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逸文说：“市场调研部提交的电子邮件报告我看过了，还是请刘部长先谈谈情况。”
  伯爵公司的市场调研部名为市场调研，实际上就是公司的情报机构。
  市场调研部刘家明部长站起来发言：“调研部认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商业纠纷案，也并非不关伯爵公司痛痒，格律诗事件有理由被解读为音响价格战的序幕，消费者有理由产生持币观望态度，事实上伯爵公司的销售已经受到了影响，而我们的警觉在于，如果格律诗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攻击行动，一旦攻击乐圣得手，双方的优势互补就可能对伯爵构成威胁。这不是我们想不想卷入的问题，而是想不想都得被卷进去。”
  刘部长的话音一落，会议室里就变得鸦雀无声了。在座的其他干部大多都保持了沉默的态度，眼睛里却分明写着：危言耸听。毕竟，格律诗只是一家仅有百万资产的小公司，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翻云覆雨，而伯爵公司主营ＡＶ音响，虽然在Ｈｉ─Ｆｉ领域略有渗透，但毕竟不是主营业务。况且，乐圣已经拒绝了格律诗代表的求和，诉讼胜负几乎已见分晓，格律诗事件很可能只是音响市场的一个小插曲，谈不上对伯爵公司构成威胁。
  总经理说：“我们都知道８０年代初靠收录机起家的雅艺音响，雅艺固定资产从３０万发展到２个亿用了１０年的时间，而从２个亿到破产只用了３年的时间。一个称职的干部应该善于远远地就能发现可能存在的危机，不仅在还没有形成威胁之前就预先化解，而且还要转化为可以利用的发展机会。轻敌、迟钝是商家的坟墓，谁犯戒埋谁。”
  苏逸文看了一眼刘部长，示意他继续发言。
  刘部长说：“乐圣一次性卖给格律诗１０００副套件显然是在利用对方的幼稚和盲目，格律诗事件也就有可能是一次简单的清仓甩卖。但是，基于什么人做什么事这个守恒定律，只要我们看看组织、策划格律诗事件的核心人物是何许人，真相就一目了然了。我们知道格律诗的幕后人物是丁元英，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调查此人，此人是柏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就职于柏林Ｈ．Ｎ．Ｓ国际金融投资公司、北京通达证券公司、柏林《世界经济周刊》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员。此人在１９９４年６月创办私募基金，据业内人士估计，私募基金受托资本最少超过２亿人民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股市至少卷走２个亿。此人性格孤僻，不善交往，也没什么名气，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都有一个共同评价——鬼才。面对这样一个鬼才，我们还能说格律诗事件只是简单的清仓甩卖吗？”
  总经理付子清补充道：“格律诗是在与乐圣１比５０的资本力量对比下发起攻击，如果按此推论，一旦格律诗和乐圣优势互补，他们与伯爵的资本力量对比将缩小到１比４，格律诗又为什么不敢对伯爵发起攻击呢？”
  苏逸文说：“我们对很多情况还不了解，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做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谁胜诉对伯爵公司的威胁更大？是乐圣还是格律诗？”
  销售部部长许家玉说：“当然是格律诗胜诉对伯爵有威胁，因为乐圣胜诉只是各自退回原位，而格律诗胜诉则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更低成本的生产方式，价格是法宝，市场规律就吃这一套。伯爵产品全部在上海生产，综合成本比广东还要偏高，比格律诗就更高。”
  企划部部长王振光也表态道：“我同意许部长的意见。”
  苏逸文看了看其他几位干部。
  其他几位干部纷纷表态：我们也持这个观点。
  苏逸文说：“我们希望乐圣公司是一场虚惊，我们也希望这场诉讼只是Ｈｉ─Ｆｉ领域的龙争虎斗，但是这不妨碍我们预警在先和创造机会。因此我建议，伯爵公司以董事会的名义正式向格律诗提出我们愿以６５０万元的价格收购贵公司，同时向媒体公开发布消息。”
  ６５０万！这个天价的数字把在场的人惊呆了。
  王振光脱口而出：“为什么？”
  苏逸文说：“这里面有很多为什么，你问的是哪一个？”
  王振光问：“为什么要收购格律诗？为什么是６５０万？”
  苏逸文回答：“收购格律诗是预警和创造机会的需要，２００万收购是趁火打劫，４００万是抛媚眼。乐圣向格律诗提出６００万的损害赔偿要求，说明格律诗有这个能量，我们在这个数上添加５０万以示与争议标的有区别。”
  财务部部长黄秋明说：“乐圣的６００万赔偿要求是诉讼战术需要，是虚的。如果乐圣败诉真正的损失不止６００万，如果胜诉实际损失达不到６００万，我们尚不知道格律诗公司能不能胜诉，如果盲目收购，被告主体就会发生转移，就成了伯爵应对这场诉讼。”
  苏逸文说：“你不接近它、不了解它，你怎么知道它值不值６００万？你怎么知道它会不会胜诉？你又怎么知道该不该收购？你接近它了没有？看清楚了没有？谈判了没有？”
  众人恍然大悟！
  付子清解释道：“伯爵公司作为中国音响业首席，应该有显示身份和气度的表态。假如格律诗音箱成本合理，假如乐圣被挤出市场，即便伯爵真用６５０万收购格律诗，我们保守估算了一下，伯爵以纳入囊中的乐圣旗舰和格律诗音箱的双重优势大举挺进Ｈｉ—Ｆｉ市场，既降低发烧门槛又迎合发烧友追求个性的需要，至少能产生１亿４千万的市场效益。这就是马太效应：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你原来的都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