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来荆、襄自主军的活动变成昙花一现，不待北军进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
  一三一、冯国璋南下受阻
  北方主战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空气，说是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于是想出一个敷衍办法，是在王占元的困难环境中，找出一条解除自己困难的办法，企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的一股热流引导向荆、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不过他仍然不想采用“总统命令”，于1月9日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对前方军队发出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他采用这个方式，对南方也好交代，因为荆、襄自主军本来不是属于西南方面的，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也解决了王占元的困难。
  冯又怕桂系误会，所以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叫王士珍向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
  为了答复陆荣廷请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他拍电给岑春煊，邀请岑到北京利他磋商南北和平问题。这是冯在主战派压力大增后的挣扎。
  7年1月13日，主战派倪嗣冲接受段祺瑞智囊徐树铮的邀请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动下，16省区的军阀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卢永祥也提出免除李纯“调人”的责任。徐树铮懂得利用倪嗣冲 ，让倪到天津来火上加油。
  李纯成为段系攻击冯系时的受罪包，段系把一切怨气出在李纯身上，李纯一连发出三个电报请求辞职，他在最后一次电报中愤慨地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忍迁就以忘其所耻。既知任重力微，即当洁身远行。并非避嫌负气，不过行其所安。”
  针对天津的16位主战派通电，西南方面在1月14日由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12人联名通电，对北京政府在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出两路征南军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大段、小段，利用刘存厚扰乱四川，利用龙济光扰乱广东的种种挑衅行为，提出了严厉质问。陆荣廷在这电报中未曾列名。
  冯国璋的局部讨伐，是想大事化小，避重就轻，既让主战派出了一口气，又让西南方面没有受到进攻 ，把战争局限在荆、襄一隅。想不到既不能取得西南的谅解，又不能满足北方主战派的要求。主战派坚持必须以总统名义正式发布对西南的讨伐令，不然他们就不管有没有令都要讨伐。并且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冯国璋身边，王士珍一无主意，只是求去，也不愿战，又不敢和；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则在国务会议上催促即下讨伐令。北京内外盛传徐树铮正部署要召奉军入关，要在北京发动政变。冯面临一个严重的抉择，或是顺从主战派的意见，下讨伐令；或是放弃总统。
  1月14日，冯自己不出面，仍令参陆办公处回答主战派说：“各军先行，战令随发。”并说讨伐对象可以扩大到国民党，第二路军可以开到闽粤边境作战，但在湖南方面不要进兵，以待桂系自动取消自主。主战派气焰迫人，坚持“全面讨伐”，要桂军先退出湖南，同时坚持讨伐令必须及时发布，冯答复说：“你们在湖南打了胜仗再下讨伐令不迟。”主战派说：“不先下讨伐令，岂不是师出无名？”
  于是皖系（主战派）主张“先下令后出兵”。直系（主和派）主张“先出兵后下令”。大家在这问题上兜圈子，纠缠不清。
  北洋军于7年1月14日向荆、襄进攻。当时进攻兵力的分配是：襄樊方面第三师吴佩孚部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兵；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
  荆州自主军无力抵抗，谭浩明在湖南坐视不救，且制止湘西民军前往救援，所以1月22日吴光新军轻而易举地攻入荆州。襄樊方面也很少战斗，25日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部攻入襄樊。
  冯国璋接到攻克荆州的战报，立即拟就几道总统命令：
