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类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应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至意。此令。”
  同时布置三路进兵云南的计划，准备以泰山压顶的力量一举而打垮护国军。然而实际上这三路大军，没有一路发生作用。袁的三路大兵是：
  派虎威将军第三师师长曹锟、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所部入四川。曹锟的第三师原驻岳州，张敬尧的第七师原驻南苑，李长泰的第八师原驻保定。作为正面攻滇的主力。
  派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第廿师师长范国璋、第七混成旅旅长唐天喜入湘西，兵力包括由南昌调动的马继增所属第六师，由河南调动的第七混成旅，以及由奉天调动的第廿师一部分。
  派粤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由广西入贵州，另由安徽调倪毓棻所属的安武军由湘西入黔。这是侧面的攻击。
  袁还有一个打算，是由海道运北洋军到越南，假道滇越铁路进攻昆明，这当然不会获得法国的同意。
  袁在丰泽园组织了“征滇临时军务处”，他想请段祺瑞出来替他撑场面，段以“宿疾未愈”为由辞却。这简直好像辛亥年清廷命袁督师而袁对以“足疾未痊”如出一辙。袁为了讨好于段，爱屋及乌，把平素极不喜欢的徐树铮请了出来，小徐因遭袁忌，专心办正志中学，袁忽命其为将军府事务所长，可是段仍无动于中。
  袁又想请冯国璋为征滇总司令，可是冯也是和段一样，一再称病，一再续假，暗中却和北方军人及南方实力派接洽议和工作。这也和辛亥年袁暗中与革命军议和一样。
  冯国璋称病南京，拒绝北上，袁特派蒋雁行以探病为由，于5年2月13日到南京。冯当然没有病，他抓住蒋雁行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为什么总统都不把我当作人看待。”他这话是指他前次赴北京谒袁时，袁对他否认帝制的那一幕。
  袁接到蒋的密报，知道冯的“政治病况”，就走马灯似地派阮忠枢、荫昌、田中玉等轮流到南京来疏通冯。暗中却指使蒋雁行勾结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就近篡冯的位，又想电召冯到北京，解除他督理江苏军务一职，可是因为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打密电请勿调动冯，所以未曾下手。
  袁又想借重黎元洪以副元帅名义统率征滇军，可是黎表示宁可杀头不为利用，这一着也落了空。
  袁的可悲是他身边已无大将替他主持征滇军事，而他自己呢？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既要管外交，又要管内政，既要筹钱，又要管军事。云南讨袁军突起后，袁只好把全副精神都用在对云南军事上，一方面命政界减薪，一方面以金钱和爵位鼓励前方将士，有功者男爵加封子爵，少将升为中将，旅长升为师长，或者赏食双俸。
  正在事事不如意时，肃政史庄蕴宽公然铁面无私，不用奏请而以公函送交国务卿，提出：（一）取消洪宪年号，因帝国未成立，不应先有年号；（二）请撤销大典筹备处；（三）请取消参政院。袁看到这一件公文，大为震怒，宣称要对付庄，庄只得挂冠而去，袁立即派张元奇继任，并下令严禁官吏请假，凡请假的须具三人以上连环保结，并派军警保护简任以上的大员。正和清末监视亲贵们出京一样。
  洪宪元年本应于民国5年元旦袁登极改元，可是由于云南首义于4年12月25日，各国使馆又退还改元的公文，因此袁的登极把戏乃一再展期，至2月23日，袁有明示延缓登极之令：
  “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借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当云南起义后，江苏将军冯国璋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说北洋军系的实力人物是段和冯，则段祺瑞只是有名而无实，冯国璋则掌握实际的兵权，又不受袁控制，和段当时处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广西独立后，冯国璋肯定地认为反袁的声势愈来愈大，国内国外的形势袁都居不利地位，因此主动地发出一则密电给和他有关系的各省北洋军阀，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压迫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这一建议立刻得到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复电赞同。