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外交部陆总长于10月28日接受日本及英、俄公使警告以后，当即答复：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率更张，殊非所宜，并试各选举监督，遂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闻有任何反对行动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其一辙也。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决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乃于11月4日，又由驻京日本代理公使至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声称中国政府答复日本忠告之文，甚不明了，请以更明白之文答复日、英、俄三国所进之劝告。当经陆答复，略谓目下国体投票，已有十余省，依法办理。至于投票期限，早已规定，民意所趋，非政府之力所能左右。况此事关系法律问题，手续异常繁重，办理又不能过于急遽，在政府一方面，关于此事，凡有能尽力之处，无不极为尽力，以副各友邦劝告之雅意。
  这两次答复以后，日本仍不满意，要中国政府对于四国展缓变更国体之劝告持何态度，发表正式声明。而袁亦惟恐因各友邦不能满意，而惹起意外重大变故。因此于11月9日下午特派外交大员至四国公使馆，非公式地知照，借以缓和情势。略云：“帝制一事，暂且延缓，本年内断不实行”。并邀请四国公使于11日中午前来外交部，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给以正式之答复。除复述前次知照四国之语，谓中国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外，并称就各省已定之选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为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惟政府与各枢部，及庶政各机关商酌后，佥谓变更之案，一经国民议决，应行筹备之事，既杂且多，非宽假时日，恐细节难臻完美，似宜另定相当日期，举行大典。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况党人之匿迹于中国治权以外，冀乘此时机肆其煽惑，诬蔑攻击变更国体主张者，似颇不乏人。即四国之殷殷忠告，亦受此煽惑，所以延期实行，势在必行。不过倘有任何意外，中国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
  在帝制筹备期间，袁最伤脑筋的，便是外国方面的压力，列强虽一再照会袁，希望变更国体从缓，可是袁装糊涂，答复列强时则顾左右而言他，总是强调袁政府足以平息一切反对力量。
  袁在外交上，最亲近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当日本一再向中国施行压力时，袁希望他的老朋友朱尔典能够帮他的忙，朱尔典乃向袁提供了一个秘密计划，朱认为中国当时对欧战中立，而日本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共同对德国宣战，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中国有任何行动，英国都不便出面反对。所以改变这个态势，唯一的途径是中国立即参战，加入协约国一边，和英国有了同盟关系，这时英国就好说话了。朱尔典的意见，只是执行他的外交工作，诱劝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是11月8日朱尔典通过陆徵祥向袁提出的计划，曾获法、俄两国驻华公使的同意。11月20日朱又找陆问回信，陆说：“问题可以谈，不过英、日、法、意、俄五国对中国提出帝制问题的劝告，现在只有贵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难于处置。”陆、朱这段接触被美国报纸披露，日本大为不满，于是朱尔典颇感狼狈，发表谈话否认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极力否认。朱尔典深怪中国外交当局不能保守外交秘密，英国外交部则有撤换朱尔典的消息。不久，美国报纸又刊出中、英洽商同盟的秘密消息。据说同盟十年，英国负责说服列强承认中国帝制，帮助中国加人国际团体。这消息更使日本人忿怒，且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为了缓和日本，英国外相葛雷训令英驻日大使葛林于11月27日访问日本外务省次官币原，保证英国在未与日本协议前，决不会缔结中、英同盟。同时日本外相石井一再表示有关中国问题，非得日本同意或是有日本参加，不得成立任何协定。至于中国帝制问题，则待欧战结束后再行考虑。
  袁世凯和朱尔典有过一次密谈，密谈记录上有袁亲笔“严密”二字，以下便是袁、朱的密谈记录：
  朱使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大总统答曰：
  “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至于今日，全国赞成，予惟有顺从民意。”朱曰：“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大总统曰：“内乱不能决其无，但不至扩大。余可担保治安之责。惟对外问题，殊为焦虑，不知东邻有如何举动。内地治安，可保无虞。至东三省及蒙古，实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