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部评议长汪精卫。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各省党务负责人是：直隶张继，山东徐镜心和丁惟汾，山西王荫藩、荣福桐，陕西谷思慎、康宝忠，安徽吴春阳、高荫藻、孙毓筠，江苏高剑公、陈剑虹、章梓，浙江秋瑾，湖北时功玖、张昉、陈镇藩，湖南黄兴、仇式匡、宋教仁，四川黄复生、董修武，云南吕天民、贵州于德坤、平刚，河南杜潜、朱炳麒，福建林时爽，江西张世膺、钟震川，广西刘崛、卢汝翼，广东胡毅生、何公博，南洋胡汉民，上海蔡元培，天津廖仲恺，香港冯自由、李自重、谢英伯。同盟会成立后，编订革命方略，策划全国各地起义，拟定了军政府宣言，军队缩制，招降清军条件，攻城略地，囤粮安民各项办法和对外宣言等等。
  同盟会成立的同时，同志们又在东京赤坂坂本金弥爵邸决议创立《民报》以宣扬革命理论，阐明三民主义为宗旨，借以对抗立宪党党魁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民丛报》。梁启超的文章有迷人的魔力，他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新民业报》鼓吹立宪 ，立场正和革命党思想相反。《民报》出版后使革命理论才有系统为世人所明了。它于光绪卅一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出版于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撰稿者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由张继担任编辑，第六期起改由章炳麟主编。章在《民报》发刊时还在上海因苏报案入狱，光绪卅二年（1906年）出狱东渡，接办《民报》。
  《民报》第一期出版后，恰值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当时留学生极为愤懑，罢课者八千余人，而留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是留日学生联合会的秋瑾等，主张全体归国，是激烈派；一派是维持会的汪精卫，主张继续留学，是平和派。同时又传说日本外务省以6000元付孙中山先生，迫其离去横滨。这种种压迫，驱使一位卓越的革命党人陈天华亲书绝命书一篇，告留学生总会诸干事书一篇，然后投海殉职。陈天华的自杀，使《民报》第二期延期出版，可是因为这一风潮，遂使日本取缔留学生的规则胎死。
  《民报》的发刊词是孙中山先生亲撰，发刊词的最后一段这么说：“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取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此外胡汉民在《民报》上宣布六大主义：（一）推翻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大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此六大主义，前三项是对内，后三项是对外。
  《民报》出版后，和《新民丛报》对立得非常激烈，《民报》第三期还发行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共为12条。因《新民丛报》认为保皇的立宪党是政治革命 ，而同盟会是种族革命，《民报》就此对《新民丛报》大打笔墨官司。
  在这前后期间，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很多刊物，如：江苏学生的《江苏》，浙江学生的《浙江潮》，湖北学生的《汉声》，湖南学生的《游学汇编》等。杨度也办了一个《新中国报》，鼓吹“金铁主义”，他的言论既不亲同盟会，也不亲君主立宪派，完全以“第三势力”面目出现。
  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宣布预备行宪后，东京的君主立宪派认为是一大胜利，声势大振，于是又组织了一个“政闻社”作为外围组织，由蒋智由为社长，拥护梁启超。九月四日，政闻社社员在锦辉馆开大会鼓吹“立宪”，请梁启超主讲，政闻社社员200余人均参加，还邀请了日本政界名流如犬养毅等八九人参加，其他闻风而至的约有七八百人，合共与会人士不下1000人。同盟会的革命同志认为保皇党如此大肆活动，非加以打击不可，于是张继、平刚、陶成章等邀约了几十人前往参加开会。这天会场因人数过多，秩序很乱，政闻社社员都佩挂红布条做招待员。摇铃开会后，主席先报告开会宗旨，然后大声宣布：“请梁任公先生演讲。”梁启超应声而起，在掌声中上了讲坛，先讲君主立宪的大道理，又讲立宪的性质以及国会。他说立宪国家须有监督政府的机构，就是国会，政府好比小孩子不懂事，我们人民通过国会去监督他们的行为，使政府不可乱来云云。他演讲时，时有掌声。最后梁说：现在朝廷下诏定期立宪，我们大家应该欢喜踊跃才是。他的话才讲到这儿，突然在台下有一人站了起来，大叫一声：“马屁”，然后就叫打，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革命党人张继。