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作者:丁中江 更新:2021-11-25 16:11
新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10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参政院和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
在讨论新约法过程中,满场都是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反对,他是张其锽。张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进士出身,清末曾在湖南任南武军统领,和谭延靦私交甚笃。他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因为这样的总统太像皇帝了。他的意见才一提出,就受到全场的嘘声,他乃拂袖而去,不提辞职和请假,就跑回南方。这一来,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袁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
新约法颁布后,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只是总统属下的一个办事人员,这和内阁总理的地位大为悬殊了。国务卿一词是从美国官制中搬来的,并且是日本人翻译的官职,本来就似通非通,可是,袁对这个“卿”字很感兴趣,因为卿和皇帝接近,正好移花接木。
民国3年5月1日,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派徐世昌为国务卿,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这张名单的主要部门仍是熊内阁的人马,只留了两个冷衙门位置给进步党。徐世昌被呼为相国,政事堂设左右丞各一人,以杨士琦为左丞,以徐的旧僚属钱能训为右函。派张一廏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又设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为办事员。总统府秘书更名为内史,秘书长梁士诒去职,改任税务处督办,由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长,曾彝进及王式通为内史副长。
这样改革,把内阁总理变成了总统的“承启处”。
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但他进一步抓住了全国税务,所以他还是一个有实力的人。最难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要作国务总理,想不到如今落了空;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满以为自己是袁袖中的新人物,不料袁却选了旧古董,把徐阁老从遗老博物院请出来,使他一场春梦惊醒了。原来他在总统府中,袁指定纯一斋为他下榻处,以便秉烛夜谈,自徐拜相后,杨就绝足不入公府,以折柳章台自遣。
其实,袁的总统制不待约法颁布便早已施行,在民国2年前,总统府官制,除秘书厅外,有护卫提调处、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民国3年起,改为秘书、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和侍卫处。各厅职官有所谓“监”、“少监”、“丞”、“郎”、“舍人”、“参议”种种。有的属于名誉职,顾问月薪自800元至数千元,咨议则三五百元。
在总统府挂名的,有清朝旧官僚,有民国卸任的官吏,有奔走南北的时髦政客。袁以网罗人才为名,以为可使天下英雄入彀。这些“人才”越积越多,袁自己也记不起有多少。当时北京报纸上对此曾极尽讽刺之能事,议会亦有:“请将府中官制提交议会审查”一案。
约法会议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作为施行总统制的论据,这也只是矫言强辩罢了。
六十一、徐世昌出山复古
徐世昌和袁是真正的老朋友,他们订交于布衣时代,走上宦途以后,彼此互相援引,袁成立北洋军后,为了避免清廷的注意,曾拨一部分北洋军给徐带到关外,那时徐任东三省总督。慈禧去世,袁被勒令回籍“养疴”时,徐等于是袁在北京的灵魂。辛亥革命后,清廷再度起用袁便是徐奔走彰德与北京之间所策动的。所以袁、徐两人的私交,确是比其他人深得多。不过徐自辛亥革命后,便以“遗老”自居,“耻食周粟”,他避居青岛,不问政治。民国2年12月13日北京举行光绪帝后“奉安”大典时,他曾悄悄地来过北京一趟,他宣称来京目的是为了参加奉安典礼,顺带祝贺老朋友就任民国大总统。袁就任大总统后,曾颁给徐“勋一位”,他拒不接受,仍回青岛。
