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日举义旗宣告独立，推总督孙宝琦为大都督。孙接受都督之前曾电奏清廷，报告山东独立及被举经过，恳求清廷便利行事。九月廿三日奉清廷命令而独立。孙任都督后，悉派心腹充任各重要职位，同时把驻在山东的北洋军第五镇内最激烈的两营，诱往北京，留下的都是孙的亲信。袁这时密派皖人张广建、吴炳湘前来运动取消独立，十月初七日孙于是又宣布取消独立。
  四川自铁路风潮后策划举事多次，俱功败垂成。奔走之革命志士：川东有杨庶堪、谢持、川北有曾省斋，川西南有张培爵、熊克武则各处呼号。成都的叙府中学第二小学，重庆的府中学堂俱为党人聚会之所。十月二日，重庆驻军袖缠白号章起义 ，党人虏重庆知府钮传善、巴县知县段荣嘉，迫其书同盟誓约剪发缴印投降，居民遍悬白旗。遂设蜀军军政府于巡警总署，举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成都方面因川督赵尔丰和钦差大臣端方交恶，清廷命端代赵，赵遂将川省民政交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军事交新军十七镇镇统朱庆澜，赵自出川办理川滇边务。十月七日成都独立，蒲殿俊称大汉军政府四川都督，军政府设于前明蜀王宫。十八日东校场大阅兵，兵哗变，向将台开枪，蒲、朱走免，军政部长尹昌衡继任都督，罗纶为副都督。成渝两个军政府至民国元年二月合并，合并后的都督府设成都，尹昌衡为正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
  东三省的情形，很像山东、因大势所趋，地方不稳，所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不能不对局势有所敷衍，但他坚决不肯宣布独立，于是和咨议局议长吴景濂等合组“东三省保安会”，用会长名义代替总督，并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成立两个“保安分会”，都由当地巡抚兼任“分会会长”。
  各省纷纷独立，不少是敷衍的，山东和东三省就是。还有甘肃独立后，都督赵维熙一直拖着一条长辫子，也不准其他官吏剪辫子。新疆都督袁大化仍然戴着红顶花翎，自称为新疆都督巡抚部院，这些都算是假独立。
  廿五、拔大树
  辛亥年的六月间，直隶咨议局三番四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同时反对奕劻的内阁，认为以皇族担任内阁总理，不合君主立宪的原则，有失人民愿望，措词激烈而痛切。这些要求，与革命行动是无关的，各省咨议局的活动都是在致力于君主立宪，当时好多省咨议局曾派代表赴江苏南通，拜访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请张赴北京一行，观察清廷动向，作为各省咨议局今后对国是应采方针的参考。张謇欣然同意，遂偕雷奋和刘厚生同往，路经河南，顺道赴彰德访问在息隐中的袁世凯，交换对于时局的意见。两人不见面已十余年，在袁心目中，张謇在南方有广大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过去若干年两人虽有芥蒂，但在今日变局中，两人必须合作，张氏在南方有力量可以配合。因此当两人握别时，袁很诚意地向张表示：“如果朝廷召我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换而言之，即当尊重各省咨议局，尤其是季老的意见，希望季老和我合作，并请把我的诚意转达各省咨议局。”
  辛亥革命起义后，革命党要人，如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都聚集上海，他们虽和张謇素昧生平，但因知道张、袁过去一段师友之间的关系，所以对张很拉拢。张这时亦赞成共和，民国成立前后，张的身价极高，隐然成为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人物。
  袁世凯在这期间，确实花样百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方面宣称自己是赞成君主立宪；一方面却又和汪精卫密切往还，暗中表示赞成革命。一方面命令冯国璋督兵猛击武汉的革命军；一方面又派人至武昌和谈。忽进忽退，扑朔迷离，使人无法捉摸。就连他自己的出处，也是欲进欲退，弄得清廷对他也不知该如何应付。
  自从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北洋系人都额手称庆，认为这是袁宫保再起的大好时机，可是这些袁的干部也对袁的手法莫明其妙，有人认为袁息隐两年多 ，一切都有点不对劲。杨度有一天更把外边这种看法对袁报告，袁听了仰天大笑，他说：“晳子（杨度的号），你是聪明人，怎不懂我的意图，你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子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三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袁的老奸巨猾。