只见他卷了袖子，推开人丛往台前奔。梁启超一听见有人喊打，也顾不了演讲，就回头往后台跑。这时又有一只草鞋从讲坛左边飞了过来，正打中梁的左颊，扔草鞋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儿。梁挨了一下赶快从楼梯跳下讲坛。会场乱作一团，有喊打的，有喊革命党的，而张这时已抢上了讲坛，台下鼓掌欢呼，一霎时由立宪党的会变成了革命党的会。张继先讲了一番，随后宋教仁上台讲同盟会的宗旨，他说：“立宪党是保皇党的变象，他们是要皇帝，我们不要皇帝，人民就是国家主人。我们不容许文妖（指梁启超）讲君主立宪，我们理想是中华民国”。下面大家热烈鼓掌。张继接着又讲：“我今天不是和政闻社捣乱，今天因为有点不痛快，想质问犬养毅先生，你在早稻田大学曾告诉中国学生说：中国应当尽速革命，但你今天为什么要附和保皇党。”犬养毅被诘，只好上台讲了一篇立宪的道理，但最后结论则赞成中国革命。犬养毅讲完后，大会就告结束。
  有一件趣事，这天立宪党的人用日本音叫革命党为苛埋党，苛埋是日语“米”字，会场上的日本警察搞不清中国怎会有个“米党”。后来革命党人也把米字代表革命。
  光绪卅一年（1905年），有一个湖南会党领袖马福益因革命活动被清吏端方所捕杀。马福益是湖南湘潭碧水湾人，是哥老会轮回山佛祖堂山长，有会党万余人，雄视长沙、衡州、永州三府，声势浩大，刘揆一曾奉黄兴命与马联系，争取马参加革命。黄兴且曾亲访马于湘潭茶园铺矿山岩洞中，黄兴、刘揆一、马福益三人席地而座，杀鸡埋土坑中，盖以柴火，煨熟而食，纵谈痛饮至天晓。黄兴并仿日本军制，以同仇会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任中将，马福益任少将，并决定在光绪卅年（1904年）十月十日（11月16日）慈禧六十岁寿辰，在长沙起事；同时岳州、衡州、宝庆、浏阳、常德五路响应。起义军事，长沙方面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会党为辅；其他方面则以会党为主，黄兴归途中曾慷慨赋诗，有句：“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由于马福益参加革命队伍，哥老会相继加入的不下10万人。不幸九月间革命的消息泄漏，起义失败，黄兴得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之助，侥幸脱险，经鄂赴沪。光绪卅一年二月十一日马福益在长沙被害。马被杀后革命党人曾在东京开追悼会，而两湖人士乃继续马福益的计划为正式起义行动，以湖南之浏阳醴陵和江西的萍乡为起义地方，纠结起义人士号三万人。当时中国中部饥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四川东南部和扬子江上游沿岸，皆陷于饥馑，工人因米贵减工而失业，萍乡矿工遂首先发难，四虎徒党起而响应。这次起义事件，并非奉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命令，迨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听到萍浏醴起事，才先后遣胡瑛、宁调元、孙毓筠、杨卓林、段书云等同志分赴苏、皖、赣、湘、鄂各省运动军界以图响应。但因配合不好，又因事机不密，故均失败。
  萍浏醴的起义，在萍乡起义者多为煤矿工人，在醴陵起义者多为防营兵勇，在浏阳起义者多为洪江会党。每股约万人，浏阳一股为主力，光绪卅二年（1906年）十月廿二日发难于文家市、牛石岭、南街市、西乡、大光洞、和萍乡上栗市、案山关起义军相呼应，蔓延至醴陵、衡山、宜春诸地。苏、赣、湘、皖疆吏大为震动，出动新军和各省援兵共五万人分头进剿。
  革命起义军的战略，本分为三路：一支据浏阳、醴陵，待机进攻湘垣；一支据萍乡的安源矿路为根据；一支由宜春、万载东出瑞昌、南昌以进取江南。可惜起义的军队，尤其是那些领袖，多数是会党魁首，毫无军事常识，所以发难时虽能击败清军，却不能占据县城，枪法虽工却没有军事学识。三路发动的日期也不一致，形成了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混乱现象。有自称是“中华帝国”，宣称“留出皇帝位子，以待大有为之人”，有的则挂起“中华民国”的招牌。
  最可惜的是，清军徐绍桢所统的江南新军，其中颇多具有革命思想，如赵声、倪映典等，志愿暗中为革命军效力，可是革命军未经训练，散漫无组织，虽欲和革命军通声气，亦无门径可寻。革命起义之初，不数日就纠合了3万多人，蔓延若干县，声势不可谓不大，可是由于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人，起义之后只能株守萍、浏、醴三县不能进攻，而清廷则飞檄调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新兵、两江总督端方的精兵，由江西按察使秦炳直率领赣军节制各方兵马全力进剿，革命之火遂被清军扑灭。这次起义事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而革命党人牺牲之惨重，也是从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