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戍司令部的命令根本无法传达，卫戍司令部无法掌握与各个部队继续的通讯，结果造成了南京守军陷入撤退的混乱之中。
  在宣布撤退命令之后，司令部的守军匆促与草率地破坏南京城内主要的建筑物，但是由于根本缺乏完整的计划，除了全国最大的金陵兵工厂外，其余的建筑物也在后来的激战中变成了瓦砾。
  1月22日入夜之后，南京城内火光冲天、浓烟密布，这时候已经流言四起，南京就已经出现撤退前人心涣散的乱象。
  部分军队的高级军官的意志已经动摇，并没有监督设备的破坏与管制部队的撤退，就慌忙逃往下关渡江。
  虽然事后证实日军只是小股部队，很快被歼灭了！但是影响是非常之坏的。
  守卫南京的部队在主帅提前失去联系的状况下，只有各自为政，有些部队还不知道已经下令撤退，有些部队则出现溃散的情况，这是撤退时最大的禁忌，没有统一、完整的计划与步骤，会造成部队退却的全面失控
  。因此除了六六军（军长叶肇）仍在保持掌控下，突围而走之外，大部分的守军与逃难的人民，开始大量盲目地涌向下关。
  但是先前大部分的渡江船只已被集中管理，因此江边涌到了太多撤退的部队，渡江的船只当然严重不足，造成现场是一团混乱，在日军的追击炸射之下，中国部队自相践踏而死伤狼藉。
  报告看到这里我慢慢的合上了报告，我没有信心在继续看下去了，我知道此时南京城内的巷战还在进行，但是过了今夜明天会如何那？在我接手的一个月来的时间里，最少有15个师的番号彻底消失了。
  这些部队都是战至最后一枪一弹，惨烈程度令全世界震惊！
  信誓单单出兵解围的我，成了最大的骗子，中国士兵们满怀希望的在抗击着优势的侵略者，中国士兵们知道，武龙将军是不会食言的，武龙将军是抗日名将，只要有他，南京就不会失守。
  我清楚的了解蒋介石坚持防守南京的主张，原来也是政略的考虑优于作战的考量。
  唐生智已在蒋介石身边多年，参与诸多重要的军政决策，而临危出任没有人愿意接的重任，当然是由其个人的勇气与决心。
  但是唐生智过度强调“牺牲殉国”的作战指导原则，根本就不符合国家之持久抗日的战略指导原则，也不符合当时战场作战的需要。
  抗日作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是设法在激烈的抵抗中，仍要保全战力，以达到维持长期作战的目标。
  唐生智叫疲弱的国军部队，在临时的防御工事内，采取极为僵化与呆板的死守，即不准主动出击以扰乱日军的攻势部署，又没有掌控预备队进行防御决战，兵力原本已经不足，防守的正面又太广，当然容易让日军攻破防线。
  唐生智这种没有战略考量的战场部署，实在是军事才能极差的表现。而部队撤退没有事先详细的安排，全城撤退与破坏重要设施的规划又不周密，更显出他军事指挥能力不足的问题。
  南京的背水阵式，并非完全不宜防守，只要兵精粮足，是可以一战的，当年太平天国就苦守南京达五年之久。
  而在淞沪会战之后，残破的中国军队极待整补，因此很难再打出精采的保卫战。
  唐生智肯临危受命，固然是心志可嘉，但是其能力与体力都不足以担当这个责任，虽然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是要以失败收场的，不过唐生智过于偏重“殉城”的战法，没有想到适当保持全军的战力才是中国抗日战略的根本指导原则。
  当时南京的防卫计划，应该先有灵活的部署，提前以小部队出击，让日军过早展开攻击阵式，以减轻攻击集中的力道，然后部署纵深防卫的部队，更要有足够的预备队可以进行逆袭。
  特别是对于撤退的方式与路线，以及必须破坏的重要建筑与装备，都要事先详细规划，这样南京保卫战就不致于落到最后慌乱失控的地步。
  日军攻占了南京，并且以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法来对付中国的军民，但这种历史上空前的暴行，不仅无法屈服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为激起整个中国民族的悲愤。
  中国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国人即使真正的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流光最后一滴鲜血，也绝对不会对侵略者屈服与投降。
  虽然首都被日军攻占了，但是中国仍然决定继续作战下去，日军内部则必须立刻面对下一步要如何走的事实，最后日本还是一步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陷阱之中。
  对于蒋介石而言，抗日的战略已非常的明显，中国可以丢掉首都，但是中国不会停止抗日，中国将继续引诱日军深入其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即使这代表着更多的中国军民要牺牲，更多的领土遭到摧残与占领，但是中国决心抗日到底。
  对我和第100集团军群的将领们而言，我们损失了第300师和全部空中力量的2/5！我深刻的意识到了，即使装备多么现代化的军队，缺乏好的战略协调，战术使用配合，第300师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因为战争撤退到西北的军工等行业已经恢复生产了，在高级工程师的帮助下，他们正在调整生产品种。
  有了美国秘密的商业帝国的支撑，甘肃的经济逐渐走上了轨道！
  而我作为数个战区的司令官，对南京战役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我自动请辞了四大战区指挥官，蒋为了安抚我，给我保留了第九战区司令官的职务。
