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作者:猪猪狼 更新:2021-11-25 15:08
肃立着重庆国民政府的“文武百官”。
江水的浪涛声,仿佛成了万民悲悼张将军的哭声;
从天而降的雨丝,似乎是神州人民哀悼张将军的泪水!
迷茫的江面,船影点点,长长的汽笛声,像是呼唤?!表达了对张将军深切的悼念。
民族的优秀儿子张自忠回来了!他的遗体和忠魂一起从前线归来了!
朝天门码头,大江两岸,传来千千万万人的哭泣声!
蒋介石凝视着缓缓而来的江轮,缓慢地抬起右手,向大江,向张将军忠魂致以庄严的军礼!
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追悼和公祭仪式。
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1940年5月下旬。
第五战区的战况更加严重了。
占领了枣阳地区的日军,以第39、第3两个师团,于5月31日下午,在强大炮火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轰击后,由襄阳南面强渡襄河,突破了第五战区的襄河西岸防线。几天之内,日军接连攻陷襄阳、宜城、南漳、荆门、远安等地,从北面向四川门户宜昌扑来。
6月初旬。
日军第40、第13两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组成南路大军,在沙洋南北地区强渡汉水,连下沙市、江陵、十里铺等地,马不停蹄地向宜昌猛进。
南路日军的战略企图是:切断宜昌地区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配合北路日军,进攻宜昌。
宜昌外围防线,已被日军撞开、冲乱。宜昌守军正处于被各个击破和节节败退之中。
宜昌扼川江门户,是战时首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所在。宜昌的得失影响甚大。日军向宜昌南北夹击猛进,对重庆统帅部震动很大。大后方民心浮动,谣言四起,纷纷传言日军将进攻四川内地了。
6月3日。
蒋介石急令陈诚赶往前线,组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全权指挥宜昌保卫战。
陈诚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将军与陈过从甚密,将其拉在一边,摇头叹道:“五战区败了,宜昌必失无疑,你却现在去守宜昌,太老实了,这是任何人都不愿去的。”
陈诚亦感到情况不妙,但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故以苦笑谢过张将军的好意提醒,强打精神挂帅出征。
6月4日。
陈诚风风火火赶到宜昌,在郭仟的江防军司令部所在地三斗坪设立了右兵团指挥部。此时,他面对的已是一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烂摊子,宜昌的兵力亦甚空虚。
原来,担任宜昌地区江防任务的主要是郭仟的江防军(三个军)。蒋介石曾有令在先,没有军委会最高统帅的命令,任何人也无权调动江防军一兵一卒。。但是,当6月1日北路日军攻陷襄阳时,李宗仁觉得兵力不够用,便严令江防军主力第94军北上,向京山、随县、枣阳之敌侧后迂回袭击,以解襄阳之围。
由于第94军被调走,江防兵力顿感空虚,无力阻击日军向宜昌的进攻。
陈诚急令在湖南整体补充的李延年第2军赶赴宜昌东北面,在龙泉铺、鸦鹊岭、安福寺一带组成第二道防线;又令远在四川万县地区整训的第18军,星夜兼程赶来宜昌“救火”。
第18军赶到宜昌,尚未部署就绪,日军便兵临城下了,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城郊进攻。激战一天,阵地彼突破,宜昌城内已是火海一片。
6月14日。
日军攻陷宜昌城。
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对当阳、荆门、宜昌之敌,发动反攻。
陈诚严令第18军军长彭善夺回宜昌。第18军以尸山血海之代价攻进城去,收复了这一战略要地。
6月中旬,东京,
就在第18军夺回宜昌之时,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和海军部军令部长,并排站立在天皇面前,报告中国战场情况,军令部长提出宜昌作为海军航空队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要求占领该地。
天皇当即追问参谋总长,“你们陆军难道就没有办法重新夺取并确保宜昌吗?”
