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表示不愿出洋。
  国会中韬园派议员吕复、褚辅成等提出了弹劾院秘书长徐树铮案，并且还拟进一步弹劾国务总理段祺瑞。徐看见问题闹大了，不免情虚胆怯，便表示“只要伯兰辞去内务总长，维持总理的威信，可以调任为全国水利总裁，或者外放省长”。孙表示：“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段听了孙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的话，不禁怒冲冲地说：“好，我们大家都辞职，让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一方面表示决不辞职，一方面表示不把他逐出内阁就不能维持总理的威信，可是如果维持了总理的威信，势必又会影响到总统的威信，这个问题纠缠不清，始终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来。于是黎的策士主张电召“隐居”卫辉的徐世昌到北京组织内阁以代段。他们认为，段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段之上，并且张勋对徐抱有特殊好感，因此以徐代段不会引起严重后果。黎也觉得傀儡总统和盖印机器做得太苦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就采纳了策士们的建议，派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
  从10月下旬到11月，徐世昌突然变成“解决时局的中心人物”。北京传出来的消息异常混乱，一会儿说徐即将来京，一会儿又说他不肯来。最后，他提出了“拥护元首”、“维持合肥”、“不入政界三个条件，要黎答应后才肯动身。
  徐世昌于11月16日到北京，当天并不到公府谒见黎。17日，黎亲自到五条胡同拜访他，希望从他取得一些安慰，但是他只向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黎十分扫兴地回到公府来。府秘书长丁世峄劝黎不要因此灰心，他认为：“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会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做总理。段是个心地狭小的人，先发表命令，必然会负气出走，徐就可以从容上台了”。黎不以这个意见为然。另外有人建议电召冯国璋、陆荣廷晋京，然后下令免段的职，黎也不以为然。那些策士不满于这种畏首畏尾的态度，因此，他们没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打电报给冯国璋，假造“菊老已允出山”的消息，请冯发电为之捧场。可是冯的消息很灵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同时冯自己正因为当选副总统，地位在段之上而感到局促不安，想找一个机会应酬段一下，因此回电说，内阁仍以维持原状为宜。这样，就使黎的逐段计划多了一层阻力。徐世昌上台多了一层顾虑。
  17日，徐世昌到府提出府院威信双方兼顾的办法，就是孙洪伊、徐树铮两人同时免职，并且推荐张国淦继任院秘书长。他认为张国淦以前做过府秘书长，又做过段内阁的阁员，这样一个与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人继任秘书长，一定能够融洽府院感情。此时黎既没有勇气拒绝徐世昌的意见，而舍此之外又无更妥善的办法，就于20日下令罢免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
  22日，徐树铮拿了免他自己的职的一道命令入府盖印。黎一面盖了印，一面又觉得忐忑不宁，要聘徐做公府军事顾问，还说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话。
  24日，段向公府提出三点质问：一、现在府方一切措施，是否与责任内阁制的精神完全相符？二、府方经常延搁国务院的呈阅公文，倘有贻误，其责任应当谁属？三、经国务会议通过应当发布的命令，府方经常拒绝盖印，能否说明其理由？
  孙洪伊仍然退回到国会，仍然不断利用国会党团的力量打击段。6年1月14日，步军统领江朝宗忽然派兵到羊肉胡同孙宅进行搜查，据说孙宅藏有“危险分子”八人，孙洪伊有“阴蓄死士进行暗杀”的嫌疑。这样，孙便只得逃往南京托庇冯国璋。
  一般人都以为府院政潮已因黎之软化而告解决，但是段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孙洪伊免职仅仅是内阁内部的问题，不能视为府方的让步，院秘书长徐树铮既然去职，府秘书长丁世峄也该去职。黎本想拒绝段的这个无理要求，可是忽然张勋来一个痛斥丁世峄的电报，因此黎只好同意段的要求，2月25日派夏寿康继任府秘书长。
  丁世峄辞秘书长后，发表辞职书有云：