  就在我满心欢喜组建第九战区嫡系部队的时候，日军的兵锋又一次指向了徐州。
  正文 第九十一章 第二次徐州战役
  徐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缘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它位于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也是从黄海进入中原地区的孔道。
  1939年时候的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在此交会，大运河也在附近穿过。
  之前，蒋介石在德国顾问建议之下，给我发报要求在附近构筑国防工事，但是在中日全面的大战之后，日本军部介于第一次徐州战役日军伤亡惨重，正在却犹豫着，是否要进攻徐州。
  日本军部在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以及华北的各个重镇之后，国内正在面临新的政治动荡，日本也在等待一个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件，中国政府会接受日本的投降要求，时间对中国的恢复战力极其重要，而日军却因非非之想而坐失良机。
  一九三八年年初，日本军部还没有计划进攻徐州的具体计画，并不是日本认为徐州的战略地位不够重要，而是日军大本营当时还不想陷入中国宽阔战略空间的泥淖中。
  可是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却有强烈进一步深入中国作战的企图心，希望军部能够批准它全力出击的愿望。
  华北方面军的希望是，最好是大本营能增加其兵力，让它能出动大军，沿平汉线从北而南一直攻到武汉，以切断中国东西两部的联系。
  否则至少要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以联络华北与华中的日军占领区。因为华北方面军，对于中日全面大战之后的战局发展，有着极强的企图心与极大的失落感。
  原先华北方面军以为，中日的决战，将在河北爆发，华北方面军有充足的准备，可以围歼华军，一举迫使中国屈服。
  但是蒋介石却把决战地点，移到华东，让华中方面军拣到决战的机会，并且攻占中国首都南京。
  而华北方面军不但连助攻的机会都没有，还要抽调两个半师团去支持华中方面军作战。
  本来华北方面军还想有些战场的表现，不料一个防苏作战的待命指令，更让华北方面军毫无发挥的余地。
  寺内寿一大将白白看着华中方面军取得攻占南京的重大胜利荣誉，因此是越发按捺不住，于是向大本营力陈华北方面军准备深入中国的作战构想。
  在中国方面而言，一九三七年年底，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一个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中国在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五个月之后没有向日本屈膝，的确是叫国际社会为之侧目相待，但中国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是当时在日本的大本营中，仍然有着中日战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
  不扩大派认为，日本已经攻占了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控制了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中国最为精华的地区与战略重镇，都在日军的手中，但是日军规模已经扩大了三倍，同时将90％以上的军力，都投入了中国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若要继续深入中国，开辟新的作战目标，那么日本真的已经有些难以为继的压力。
  假如日本还要保持军力对付美苏的话，日本必须要适可而止，至少要暂时的按兵不动，等待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然后再进行协商，设法解决与中国战争的问题。
  因此徐州是绝对不宜再派兵攻击，此外不扩大派认为，就算是日军能够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让北平与南京铁路相连，不但对于日军对于中国的控制力量，所增有限，反而要派出大兵驻守铁路沿线，造成日军战力进一步掉入中国的泥淖之中。
  日军若是真的要南北相连，还不如使用海运，又安全，又低廉。
  但是在日军扩大派的意见是，经过华东与华北一系列的战争，中国的军力与工业能力均以残破，所以日本最多只要再派出「几个联队」的的兵力，追击扫荡中国战场，那么中国只有投降一途。
  因此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是必要的战场巩固与扫荡，何况攻占徐州，也有利于日军沿陇海铁路与淮河流域，深入威胁中国的战略中心武汉。
  当然照例的是，两派的争论仍没有结论。
  由于日本华中方面军的上海之战，的确打得伤痕累累，而攻占南京，又发生狂暴失控的屠杀军纪问题，因此华中方面军，对于进一步的进攻中国，暂时已经有些气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