冯觉得连他自己只有五位将军，声势不够壮大，乃用五人名义密电征求全国各省将军的同意，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已不是他个人的行动，对袁也无所畏惧。
  不料他这则密报到了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手里，朱对袁很忠心，立刻把这封密电送给袁看。袁正为了广西独立和龙觐光被扣事焦躁非常。3月19日晚上得到了这个密电，又是气又是怕，几乎晕倒过去。
  现在，袁的恶梦醒了，他发现他一手培植，并且赖此以打天下的北洋系，如今都叛离了他，变成了他的敌人。而且这个内部敌人比外来敌人还可怕。他双目已没有平素炯炯的威棱，失神而黯然地向坐在身边的夏寿田说：“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第一次是文忠公（指李鸿章）去世，这次大约轮到了我。”于是他又沮丧地谈到袁家祖先都在59岁以前死亡，如今他已58岁，恐怕也过不了59岁的“关”！
  袁觉得众叛亲离，没有人可寄腹心，而他的嫡系却又觉得他对他们猜疑而玩弄手段。相传有这么一段掌故：有一天，辫子军统帅张勋到南京拜访冯国璋，冯以盛宴款待，几杯老酒下肚，谈得非常投机，张觉得他和老冯前嫌尽释，于是大声地对冯说：“你知道我的来意吗？我是奉着老头儿的命令来察看你的行动！”冯听了只淡淡地一笑，跑到书房中拿出一封密电给张，并且说：“老头子也有电给我，叫我监视你的行动呢！”
  袁的失败这就是最根本原因。
  3月17日袁邀梁士诒往谈，这时已经形势日蹙，但还没有撤销帝制，袁乃和梁商量，并把一些重要的文电拿给梁看，其一是康有为劝袁撤销帝制的致“慰庭总统老弟”函；其二是徐世昌自天津来函，内有：“及今尚可转寰，失此将无余地”语；其三是冯国璋等五将军联电请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电文；其四是派驻日本公使陆宗舆来电称：日首相大隈与内阁各大臣及元老，借宫宴之便开御前会议，专为讨论对华问题，认为时机已至，日本应在中国自由行动，派兵进驻中国各地，以确保东亚之和平。其他则是各种军报，包括张敬尧受伤，及各省反对帝制电文一束。
  这时袁和梁对坐一个方桌上，袁以手指蘸茶涂书桌上，以谈某方情形如何，某人态度如何，应付得失如何。涂满了桌子，又以纸擦去，如是者一而再，再而三。最后，袁面色沉重地对梁说：“事到如今，我只有如此决定，分为几方面进行，中央政事由菊人（徐世昌）、芝泉（段祺瑞）任之。安定中原军事由华甫（冯国璋）任之。请你替我致电二庵（陈宦），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言和。你和卓如（梁启超）有旧，以私人情谊托其疏通滇、桂，并复长素（康有为）函，请其援助卓如。倘能令国家安定，我牺牲至任何地步均无不可。”
  袁在内外煎迫的情形下，把他的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杨认为当前大局困窘，除非采用和平方法，否则很难解决反袁的护国运动，而和平的先决条件，必先取消帝制。袁这时也顾不了其他，只怕取消帝制仍不能满足独立各省的愿望，倘若对方得寸进尺，连总统地位也不给保留，则取消帝制依然不能求全。杨认为先尽其在我，如果护国军迫人太甚，则我直彼曲，就会激起北洋派的同仇敌忾，到那时候可以团结北洋系和护国军一战了。
  袁这时想在保持颜面的情况下取消帝制，他打算立刻召集立法院，向立法院提出咨文请辞帝位，然后由立法院作出一个仍旧请他继任总统的决议，可是召集立法院不可能三天两天就能完成这些官样文章，因此这个拟议也行不通。
  最后，袁只好求助于几位不赞成帝制的重要人物，他于3月21日亲笔写了几封密函，交由承宣厅遣派专人，分别送给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请他们来公府参加当天下午的紧急会议。送信的人还带口信说：上头有话，请看多年的老交情，今天务必发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