于是,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向中国派遣军下达重新攻占宜昌的命令。
日军又增加兵力,在飞机疯狂轰炸下再次攻占了宜昌城。中国军队数度反攻,敌据城死守,反攻无效,且伤亡惨重。陈诚只得下令停止反攻,调整部署,在城西长江三峡口处,凭险防守,与敌咫尺相峙,互闻鸡犬之声。
宜昌要地失守,是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大的一次重庆朝野上下,舆论一致谴责宜昌保卫战的指挥官陈诚,使这么蒋介石的重臣的赫赫威名一落千丈。他不仅受到国民党内、军内和政府内一些要人的围攻,民众对此也非常气愤。在当时的国民参政会上,有人公开散布“不杀陈诚不足以谢国人”的言论。
陈诚认为宜昌失守的原因,与李宗仁在关键时刻判断失误,抽调江防军主力北上有直接关系。
他陈某只是在战役中途临危上阵,当时败局已定,决非他陈某过错。宜昌失守,他陈某实为代人受过,招来耻辱。
但他觉得自己有口难辩,负辱回到重庆,自知丢失国府都门罪责匪浅,哭丧着脸前去见蒋介石,请求处分。
蒋介石叫他坐下,好言相慰,说:“宜昌守不住,早已在我意料之中。当时五战区的情况就那样儿,我是因为没办法了才叫你去抵挡一阵子的,对此,你不必过疚。”
陈诚对蒋介石的明断感到敬服。对李宗仁不主动承认自己责任,一直闷着不吭声,听凭舆论对他陈某的攻击,而对李心怀不满。
至于我则躲在甘、陕、宁、晋避世,虽然我多次请求出兵东北,切断日军供给线,着重打击日本关东军的嚣张气焰。
更为主要的是我们急需东北丰富的煤炭和石油资源,另外我们派往东北地区的四个游击营已经全军覆没了。
并且东北抗联有组织成建制的部队也消失了,急需我军帮助!
而这些全部都是我所谓冠冕堂皇的借口,我最需要的是发展的空间,我的80万正规军每天消耗的给养和军费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单单靠美国秘密财团的帮助是不行了,而且日本将要把美国同样拖进战争,如果美国进入战时体制,那么我们得到的帮助会越来越少。
自从徐旭清除了美国组织内部的动摇份子后,我对于美国方面的机构放心了很多。
即将在1941年开始的苏德战争让我又一次心潮澎湃,我闻到了机会的味道!
是该清算俄国沙皇旧帐的时候,趁你病要你命是我们的一项原则!国际事务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正文 第九十五章 举棋不定
1940年的冬天是漫长而又难熬,日军在中国的各个战场上势如破竹,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部队的给养供给已经成为了最大的难题!而我的第100集团军群被日军重兵围困在甘、陕、宁、晋。
虽然我军在战略上保持了一定的主动,但是我们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术机动的余地,日军逼得我军被迫构建了一条800公里由钢筋混宁土建筑而成了永久性防御支撑点。
防线中布置了15个师的机动兵力,配备的最新的10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和大批的新式武器。
在防线后面部署了第一快速纵队的4个机械师和5个摩托化师,而所有部队部署的纵深达到了200公里。
沿前线配置了2000门122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单就防御而言,可以称得上固若金汤。
时间在对峙中流失,我丧失了1939年的反攻机会后,日军就发现了我的战略意图,所以把关东军整体由东北压向西北,令我不敢轻举妄动。
大部分的中国部队都在缺衣少药,就连保证战斗最基本的弹药都十分缺乏的时候,甘肃军工厂生产出的大批枪弹却无法送抵前线。
国内的一些报纸也开始暗示我拥兵自重不抗日,他们那里知道,虽然此时甘肃部队众多,装备精良!
但是我们家们口就有近50万的日本关东军在虎视眈眈!如果大军南下,我们苦心经营了数年的四省又必将沦陷,而中国最后的军工产业将完全被日军所掌握或摧毁。
战争好似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终于体会到一种心态,当初部队什么基础设施都没有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后顾之忧的和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大战一场。
但是现在发展壮大了,我们到保守起来了!害怕人员装备出现重大损失。
对于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我们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军火,从重炮到坦克,只要有要求我几乎全部答应。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使新组建的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因为现在其他的中国部队的新兵都是经过2个月简单训练后的农民,以为弹药的缺乏,他们射击的第一枪往往是在战场上。
所以中国军队的素质和抵抗力在日军眼中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日军慢慢的又恢复了往日的骄横与狂燥。
世界著名的国际事务专家万嘉国先生带领着几名随从和翻译人员,突破日军的重重封锁来到兰州的消息使我激动万分。
我们现在就缺乏一盏指路的明灯,虽然我们预知未来,但是我们掌握不好瞬息万变的国际事务,要知道反法西斯战争并不是一个中国所能肩负的。
我们此时最需要一个明眼人来告诉我们那里才是最好的切入点!
万先生对待我们的态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热情!