据说,当袁有意请他赴京时,袁“太子”克定的劝驾最为有力。袁克定极不喜欢梁士诒,有人献议克定,把徐请出来,是打击梁的好办法。袁克定由京中赴河南,便力请徐来彰德,徐未答应,可是双方往来了好多信札。
民国3年2月,袁特请徐的门生王揖唐专程到青岛促驾,并带了一封很恳切的亲笔函,徐被老朋友这番诚意所感动,一方面也觉得这位老朋友的威权日益显赫,于是才命驾动身,于3月29日到了北京。
袁于5月1日明令撤销国务院时,同时明令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可是,徐表示不肯接受。袁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前往劝驾,徐还是一副遗老的模样 ,怎么劝也不答应。搞得段祺瑞有点光火了,大声说:“菊老(徐字菊人)老是不肯出山,岂不辜负总统一片苦心,叫我们如何复命?”徐这时才改变了口气,作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当然,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暂时出来过过渡。不过,民国官俸我是绝对不能领受的。”
孙、段向袁复命后,袁很高兴,立刻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了出来,改为政事堂。自己则搬到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办公。由于总统和国务卿办公的地点都在同一个院落,因此袁便常常跑来和徐聊天。
袁对徐特别尊重,他叫手下人尊称徐为老相国。徐到任刚满一个月,因为他宣称不受民国官俸,可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4000元送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荷包里拿出来的,徐便欣然收下。
政事堂既设在含和殿后的遐瞩楼,它的所在地可谓一半在总统府,一半在旧国务院。只有印铸局本就在院外。政事堂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公所则是旧国务院址。政事堂之组织细则为:(一)国务卿有参与军事之权 ,军事会议国务卿得列席;(二)对外公事均以政事堂名义行之;(三)国务卿于政事堂范围内得发堂谕;(四)国务卿得召集各部总长在政事堂会议。照上述各点,国务卿实质上的职权,远超出前此国务总理之上。各部除例行公事得自行办理之外,主要的均须国务卿核准,所以各部总长对国务卿颇有从属关系,当时还有一项规定,即外交、内务、交通、财政、陆军五总长,规定每日必须谒见袁,谒见时由国务卿率领。
徐对朋友说,国务卿的冗忙,并不下于清朝兼管各部的军机大臣。这位老相国每天起身甚早,8点后盥洗完毕即办公,至9点钟即至总统府,至10点钟偕左右二丞杨士琦、钱能训入谒袁议论国事,11点钟到政事堂办公,12点钟午膳,有时陪袁共食,有时则和杨士琦、钱能训共食。下午2点钟休息,至四五点钟起办公到晚上10点钟。
政事堂下六个局是机要局、主计局、铨叙局、法制局、印铸局、司务局六局。最忙的是机要局,机要局除了局长张一廏外,还有两位副手是冯学书和郭则云。张一廏最勤,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办公,杨、钱二丞则7点上班,把张整理出来的公事复核,然后向徐呈阅。张一廏和袁的关系也很深,在此以前,梁士诒虽权倾一切,可是张也是一位红牌秘书,他不属哪一派系,据说徐世昌的出任国务卿,袁、徐之间的许多细节都是张从中间传述。主计局长吴廷燮,一向和徐的关系很深,熟于政要和考据,文学见长,人以道学先生目之。主计局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财政机关,旧日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即合并于主计局。吴不是财政专家,出长主计,令人有才非所用之感。吴有鉴及此,乃在财政考据方面发表“权威”意见,诸如中国田赋簿籍之数,税法因革之原,他都考之有据,还著了一本《清理财政考略》专书。主计局设在怀仁堂,即清朝的仪鸾殿。铨叙局、印铸局、法制局都是旧人,司务局是专办庶务,局长是曾随徐在东三省的旧人吴芨孙。
徐世昌出山后,自有他的作法,他认为“为政不在多言”,过去阁员入阁之初,总是长篇大论的发表政见 ,结果则是一事无成,焦头烂额。如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所以不敢有新政发表,只求择可行的行之,不可行的不行,行而有成效的就是善政,相反的就是恶政。他说:“如果大家讥笑我无所表现,我也不敢辞,今天大家拉我出来,或者就是因为我的这种特性。”
然而徐的特性是什么呢?具体言之是“复古”!
