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军国主义，日本就不可能逃避欧美的颠覆；没有军国主义，日本就难以走出幕府控制下的散沙一盘；没有军国主义，日本就不会打败清朝，用中华的血泪赔款大副提高倭人的国民素质，就不能吞下台湾和朝鲜，膨胀小日本目中无人的民族自负。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军国主义，日本人就不可能将忧患意识和武士道精神谱写成强大的现实力量。二战之后，在麦克阿瑟的设计和实施下，日本革除了有形的军国主义，但军国主义的精魂已经被扬弃到日本的国民性中，并成为铸就日本经济奇迹的必要铺垫。
  撇去时代等因素和有关偏见，日本军国主义与蒙古人的扩张其实可以相提并论。很多人对此不愿提及，那有着太多的隐忧，会刺激我们民族心底的深痛。今天，我们对二者的军事侵扰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审视，原因一是因为蒙古席卷全球的年代已经久远，朴素的民众记忆已尘封。二是日本人很快就失败了并受到了末日审判，而成吉思汗的蒙古没有。由此，在我们形式上的成功背后，日本人的征服没能深入人心，民族集体的痛苦意识深刻，仇恨情绪清晰。蒙古人的征服持久而深远，消灭了我们任何政府或朝廷形式的抵抗，取得了合法的形式，建立了让我们可以自欺欺人的貌似正统的可实际上却并没有汉化的元朝。加上其后满清的再次征服，蒙元作为华夏朝廷的合法性以诈传诈更进一层。于是，我们在对日本人咬牙切齿的同时，对蒙古人却格外的认同。这形成了激烈的反差。我们不愿承认标榜“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哲学，但骨子里却拜服如此。这同样体现在葛尔丹和玄烨的争夺中。在对待这场蒙古准葛尔人建州女真满洲人的利欲熏心的角斗中，我们仍然把我视角和同情放在爱新觉罗家。这只是因为满清是一个朝代，它胜利了，而准葛尔人只是一个草原流寇，来不及建立统治汉人的朝廷之前就失败了。
  从陆秀夫背负宋末帝跳下崖山后，奴性就再不可避免地永远刻在了我们民族的脊梁上。现实的强权成为我们说话和思考的指针，而不是先验的公正原则。所以，对六千万被蒙元屠杀的汉人，以及汉人在蒙元政权时期的悲惨遭遇，我们的史书或轻描淡写，或以“民族融合”化之，这种整体民族性趋向下贱是非常可怕的。正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
  蒙元灭亡南宋，那是无法阻挡的宿命。让蒙古人从野蛮状态崛起并席卷欧亚大陆，那是上苍的天谴。伟大的文明在面对野蛮的暴力冲击总是脆弱异常，这被历史一次次证明。文化昌盛的南宋面对鸿蒙未开的蒙元覆亡于是注定无法避免。
  宋是中国史上时期较长的王朝中军事上最脆弱的，但即便如此，文明柔弱的宋代军民还是击毙了让欧人恐慌万分称之为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当文天祥在狱中看到宋末的幼帝劝降时，悲壮的同时，我们只的哀叹文明的末路。只要汉奸们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坚贞不屈只是个僵死的牌坊而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和生命力。汉文化第一次完全覆没于蛮夷的水面之下，窒息的不只是汉人的自由更有华夏的精气。从此之后，汉唐的风韵只可能复兴，却不再有机会继承。汉人伟大的不自欺的骄傲从此被封存为记忆。明朝的建立，在政治上远离了民主，暴腥成为官议的杀手和奴役的帮凶。随后，迁都北京，提防海洋，动手修建规模宏大的明长城的举动，标志的不仅是汉人自信的失却而且也预示着自主开拓精魂的远离。被安史胡和沙驼突厥扰乱后的中国，隋唐雄风已不再，蒙古人的出现将秦汉的风韵和隋唐的荣光冲得支离破碎，而将南宋政权的彻底击落则用超过能力的挫折改变了我们民族正常进步的大度。从此之后的汉人朝廷的行动和民众历史的书写总有着矫造而不再流畅。于是，为了不在过分自卑的氛围下生存，本只为勃尔只斤氏自豪并血流满地的荣耀却为我们斤斤乐道。可是，终究还会暴露出，这只是掩盖我们民族自身无能和已经偏执的幌子。
  凭印象或文字记载而没有图纸的古建筑复制只能是模仿，而不是再现。或许有形，但却无神，更有甚者连形都不全。明王朝的出现，朱元璋的经历，注定了明王朝不可能有隋唐的贵胄之气，也不可能有两宋对文化的宽容之心。明有史以来最严酷的一人专制体制的建立，体现了一个民族宽容与自信的丧失，专制地无以复加，血腥也就登峰造极。值得庆幸的是，朱明终究缺乏治国的血统，除了早年的皇帝热衷于权力外，后面的皇帝都或多或少不乐意从政，做木匠或作瓦匠的爱好，使完美的一人独裁制度的设计没有能一以贯之的实施下去。松动的中央体制为太监弄权提供了空间，也为民间学术的繁荣留有余地，更为宽松的政治清议和内阁觉力突出缝隙。尽管不是它的本意，但多少有客观因素。面对近似完美的皇权专制体制的设计，在使太监和权臣有心却无力篡国的同时，本质却是偏执的，也注定了东林党类知识分子的悲剧。积贫积弱，虽是汉人朝廷，但在为民谋利上却不称职。满清入主中原实属历史误会。但这也离不开中华民族力量和灵气式微的必然。