  （一）恢复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龙济光另候任用；（二）北军从岳州撤退，但南军不得进驻；（三）桂军从湖南撤退；（四）令谭延闿迅速回到湖南，实行湘人治湘；（五）责成川、滇两省当局协商解决滇军驻川人数及驻兵地点。24日王士珍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这命令正待讨论，突然接到南军进攻岳州的急电，大为震动，乃把议案搁在一边，匆忙偕阁员到总统府向冯请示。
  南军突然向岳州进攻，打破了冯国璋想把战争局限于一小块地方的打算。情势如此发展，主战派更振振有辞要迫冯下讨伐令，如果下讨伐令，就表示南北全面战争开始，这样就把直、桂两系的联盟打破，而冯的政治影响力也大为减低，因此冯心慌意乱地赶到东四牌楼五条胡同访问徐世昌，请这位政坛老狐狸出个主意。徐主张邀段祺瑞共同商议以求一致。于是用电话请段来，一会儿段来了，态度是冷冰冰的，没有表示意见。冯忽然站起来发言，大骂南军欺人过甚，太欺负北洋派，是可忍，敦不可忍！最后说：为了要团结和巩固北洋派，我决定亲自出征，不挫折南方的气焰决不罢休。
  徐世昌和段祺瑞看见冯国璋这种慷慨激昂的态度，实在来得突然，他们和冯共事二十年，还没有见冯发过这么大的脾气，顿时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时仓促，不知道用什么话来答复。
  冯由徐寓回到总统府，立刻命令拱卫军司令刘询在第十五师中挑选精兵一旅，补充军火，作为自己的南行卫队，下令整装待发，同时召见王士珍，令他坐镇北京。维持治安。同时颁发一道通电，电云：
  “奉大总统谕：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患叠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惄焉心伤，不敢宁处，兹于本月二十六日，亲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车行所至，视民疾苦。数日以内，即可还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电，仍呈由国务院照常办理。其机要军情，电呈行次核办，并分报所管部处接洽。凡百有司，其各靖贡乃职，慎重将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转达。”
  冯总统要亲征，使分府军事处的人惶惶不安。25日上午，他们一齐见冯劝阻“南巡亲征”。北京商会也派代表吁阻“总统出巡”。冯对他们说：“出京以一个星期为期，在此期间，国事委由内阁主持，大家不必惊惶”。下午冯召见陆军总长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面谕要他们协助总理王士珍维持一切。
  26日下午8时半，冯由北京专车出京，12时半抵达天津。直隶督军曹锟在车站迎候。冯下车后即赴曹家花园憩宿。两人密谈至天明，曹本是直系，因被徐树铮利诱，才参加主战派，冯和他密谈何事，外人无法获知。27日晨5时，冯即动身，仍乘原车由天津启程，在车上休息，下午车过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上车随行，经过徐州，张敬尧也上车随行，火车径趋蚌埠，转赴南京，但到了蚌埠时，倪嗣冲虽然到站迎接，车子就开不出去了。
  冯在北京徐世昌宅内宣称的是亲自出征。出征该由京汉线到湖北，不应该由津浦线到南京。冯临行时的通电则说是：“南行巡阅”，可是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没有下车巡视，也没有检阅军队。冯对京中人说出京以七日为期，可是却又挑选了一旅精兵卫护，还携带子弹200余箱，辎重数十车，这一切使段觉得所谓“南巡”，所谓“出征”都是假的，冯的目的一定是南京，南京是冯的根据地，到了南京，冯会表示他脱出北京主战派的虎口，说不定还会宣布总统蒙难，临时以南京为行辖，甚至下令讨伐，这讨伐令将不是对南方而是对皖系！
  段既然有这样的怀疑，乃密令倪嗣冲予以阻止。
  冯抵蚌埠后，倪上车请示冯的行止，态度虽然恭顺，可是车站内外全是倪的军队，冯告诉倪说：准备到南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以讨论对南作战问题。倪说既然开军事会议，何必远赴南京，请总统就在蚌埠召开，自己愿备办一切，务使总统满意。同时自作主张，当冯的面命令秘书用冯名义发电给江苏督军李纯，请他到蚌埠来参加军事会议。倪嗣冲曾为袁世凯忠实走狗，也是段祺瑞得力爪牙，他既然用武力布防车站，冯虽有一旅精兵，毕竟寡不胜众。客不胜主。因此遂告行不得也。幸而李纯机警，接到蚌埠来电，推说有病派第十师长王廷桢为代表来皖。
  冯在蚌埠曲予敷衍，对倪说：现在各省督军都不肯服从中央，我这总统实在难做。倪答：总统可以惩一儆百，谁敢反中央就撤他职，总统如撤我职，我一定服从。冯听了只作苦笑。
  29日下午，冯乘原来的专车回返北京，他的出巡前后只有四天，比七天之期少了三天。
  冯国璋是借题南军进攻岳州而出巡的。南军为何进攻岳州呢？
  原来在南方，桂系既然和北方的直系暗通款曲，自然不愿扩大战争。桂系既不愿扩大战争，因何又让南军对岳州采取军事行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