“复古”,并不是徐的倡始,其实正是袁的本意。任何一个新旧蜕变的时代,旧的阴影总是时隐时现,袁的北洋系根本是个旧东西,他不是一个非常人,无法除旧立新。自民国成立以来,一般武人、大吏和无行文人,其头脑顽固的自不必论,大多数则是争妍希宠,以求升官发财,我们随手拣来就有许多证据。
一、元年三月三日,东三省都督赵尔巽下令:“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 ,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
在讨论新约法过程中,满场都是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反对,他是张其锽。张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进士出身,清末曾在湖南任南武军统领,和谭延靦私交甚笃。他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因为这样的总统太像皇帝了。他的意见才一提出,就受到全场的嘘声,他乃拂袖而去,不提辞职和请假,就跑回南方。这一来,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袁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
新约法颁布后,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只是总统属下的一个办事人员,这和内阁总理的地位大为悬殊了。国务卿一词是从美国官制中搬来的,并且是日本人翻译的官职,本来就似通非通,可是,袁对这个“卿”字很感兴趣,因为卿和皇帝接近,正好移花接木。
民国3年5月1日,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派徐世昌为国务卿,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这张名单的主要部门仍是熊内阁的人马,只留了两个冷衙门位置给进步党。徐世昌被呼为相国,政事堂设左右丞各一人,以杨士琦为左丞,以徐的旧僚属钱能训为右函。派张一廏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又设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为办事员。总统府秘书更名为内史,秘书长梁士诒去职,改任税务处督办,由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长,曾彝进及王式通为内史副长。
这样改革,把内阁总理变成了总统的“承启处”。
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但他进一步抓住了全国税务,所以他还是一个有实力的人。最难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要作国务总理,想不到如今落了空;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满以为自己是袁袖中的新人物,不料袁却选了旧古董,把徐阁老从遗老博物院请出来,使他一场春梦惊醒了。原来他在总统府中,袁指定纯一斋为他下榻处,以便秉烛夜谈,自徐拜相后,杨就绝足不入公府,以折柳章台自遣。
其实,袁的总统制不待约法颁布便早已施行,在民国2年前,总统府官制,除秘书厅外,有护卫提调处、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民国3年起,改为秘书、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和侍卫处。各厅职官有所谓“监”、“少监”、“丞”、“郎”、“舍人”、“参议”种种。有的属于名誉职,顾问月薪自800元至数千元,咨议则三五百元。
在总统府挂名的,有清朝旧官僚,有民国卸任的官吏,有奔走南北的时髦政客。袁以网罗人才为名,以为可使天下英雄入彀。这些“人才”越积越多,袁自己也记不起有多少。当时北京报纸上对此曾极尽讽刺之能事,议会亦有:“请将府中官制提交议会审查”一案。
约法会议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作为施行总统制的论据,这也只是矫言强辩罢了。
六十一、徐世昌出山复古
徐世昌和袁是真正的老朋友,他们订交于布衣时代,走上宦途以后,彼此互相援引,袁成立北洋军后,为了避免清廷的注意,曾拨一部分北洋军给徐带到关外,那时徐任东三省总督。慈禧去世,袁被勒令回籍“养疴”时,徐等于是袁在北京的灵魂。辛亥革命后,清廷再度起用袁便是徐奔走彰德与北京之间所策动的。所以袁、徐两人的私交,确是比其他人深得多。不过徐自辛亥革命后,便以“遗老”自居,“耻食周粟”,他避居青岛,不问政治。民国2年12月13日北京举行光绪帝后“奉安”大典时,他曾悄悄地来过北京一趟,他宣称来京目的是为了参加奉安典礼,顺带祝贺老朋友就任民国大总统。袁就任大总统后,曾颁给徐“勋一位”,他拒不接受,仍回青岛。
据说,当袁有意请他赴京时,袁“太子”克定的劝驾最为有力。袁克定极不喜欢梁士诒,有人献议克定,把徐请出来,是打击梁的好办法。袁克定由京中赴河南,便力请徐来彰德,徐未答应,可是双方往来了好多信札。