  承接朱明专制设计，加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顾忌，满清的专制统治达到了极致，对汉人身心的奴役也堪称全球之最，汉人的脊梁被打断，精英或被消灭或自甘奴役，整个民族沦落为满洲人的奴婢。实在有说不尽的耻辱。一旦彻底的被征服，涂脂抹胭，掩过饰非就荒谬地出现。于是，辫子军得以入关的罪过仅仅挂在了汉奸吴三桂和陈圆圆的帐上，掩人耳目的背后隐藏着我们民族的当时的日渐无能和逐渐无耻。过分纠缠于过往的得失实在不智，但不再记忆却绝对无知。满清三百年的历史，我们除了得到了奴性和后来丢失殆尽的领土外，全方位的倒退、束缚创新、拖滞创新却是无法逃避的指责。而且，在我们还来不及为满清捎带的领土嫁妆欢欣鼓舞时，一块又一块的剜去又加重了我们说不出的痛和泪。
  相对蒙元而言，满清更加了解汉人的特性和弱点，蒙元的屠杀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满清则以“剃发易服”让具有反抗精神的汉人自动跳出来受死。满清对孔儒的尊崇辅之于文字狱使汉文人们彻底成了没有脊梁的哈巴狗，以至于满清灭亡时“大儒”王国维拖着那跟大辫自动陪葬，而二百多年前多少汉人却因不愿留辫而惨遭屠杀。
  民国的出现，在推动者看来是复国，正如红巾军和朱明驱除蒙元一样。而在今天的很多人包括满清遗民则愿看作是朝代更替。复国或更替带来的深远影响则完全迥异，如果仅把当作隋唐一样的朝代更替，那么，我们就再也没有充分理由去指责外族统治我们，而且，这将让反抗变得只剩悲壮，本义上缺乏大义凛然。于是，反清复明的敌后天地会们就是乱臣罪子，吴三桂和南明王朝就可以影射为汪精卫和重庆国民政府。……
  日本人从汉代就仰慕中原的文教昌明和就繁庶，汉字和唐风在日本的遗存无可质疑地表明着中日的亲近。遗憾的是，同处东亚的汉和两大民族同文同种，却从来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中央政府下。进驻中原，在唐宋之际，是和族仰慕中华的美好梦想；而在元侵中土后，则是标榜正统的入主中原的非分妄想。倘若当年丰臣秀吉顺利占领北京，大和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不过有是一个匈奴、又是一个鲜卑、又是一个契丹、又是一个女真、又是一个蒙古、又是一个满洲，……
  在美人柏利冲破日本闭关后，先期觉醒的日本走上了对外争夺生存空间的道路已经顺理成章。因为，同样是向西方学习，与日本一如既往不同，中国犹豫不决，结果良机一再错失，面对对方飞速进步，我们裹足不前。苦心积虑的人当然比懵然不知的清楚。日本人不会不明白，在蒙元统治中国后，蛇吞象，夷狄囫囵华夏已不是神话。况且日本对中国的反差也远小于蛇与象的级差凭借人口优势，一旦成功，在未来的两国联合体中，大和人必将是强势群体，汉人再多，但方言紊乱，东京口音的日语必将成为汉人的“普通话”。吞并琉球后，觊觎台湾，垂眼朝鲜本该引起满清的警觉，可惜的是，中国对于满人终究是抢来的家产，国事对于汉人来说有心有力却无机会。与日本竞争太过费神和分神，还不一定利于旗人的独尊地位。中国于是又一次牺牲在短见的统治者一己私利的屈膝求和下。也进而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回到宋终元始、明末清初，文天祥、史可法的选择树立了足令后世民族主义者景仰的碑石的同时，也是一个休止符。迈上颠峰后，只要继续前进，下滑是难以摆脱的描述。文天祥被俘后，我们成了元仆；史可法壮烈后，我们成了清奴。没有英雄的时代太过于平淡，但却安稳得少了诸多纷争。英雄总是应运而生的，英雄带给我们的崇拜，抵消不了产生他们的时代对我们的折磨。英雄本身就是悲剧色彩非常浓厚的一个词汇，这从古希腊就已开始。英雄越悲壮，反衬出一般民众的越无能，顺带而出的折磨也就越深。李纲、岳飞、于谦、袁崇焕、文天祥、史可法，异族的强悍入侵造就了他们，而被救助者的贪婪自私侮辱了他们。
  日清战争，民众远没有动员，始终只有朝廷抗战。那时候，统治阶级害怕民众，就像被阉割了的太监始终有提防光明的阴暗。朝廷自豪有驾驭，而没有服务。所以，朝廷抗日是为了维护统治第一，而不是救民于水火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