后，对新交通系极为重用，对旧交通系却不假以辞色，因此这两系对段都无好感，徐拉这两系为己用，正是双方都有事实需要。
  老政客自然有他一套，他要主演“和平老人”，所以必需留下副总统一席给南方或是对和平有功的人，可是他不自唱，却嗾使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主唱，于是使曹锟竞选副总统的美梦落空。皖系主张继续用武力对付南方，他要钱能训代理国务总理出面倡导和平。
  不过，他却留给段一条路，让段进行他的参战借款和编练参战军，这是段的新生命线，段认为新的参战军练好了，就可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老徐不去碰段的这一点。因此徐段之间还能相处。
  徐世昌是民国史上的第五任大总统，他就任于民国7年10月10日，民国虽换了五任总统，可是都有一个奇妙的巧合，国人从没有见过新旧总统交接典礼。孙中山先生是在南京交卸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则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来袁帝制失败气死，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黎的下台是被辫子兵逐走，冯国璋便以副总统升任大总统，冯是临时性质。袁黎的总统都不曾到交卸日期，到了徐世昌被安福系选为总统后，他便郑重地问礼于内务总长钱能训，钱说：“总统就职礼，本国无先例可循，只得求教于共和先进国例子来作蓝本。”于是徐乃电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法公使胡维德。顾维钧复电说：“美国总统就职，由大理院长主持，在大理院外筑台，新总统捧圣经举手向全国国民宣誓。”胡维德复电说：“法国新总统就任，由上院议长导入总统府谒见旧总统，相互行礼，互致颂词，词毕，旧总统出府，新总统到议会宣誓就职。”徐看了电报，乃搁在一边。
  10月10日上午8点半，冯国璋派钱能训和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备礼舆迎徐，徐却乘汽车进公府，礼官导徐至怀仁堂礼台。9点正，冯由居仁堂到怀仁堂，与徐同向国旗行三鞠躬礼，礼毕，冯东向致颂词，徐西向致答词，词毕互相一鞠躬，礼官送冯回居仁堂，冯即迁出公府，退居地安门外帽儿胡同私寓。
  10时正，徐在居仁堂南向，向议长及议员宣读誓词，词毕转北向，与议长议员同向国旗三鞠躬，礼毕议长议员转东向，阁员及文武百官西向，徐立于礼台宣读就职宣言。读毕，各行三鞠躬礼庆贺，10时半外交团入贺，11时清室代表入贺。
  徐世昌就大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是：内阁总理段祺瑞辞职照准，派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代总理。徐想仿照黎元洪对孙中山先生的前例，聘冯国璋为最高顾问，冯也学孙前例表示不受。
  冯段之争到此告了一个段落，也可说是两败俱伤，冯在事实上困倒了段，段在法理上打倒了冯。不过段还坐在参战督办位子上，仍有他的威势，他下台后，竟一次查封北京报纸八家，这些报纸因为载有一亿大借款事。至于冯则躲在帽儿胡同私寓真正做了个下台总统，不闻不问。
  段虽然把徐捧了出来，可是徐上台后并不是傀儡，自有一套作法，而其作法又大同小异于冯，仍要走和平之路，这是段所始料不及的。
  冯在总统任内所坚持的政策并不错，也可说他正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求取和平，他也许有私心，要和皖系主战派唱反腔，但毫无问题他的立场是对的。他下台后郁郁困居帽儿胡同。一年后，8年12月28日，这位北洋三杰，做过大总统的冯国璋寂寞地病逝，享年六十有二。他病危时召张一麐口授遗言给徐世昌，望和局早成，以不能亲见统一为憾。他殁后，全国下半旗三天哀悼。
  一四三、副总统难产
  当徐世昌获选总统发出歌电后，吴佩孚即表示了和北洋军阀不同的意见，他于9月13日在衡阳回答徐世昌的歌电，他说：
  “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我国旧国会分子固属不良，而新国会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且西南五省均不选送，似此卑劣不全之国会，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公若就职，民国分裂由公始。师长等不敢为公贺，且将为民国吊。公若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领袖，敦促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国会议员另行改选，将来总统舍公莫属，此则师长等所为预贺者也。”
  吴的口吻完全和西南领袖一样。
  9月14日曹锟发表寒电，不提主战主和，只说“阋墙之斗，权利之争，不宜再见。”这等于是反对继续战争。
  9月20日吴佩孚回答曹锟的寒电，建议请长江三督继续担任南北间的“调人”。并请加入东海先生（徐世昌）为调人领袖。这个电报得到苏军将领白宝山、张仁奎、马玉仁、杨春普、陈调元等的响应。这是曹锟、李纯两个支系的直系军人大合唱，是新主和派和旧主和派合流的一种趋势。
  9月26日，湖南战场上的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陆裕光、赵恒惕、林修梅、黄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联名发出寝电，请“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东海先生出任调人领袖，曹经略使、长江三督帅及岑、陆两总裁同担调人责任。”这个电报将北京政府与军政府平列在前面，是吴佩孚所主稿，向南军将领建议，用联合名义打出去的。这是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联合起来，反对北洋派领袖的第一次。对段祺瑞来说，像是地震，像是火山爆发。以前虽有北方军人主和的议论，可是却不是南北军人联合在一起的行动。现在吴佩孚唱出的“和平戏”，却是全面的，共同的。这个通电到达北京时，安福系的分子慌作一团，他们嚷着说：“吴秀才造反了！”
  段祺瑞则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他认为这不是主和主战问题，而是北方将领背叛、通敌、降敌的问题。他要以通敌有据的罪名下令讨伐吴佩孚。但他的左右劝他忍耐，因为主战派已无可用之兵，讨伐令只是虚声恐吓，而吴佩孚现在是常胜将军，不会被吓倒的。
  安福系议员邓熔在参议院提出惩办吴佩孚的紧急动议，但另一安福系议员张敬舜（张敬尧的兄弟）反对，因此不提付讨论。众议院议员贺得霖提出惩办吴佩孚的建议，也只能交付审查而无下文。
  曹锟在保定，被他的爱将吴佩孚的一连串政治攻势搞得目眩五色，置身无地。因为他究竟是吴佩孚的直接长官，为什么竟没有半点影响力和约束力，所以他很难自解的。
  9月30日曹锟不得不发出两个电报，一个电报致吴佩孚，告诫他：“嗣后一切行动必须请命而行。”一个电报致北方各省，表明自己态度：“以此言护法，恐终不能造成法治；以此言和平，恐终不免于战祸。……国家前途，必须中央有所主持，庶几政局重新，乱源可弭。”
  段祺瑞虽然不敢下讨伐令，但也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9月30日他以国务院名义通电驳斥了南北军人的联名寝电。随后北洋军人纷纷起而作应声虫，倪嗣冲斥为“谬谈法律，破坏大局”。杨善德斥为“曲说乱真，逞以欺世”。阎锡山斥为“妄谈法律，徒逞私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