经过短暂的寒暄后,万先生要求我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他要给高级军官们分析国际事务的变化和对眼下抗日战争的影响。
江水的浪涛声,仿佛成了万民悲悼张将军的哭声;
从天而降的雨丝,似乎是神州人民哀悼张将军的泪水!
迷茫的江面,船影点点,长长的汽笛声,像是呼唤?!表达了对张将军深切的悼念。
民族的优秀儿子张自忠回来了!他的遗体和忠魂一起从前线归来了!
朝天门码头,大江两岸,传来千千万万人的哭泣声!
蒋介石凝视着缓缓而来的江轮,缓慢地抬起右手,向大江,向张将军忠魂致以庄严的军礼!
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追悼和公祭仪式。
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1940年5月下旬。
第五战区的战况更加严重了。
占领了枣阳地区的日军,以第39、第3两个师团,于5月31日下午,在强大炮火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轰击后,由襄阳南面强渡襄河,突破了第五战区的襄河西岸防线。几天之内,日军接连攻陷襄阳、宜城、南漳、荆门、远安等地,从北面向四川门户宜昌扑来。
6月初旬。
日军第40、第13两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组成南路大军,在沙洋南北地区强渡汉水,连下沙市、江陵、十里铺等地,马不停蹄地向宜昌猛进。
南路日军的战略企图是:切断宜昌地区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配合北路日军,进攻宜昌。
宜昌外围防线,已被日军撞开、冲乱。宜昌守军正处于被各个击破和节节败退之中。
宜昌扼川江门户,是战时首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所在。宜昌的得失影响甚大。日军向宜昌南北夹击猛进,对重庆统帅部震动很大。大后方民心浮动,谣言四起,纷纷传言日军将进攻四川内地了。
6月3日。
蒋介石急令陈诚赶往前线,组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全权指挥宜昌保卫战。
陈诚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将军与陈过从甚密,将其拉在一边,摇头叹道:“五战区败了,宜昌必失无疑,你却现在去守宜昌,太老实了,这是任何人都不愿去的。”
陈诚亦感到情况不妙,但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故以苦笑谢过张将军的好意提醒,强打精神挂帅出征。
6月4日。
陈诚风风火火赶到宜昌,在郭仟的江防军司令部所在地三斗坪设立了右兵团指挥部。此时,他面对的已是一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烂摊子,宜昌的兵力亦甚空虚。
原来,担任宜昌地区江防任务的主要是郭仟的江防军(三个军)。蒋介石曾有令在先,没有军委会最高统帅的命令,任何人也无权调动江防军一兵一卒。。但是,当6月1日北路日军攻陷襄阳时,李宗仁觉得兵力不够用,便严令江防军主力第94军北上,向京山、随县、枣阳之敌侧后迂回袭击,以解襄阳之围。
由于第94军被调走,江防兵力顿感空虚,无力阻击日军向宜昌的进攻。
陈诚急令在湖南整体补充的李延年第2军赶赴宜昌东北面,在龙泉铺、鸦鹊岭、安福寺一带组成第二道防线;又令远在四川万县地区整训的第18军,星夜兼程赶来宜昌“救火”。
第18军赶到宜昌,尚未部署就绪,日军便兵临城下了,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城郊进攻。激战一天,阵地彼突破,宜昌城内已是火海一片。
6月14日。
日军攻陷宜昌城。
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对当阳、荆门、宜昌之敌,发动反攻。
陈诚严令第18军军长彭善夺回宜昌。第18军以尸山血海之代价攻进城去,收复了这一战略要地。
6月中旬,东京,
就在第18军夺回宜昌之时,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和海军部军令部长,并排站立在天皇面前,报告中国战场情况,军令部长提出宜昌作为海军航空队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要求占领该地。
天皇当即追问参谋总长,“你们陆军难道就没有办法重新夺取并确保宜昌吗?”