  武昌起义的消息于辛亥年八月廿日下午一时传到了北京，清廷举朝顿时骇得手足无措，廿一日有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统率近畿陆军两镇南下征讨，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即日赴援。
  就在这天，袁世凯“奉旨养病”的洹上村，来了一位秘密客人，这个客人是被派南下作战的冯国璋，他专门赶来向袁请示方策。袁给冯六个字的锦囊妙计，是：“慢慢走，等等看”。袁的这六个字，立即影响了荫昌率领的北洋陆军，他们果然以极迟缓的行动准备出发作战，荫昌一看苗头不对，也就留在北京没有动身。
  八月廿三日，清廷起用已罢黜两年余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再起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保荐的，摄政王载沣虽然不欢喜老袁，可是要打仗必须倚靠北洋军，北洋军则全是袁一手训练 ，所以不得不用袁。袁不仅是湖广总督，同时兼办剿抚事宜，照这道命令，等于是荫昌的副手，袁当然很没趣，于是以“足疾未痊”的理由，推辞了这个湖广总督的任命。袁本来并没有足疾，可是当年摄政王载沣放逐他的时候，硬说他有足疾，勒令请假养疴，如今袁正好用足疾来回敬。意思是：“我明明无病，你叫我养病，如今事急来求我，我也只好给你一个因病不能复起的回敬。”
  奕劻见到袁的来电，乃派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于八月廿九日微服前往河南彰德洹上村访袁，这两个老狐狸如此这般一番，徐就折返北京，装出一副又丧气又生气的样子对奕劻和满朝亲贵说：“真是不知好歹，他竟提出条件，他说：要我干未尝不可，可是必需得听我意见。我看还是叫荫督帅快赴前线去吧，没有袁世凯不见得就不能打仗。”奕劻问徐是些什么条件，徐支支吾吾说出了袁的六个条件：
  （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革命党；（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
  （六）保证粮糈的充分供给。
  袁世凯和徐世昌串演的一幕双簧，袁的条件是真的，徐的气愤是假的，袁的用意是利用革命党对付清朝，再留着清朝对付革命党，自己有北洋军为本钱，坐收渔人之利。袁的条件等于把清朝的军事和政治大权都拿过来，在清朝政府不答应以前，他落得于“在黄鹤楼上看翻船”。
  袁敢这样“作状”，自然是有恃而无恐，因为清廷在这时候，是非倚赖北洋军不可了。
  清廷自武昌起义后，已经完全明了局势的严重，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只好用软功来缓和革命力量的膨胀，不敢用高压的流血手段来镇压。因此八月廿九日下了一道上谕给各省督抚转谕军民：“从乱者不咎既往，倘搜获名册，亦当立予销毁。”清廷的怀柔，比起袁世凯的六个条件当然差得多，袁的条件从徐世昌口中宣布后，清廷要员都不赞成，照袁的条件，不但奕劻的内阁总理大臣做不成，就连摄政王也干不下去。
  袁世凯算定了清政府不会一口气接受了他所提出条件，于是他便暗中命令北洋军将领按兵不动，不听荫昌的指挥。
  荫昌南下后，北洋军全部停留在信阳和孝感之间，兵车阻塞不通。自八月下旬到九月初，荫昌的号令完全不行，只落得在孝感满头大汗，跳着脚骂人。而一省一省的独立，就像传染病蔓延得那么可怕，革命的声势一天大过一天，北方各省也酝酿着要学习南方诸省。
  辛亥年九月初四日，革命军在汉口发动攻势，进展到三道桥，惊慌失措的清廷，不得不向袁更让一大步，九月六日解除了荫昌的督帅职务，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的第一军和段祺瑞的第二军（这时第二军分布在武胜关一带，为后援部队），以及水陆各军。
  袁世凯再起了，就在他的新命发表的这一天，北洋各军奉到袁的秘密指示，要拿点颜色给革命军看看，于是汉口的革命军便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的进攻。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张景良通敌。张原任清军第廿九标标统，武昌起义后被推为都督府临时参谋长，但他对革命事业没有信心，曾劝黎元洪弃职潜逃，被革命军发觉本应处以死刑。因蔡济民等是张的旧部，极力为之开脱，并推荐他为前敌总指挥，叫他戴罪立功。他怀恨在心，九月六日北洋军发动攻势时，张竟派人放火焚烧弹药辎重库，军心因而大乱，北洋军乘势占领了汉口的大智门。
  袁这时还在彰德的洹上村，他露了一手，一方面给清朝尝一点甜头，一方面给革命军看一点颜色。钦差大臣和前方军事的指挥大权，对袁来说还不过瘾，他要在这鹬蚌相争的局面中得渔翁之利。因此他仍然在洹上村的养寿堂抱着他的“病脚”，钦酒赋诗，一付闲情逸致的姿态。对清廷来说，这真是急惊风遇着了慢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