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死后，有人问严说：“黎黄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严说：“不行不行，黄陂德有余而才不足。”他的怪癖是欢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恶之，人之所恶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学人是刘师培。刘师培字中牧，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之家，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所不通，旁及释道诸经典，不剽窃前人余绪，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刘好为大言。其实他是有真才实学。早年他和章炳麟办《国粹学报》鼓吹革命，又和章创光复会，其后亡命日本，也算是一个气度觥觥的革命志士。他的太太是扬州何家辂的胞妹何班（后改名何震），是一位风流跌宕的交际人物。两夫妇亡命日本时，刘与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见，何因不惯流亡的苦日子，便怂恿丈夫不如归去。刘是个书呆子，慑于娇妻的阃威，又不胜浸润之谮，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党人疏远，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说：刘光汉是老婆俘虏，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见，章炳麟等亦时对刘指谪，刘乃放弃党人，束装回国。返国后入了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贻书责刘，刘因内疚于心，不加答辩。迨端方卸任，刘惘然无依，遂赴四川任国学院讲师。辛亥革命后，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资州被杀，川中革命党人认为刘师培是端方故旧，欲置之于死。章炳麟闻讯，急电谢天星等营救，词意恳切。章电云：
  “……昔姚少师语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替，诗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刘获章营救后，乃远走山西，后因蔡元培之照顾，得执教于北京大学。民国4年受袁世凯委为总统府咨议、教育部编审、参事、参政、上大夫。他列名筹安会后，曾发表《国情论》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凯）也倒了，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做了场黄粱梦，由西华门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幸亏李经羲一言，才把他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剔了出来，于是他去邀了严复同至东厂胡同黎宅谢恩，黎没接见。
  刘畏妻如虎，堪称惧内泰斗，为其是张继（溥泉）形容起来，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张继寓居北京时，某夜刘怆惶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门声甚急，刘凄然告张：必是我太太来了，我怎么办？我一定要躲一下。一边说一边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动。张出启门，乃是另一位客人。为之大笑，急返卧室拖刘出，刘再三不敢，以为张诳己，既出，手足战栗不已，谈话亦不终而告辞。
  刘的《左衅诗文集》中，曾有《书杨雄传后》五古一首云：“苟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杨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削而口诛，惟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疏？宋儒作苟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杨子书，思访杨子居，斯人今则亡，即吊空踌躇。”这首诗是替杨雄辩诬，也是替自己辩诬，集中虽说是游川旧作，但人们都说是帝制失败后解嘲之作。
  刘在死前，曾有悔恨之语，说“我一生当论学不该问政……”事实上，他所著的《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衅文集》、《读左札记》、《论文什记》、《中古文学史》等书，均系确然可传的。到了民国8年初冬，他一病不起了，死前，着人请黄季刚来到榻前，授以一本手抄的《音韵学》，哽咽地说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此学非公莫传，算是我临终的一点自赎的心愿吧！”
  这些临终遗言，使得黄季刚大为感动，也不再拘于年龄班辈，竟连忙跪下磕头，行了隆重的拜师礼，两人生前同在北大执教，临终却成为师生，一时传为儒林佳话。
  六君子之中以李燮和为最消沉。筹安会宣言发表后，忽有龚先曜其人谓系光复军宿将，控李冒领军饷尽入私囊，又有“李百端恐吓，谓吾为筹安会理事，何求不得，若再哓哓不已，即交军政执法处、步军统领置之死地”等语。李正在“头痛医头”之际，又要“脚痛医脚”，原来报载颁他四等嘉禾章，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公报》经理李诲乃燮和之弟，忽有大义灭亲之举，请诛六君子以谢天下。那时李诲与不避斧钺之诛的贺振雄齐名，舆论均谓首先发起帝制的是湖南人，首先反对帝制的也是湖南人，且将汤化龙、汤芗铭兄弟与李诲、李燮和兄弟并列，以其同为兄弟，而路线不同之故。