  “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国务总理恒匝旬不一晤总统，惟见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以事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务省早经奏明日皇，而我大总统至时尚未尽知其事。内阁与章公使往来十余电报未一呈阅。
  ……”
  一○四、浙江的变动
  浙江是在段祺瑞主政时期纳入北洋势力范围的。
  由于浙江督军吕公望不能控制全局，5年12月段派曲同丰到浙江帮助吕公望处理收束军队事务，吕曾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曲是他的老师，有这样的渊源，所以吕对曲有信心。曲、吕会谈时，吕曾提到浙江军官有的不听调度，有的不服编遣，尤其是杭州警察厅长夏超极跋扈，浙江人叫他警察王，吕对夏极为不满。曲说：这次由北京出来，段曾告他，要他告诉吕说可以放手去干，段会做吕的后盾，对于目无督军的浙省军警首长，都可以罢免和调动。曲回北京后，段果然调升夏超为浙江全省警务处长，改派吕公望的心腹傅其永为省会警察厅长，于是浙江的警政变成了不伦不类，有警务处，又有警察厅，警务处长虽然位在厅长之上，但是没有实权，夏超认为这是明升暗降，当然不满，他和浙江军界关系很深，由于他的策动，浙江督署参谋长周凤岐，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第一旅旅长朱伟良、第二旅旅长李炜章、混成旅旅长俞炜都向北京政府辞职，这种辞职是集体罢工。北京回电一律不准。
  突然间浙江局势就像一座火山，有随时爆发的可能。5年12月26日，新任浙江省会警察厅长傅其永到厅接事，在该厅举行欢宴时，突有彪形大汉多人涌入警察厅，一言不发就把傅其永抓出大门外，就在警察厅门前把傅不问青红皂白，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
  也就是这一天，杭州全城警察一律罢岗，电信机关都由武装人员把守监视。杭州官方发表吕公望的辞职电，并说已将浙江督军和省长两职分别移交给张载阳和周凤岐。可是张、周两人又表示不愿接任。浙江各界人士公推前浙江都督蒋尊簋继任督军，蒋也不肯出山。
  吕公望当然不是自愿辞职，他看到杭州城内情势的严重，知道自己无力可以整顿、乃于除夕之日逃出杭州，潜往嘉兴，他抵达嘉兴后，立即发出一则通电，电云：
  “……夏超胆敢主使驻厅巡逻队长林文忠率众凶殴傅其永，傅身受重伤，生死莫测。全城警察同时罢岗，并煽动省城一部分军队，乘警察扰攘之时，监守银行电局，捏造公望辞职电报，私举师长张载阳为督军，军署参谋长周凤岐为省长。……数日以来，公望正督率省中正当部队竭力弹压，浙局不难底定……。”
  然而吕公望在浙江已无能为力，段祺瑞也深深知道这一事实，所以当他接到浙江内部发生变化消息后，他便电请江苏督军冯国璋就近查办。
  夏超是浙江青田人，未曾受过高等教育，民国元年任杭州警察局第一分局第一派出所所长，不久升分局长，再不久升警察局长，为人阴沉，且有野心。
  吕公望是浙江永康人，曾参与辛亥独立，为人旷达豪爽，有责任心和正义感。护国起义后，浙人驱逐朱瑞和屈映光，吕当时任嘉湖镇守使，由浙人公推吕为督军兼省长。吕就职后，所遴选的办事人员都很优秀，可惜浙省内部不稳，吕不幸被迫离开杭州。
  除了吕公望是浙军中有声望的人而外，张载阳师长和周凤岐参谋长都是浙军中有实力的人物。张载阳字暄初，浙江新昌人；周凤岐字恭先，浙江长兴人。张为人敦厚，人缘较好；周为人机巧，颇有手段。吕公望以下，张、周在浙军中都具有影响力。
  在处理浙江问题上，段祺瑞和冯国璋又重行合作了，这当然是表面的、暂时的合作。段除了请冯就近查办而外，还想派淞沪护军使、第四师师长杨善德带兵占领浙江。段的主意冯完全赞成，因为冯希望把中央直辖的淞沪军区收回到江苏省区内，所以他也极力保荐杨善德继任浙江督军。于是北京政府明明知道吕公望的辞职电报是假的，可是仍当做真的处理，民国6年元旦，段内阁明令准吕公望辞职，派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
  段祺瑞改组浙江的人事命令，并没有通过国务会议，因为如果提付国务会议，就不会通过，最初只是先进行查办，所以段假口新年阁议停开，而浙江问题又未便拖延不决，所以从权先发布这道人事命令。
  夏超发觉问题严重，赶走了吕公望却给北洋军一个借口和机会，局势更槽糕了。6年1月1日，杭州电报局又发出吕公望的通电说：“前因脑病骤发，电请辞职，未蒙中央允准，并承各界坚留，势难推诿。自元旦起，力疾供职”，这个电报当然也不是吕公望自己所发的，这个电报是故意装作不知道北京的人事命令。
  浙江省议会也通电反对更换督军和省长。浙籍名流章炳麟公开发表谈话说：“杨善德比吕公望更坏，这样的人事更换，非浙江之福。”浙军师旅长也联名电请维持吕公望的地位，以陈肇英团长为首的浙军全体中级军官也通电表示拥护吕公望。
  浙江人士举行公民大会，坚持“浙人治浙”，公推各界领袖章炳麟、沈定一、王锡荣、经亨颐入京请愿，请求段内阁收回更换督军、省长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