于是,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向中国派遣军下达重新攻占宜昌的命令。
日军又增加兵力,在飞机疯狂轰炸下再次攻占了宜昌城。中国军队数度反攻,敌据城死守,反攻无效,且伤亡惨重。陈诚只得下令停止反攻,调整部署,在城西长江三峡口处,凭险防守,与敌咫尺相峙,互闻鸡犬之声。
宜昌要地失守,是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大的一次重庆朝野上下,舆论一致谴责宜昌保卫战的指挥官陈诚,使这么蒋介石的重臣的赫赫威名一落千丈。他不仅受到国民党内、军内和政府内一些要人的围攻,民众对此也非常气愤。在当时的国民参政会上,有人公开散布“不杀陈诚不足以谢国人”的言论。
陈诚认为宜昌失守的原因,与李宗仁在关键时刻判断失误,抽调江防军主力北上有直接关系。
他陈某只是在战役中途临危上阵,当时败局已定,决非他陈某过错。宜昌失守,他陈某实为代人受过,招来耻辱。
但他觉得自己有口难辩,负辱回到重庆,自知丢失国府都门罪责匪浅,哭丧着脸前去见蒋介石,请求处分。
蒋介石叫他坐下,好言相慰,说:“宜昌守不住,早已在我意料之中。当时五战区的情况就那样儿,我是因为没办法了才叫你去抵挡一阵子的,对此,你不必过疚。”
陈诚对蒋介石的明断感到敬服。对李宗仁不主动承认自己责任,一直闷着不吭声,听凭舆论对他陈某的攻击,而对李心怀不满。
至于我则躲在甘、陕、宁、晋避世,虽然我多次请求出兵东北,切断日军供给线,着重打击日本关东军的嚣张气焰。
更为主要的是我们急需东北丰富的煤炭和石油资源,另外我们派往东北地区的四个游击营已经全军覆没了。
并且东北抗联有组织成建制的部队也消失了,急需我军帮助!
而这些全部都是我所谓冠冕堂皇的借口,我最需要的是发展的空间,我的80万正规军每天消耗的给养和军费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单单靠美国秘密财团的帮助是不行了,而且日本将要把美国同样拖进战争,如果美国进入战时体制,那么我们得到的帮助会越来越少。
自从徐旭清除了美国组织内部的动摇份子后,我对于美国方面的机构放心了很多。
即将在1941年开始的苏德战争让我又一次心潮澎湃,我闻到了机会的味道!
是该清算俄国沙皇旧帐的时候,趁你病要你命是我们的一项原则!国际事务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正文 第九十五章 举棋不定
1940年的冬天是漫长而又难熬,日军在中国的各个战场上势如破竹,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部队的给养供给已经成为了最大的难题!而我的第100集团军群被日军重兵围困在甘、陕、宁、晋。
虽然我军在战略上保持了一定的主动,但是我们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术机动的余地,日军逼得我军被迫构建了一条800公里由钢筋混宁土建筑而成了永久性防御支撑点。
防线中布置了15个师的机动兵力,配备的最新的10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和大批的新式武器。
在防线后面部署了第一快速纵队的4个机械师和5个摩托化师,而所有部队部署的纵深达到了200公里。
沿前线配置了2000门122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单就防御而言,可以称得上固若金汤。
时间在对峙中流失,我丧失了1939年的反攻机会后,日军就发现了我的战略意图,所以把关东军整体由东北压向西北,令我不敢轻举妄动。
大部分的中国部队都在缺衣少药,就连保证战斗最基本的弹药都十分缺乏的时候,甘肃军工厂生产出的大批枪弹却无法送抵前线。
国内的一些报纸也开始暗示我拥兵自重不抗日,他们那里知道,虽然此时甘肃部队众多,装备精良!
但是我们家们口就有近50万的日本关东军在虎视眈眈!如果大军南下,我们苦心经营了数年的四省又必将沦陷,而中国最后的军工产业将完全被日军所掌握或摧毁。
战争好似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终于体会到一种心态,当初部队什么基础设施都没有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后顾之忧的和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大战一场。
但是现在发展壮大了,我们到保守起来了!害怕人员装备出现重大损失。
对于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我们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军火,从重炮到坦克,只要有要求我几乎全部答应。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使新组建的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因为现在其他的中国部队的新兵都是经过2个月简单训练后的农民,以为弹药的缺乏,他们射击的第一枪往往是在战场上。
所以中国军队的素质和抵抗力在日军眼中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日军慢慢的又恢复了往日的骄横与狂燥。
世界著名的国际事务专家万嘉国先生带领着几名随从和翻译人员,突破日军的重重封锁来到兰州的消息使我激动万分。
我们现在就缺乏一盏指路的明灯,虽然我们预知未来,但是我们掌握不好瞬息万变的国际事务,要知道反法西斯战争并不是一个中国所能肩负的。
我们此时最需要一个明眼人来告诉我们那里才是最好的切入点!
万先生对待我们的态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热情!
经过短暂的寒暄后,万先生要求我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他要给高级军官们分析国际事务的变化和对眼下抗日战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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