民国3年2月,袁特请徐的门生王揖唐专程到青岛促驾,并带了一封很恳切的亲笔函,徐被老朋友这番诚意所感动,一方面也觉得这位老朋友的威权日益显赫,于是才命驾动身,于3月29日到了北京。
袁于5月1日明令撤销国务院时,同时明令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可是,徐表示不肯接受。袁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前往劝驾,徐还是一副遗老的模样 ,怎么劝也不答应。搞得段祺瑞有点光火了,大声说:“菊老(徐字菊人)老是不肯出山,岂不辜负总统一片苦心,叫我们如何复命?”徐这时才改变了口气,作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当然,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暂时出来过过渡。不过,民国官俸我是绝对不能领受的。”
孙、段向袁复命后,袁很高兴,立刻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了出来,改为政事堂。自己则搬到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办公。由于总统和国务卿办公的地点都在同一个院落,因此袁便常常跑来和徐聊天。
袁对徐特别尊重,他叫手下人尊称徐为老相国。徐到任刚满一个月,因为他宣称不受民国官俸,可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4000元送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荷包里拿出来的,徐便欣然收下。
政事堂既设在含和殿后的遐瞩楼,它的所在地可谓一半在总统府,一半在旧国务院。只有印铸局本就在院外。政事堂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公所则是旧国务院址。政事堂之组织细则为:(一)国务卿有参与军事之权 ,军事会议国务卿得列席;(二)对外公事均以政事堂名义行之;(三)国务卿于政事堂范围内得发堂谕;(四)国务卿得召集各部总长在政事堂会议。照上述各点,国务卿实质上的职权,远超出前此国务总理之上。各部除例行公事得自行办理之外,主要的均须国务卿核准,所以各部总长对国务卿颇有从属关系,当时还有一项规定,即外交、内务、交通、财政、陆军五总长,规定每日必须谒见袁,谒见时由国务卿率领。
徐对朋友说,国务卿的冗忙,并不下于清朝兼管各部的军机大臣。这位老相国每天起身甚早,8点后盥洗完毕即办公,至9点钟即至总统府,至10点钟偕左右二丞杨士琦、钱能训入谒袁议论国事,11点钟到政事堂办公,12点钟午膳,有时陪袁共食,有时则和杨士琦、钱能训共食。下午2点钟休息,至四五点钟起办公到晚上10点钟。
政事堂下六个局是机要局、主计局、铨叙局、法制局、印铸局、司务局六局。最忙的是机要局,机要局除了局长张一廏外,还有两位副手是冯学书和郭则云。张一廏最勤,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办公,杨、钱二丞则7点上班,把张整理出来的公事复核,然后向徐呈阅。张一廏和袁的关系也很深,在此以前,梁士诒虽权倾一切,可是张也是一位红牌秘书,他不属哪一派系,据说徐世昌的出任国务卿,袁、徐之间的许多细节都是张从中间传述。主计局长吴廷燮,一向和徐的关系很深,熟于政要和考据,文学见长,人以道学先生目之。主计局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财政机关,旧日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即合并于主计局。吴不是财政专家,出长主计,令人有才非所用之感。吴有鉴及此,乃在财政考据方面发表“权威”意见,诸如中国田赋簿籍之数,税法因革之原,他都考之有据,还著了一本《清理财政考略》专书。主计局设在怀仁堂,即清朝的仪鸾殿。铨叙局、印铸局、法制局都是旧人,司务局是专办庶务,局长是曾随徐在东三省的旧人吴芨孙。
徐世昌出山后,自有他的作法,他认为“为政不在多言”,过去阁员入阁之初,总是长篇大论的发表政见 ,结果则是一事无成,焦头烂额。如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所以不敢有新政发表,只求择可行的行之,不可行的不行,行而有成效的就是善政,相反的就是恶政。他说:“如果大家讥笑我无所表现,我也不敢辞,今天大家拉我出来,或者就是因为我的这种特性。”
然而徐的特性是什么呢?具体言之是“复古”!
“复古”,并不是徐的倡始,其实正是袁的本意。任何一个新旧蜕变的时代,旧的阴影总是时隐时现,袁的北洋系根本是个旧东西,他不是一个非常人,无法除旧立新。自民国成立以来,一般武人、大吏和无行文人,其头脑顽固的自不必论,大多数则是争妍希宠,以求升官发财,我们随手拣来就有许多证据。
一、元年三月三日,东三省都督赵尔巽下令:“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 ,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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