  六君子中名列帝制祸首的只有杨度、孙毓筠两人。另外六名，是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
  顾鳌字巨六，四川人，光绪卅一年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攻政治经济，回国后服务法界。汪兆铭和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失手被捕后，顾鳌和章家祥承办此案，暗中多予维护。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担任律师，2年政治会议成立，顾任秘书长。洪宪帝制筹备时期，袁派顾为法典组主任。洪宪法典多是顾所起草，因此顾遂得以列名帝制祸首中。此后若干年都抬不起头来，北伐后顾随杨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门下为食客，在陶尔菲斯路寓所挂牌做律师。生意不好，最后乃改营古董掮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内活动。
  梁士诒是袁世凯时代红得发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中，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重要性或地位，比北洋三杰的王、段、冯高出很多，即是袁的老友徐世昌亦不能望其项背。民元袁任大总统，梁即为总统府秘书长，掌握外交、财政、交通大权。由于交通部和交通银行在梁手中控制，遂有交通系的组织，为民初北洋政府中一重要政团。洪宪帝制筹备时，梁发起“全国请愿会”为劝进的行动组织，一举而取代了筹安会。不过有人说梁并不赞成帝制，系被迫参加，任人摆布，梁被宣布为帝制祸首，亦从不声辩。不管梁士诒在何种情况下参加洪宪，他对袁世凯的事业和毁誉，总要负极大责任的。
  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人，和杨度是同乡又是同学，为王湘绮的弟子，少有才名，倚马万言。光绪廿四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曾为端方的幕僚。后随袁世凯，深获器重。2年10月袁就大总统，夏为文官次长，3年5月国务院撤销，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总统府秘书长为内史长，夏为内史。袁死后，夏名列帝制祸首，匿居天津租界，后去上海，做了犹太财阀哈同义子的食客。晚年信佛，在福州鼓山受戒。
  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人，光绪卅一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朱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民元先后任陆徵祥和赵秉钧内阁的交通总长。赵秉钧因刺宋教仁案受株连辞职，朱曾兼代国务总理两天。熊希龄组阁时任内务总长，3年2月并兼交通总长。4年9月洪宪帝制筹备期间，以朱兼任“大典筹备处”处长。列名帝制祸首后，直到7年始被取消通缉令。后来朱一度在徐世昌总统任内南北和议时受任为北方总代表。从此退出政坛，卜居天津，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和《存素堂丝绣录》。
  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北京同文馆出身，后赴美留学。清末曾继伍廷芳以参赞名义代理驻美公使。曾向美国交涉退还庚子赔款1200万美元。民元3月任山东都督，2年8月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九月任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3年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4年四月继张謇为农商总长，5年5月复任财政总长。是袁时代财政方面的红人，也因为这样列名帝制祸首。
  薛大可字子奇，湖南益阳人，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曾因革命在上海被捕。民国成立后在北京为新闻记者，民国2年春被选为众议院议员。筹安全事起，结识了杨度，杨度叫他办一张《亚细亚报》，专门鼓吹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袁克定和杨度伪造《顺天时报》，刊登各地拥戴的消息送给袁过目，据说就是薛从中做的手脚，因为《顺天时报》用的是日本字模，别的印刷所摹仿不来，可是薛子奇的《亚细亚报》设在后孙公园，《顺天时报》设在新华门大街，相距咫尺，所以薛每天可以花钱向《顺天时报》买铅字，在《亚细亚报》排印，印成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每天专供袁阅览。袁每天从这张假报上看到尽是假消息，因此薛亦可以说是洪宪帝制运动中的一个要角。据说诱胁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和刘少少也是薛负责的，《亚细亚报》曾在袁登极前两个月在上海设分馆，对外声言已请黄远生为主笔，刘少少为编辑，黄远生为此曾登报否认，随后即逃往国外，怎知他到美国后，却被爱国华侨把他当作帝制余孽炸死了；刘少少也从未加入亚报。这个《亚细亚报》的上海分社在出报的第二天就遭爱国人士投掷炸弹，吓得职员们不敢去上班，报纸不久也寿终正寝。薛子奇之与洪宪帝制，不过如此，比起那些洪宪帝制的重要军政人物，就只能算小巫了。
  薛子奇名列祸首后，仍一直寄居北京，到了张作霖入关，雄据故都为大元帅时，薛曾一度活跃，其后又销声匿迹。薛、顾名列帝制祸首后，有好事者把“顾鳌薛大可”两人名字联在一起征求对联，某名士对以“潘驴邓小闲”，含意讽刺，令人叫绝。
  九十八、黎元洪继任总统
  袁断气时，除了接受顾命的四位大臣外，其他在北京的袁系要人虽都闻讯赶至，却未参加讨论继承人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