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已经占据了制高点，并把这视为不可浪费天赐良机。凭什么让这些激进分子轻松过关呢？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以儆效尤，不是更好么。
  这次审判是在刑部大堂进行的。仅仅一天之后，9 月28日，诉讼程序被终止了。一篇来自宫里的谕旨送到了，下令将这6 个囚犯立即处决。这篇谕旨是由光绪签署的。
  下午4 点钟，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他的朋友杨深秀，以及4 个维新秘书——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被带到菜市口，斩了首。他们成了举世闻名的“戊戌六君子”。［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根据康有为的说法：“观者如堵。幼博先就义，欲有所语，而左右顾盼无一人。五君子以次从容赴义。”康广仁就义时，仅着短衣。据康有为说，一个家仆找了些合适的衣服，把他的头缝在身体上，买了口棺材，将他葬在一座观音庙旁。但所有发表的这些，都是康有为的又一创作。据《北华捷报》说，没有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敢去要康广仁的尸首，它在第二天被刽子手拖走，扔到一个敞口坑里，那儿被当作是乞丐和罪犯的公墓。
  康广仁曾经跟美国外科医生嘉约翰18学过三年医，在全身心地投入他哥哥的政治组织之前，很郁闷地在浙江做过一年小官吏。据康有为的一个传记作者讲，1896年，康广仁曾在香港的品芳酒楼会晤过革命党人孙逸仙，以撮合康、孙两党联手合作。从满清朝廷的观点看，孙党显然是颠覆分子，任何和他们扯到一起的人，格杀勿论。
  事后，又发布了一篇谕旨，解释朝廷为什么突然处死这六个人，他们如今被贴上了造反和叛逆的标签：“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19“恐致株累”，暗指政府中那些同情维新运动的温和派，其数字正在不断攀升。他们包括：总理衙门那些世界主义者，许多派驻国外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既有钱又有权的名士阶层的保护人。如果继续审问下去，将有许多开明士大夫可能会被点名，从而暴露在铁帽子们的火力之下。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将不得不进行反击。这样一来，将导致温和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鱼死网破，这是慈禧一直在努力避免的。被端郡王的野心刺激得群情振奋的铁帽子们，一门心思要杀人见血。端郡王直接或间接地向慈禧施加压力，要处死他抓起来的那一小撮维新分子。端郡王显然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知道，如果留几个活口，逼着他们把其他人兜出来，他就能让他的死对头们遭受更长期的损害。慈禧和光绪则乐得顺水推舟，表面上是屈服于端郡王的压力，杀掉了六君子，事实上是延缓了一场更大的悲剧。用一条痛苦的止血带，避免了致命的大出血。
  据宫廷档案记载，“有人警告，如果有任何拖延，某些麻烦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麻烦包括街头暴乱。对北京动乱的担心，倒并不是说市民们为支持维新派而聚众游行，而是牵扯到董福祥将军驻扎在北京南郊的回汉骑兵，他们将会从北京街头呼啸而过，逼迫最高当局下令处死维新派。处决六君子后的第二天，在御猎场，董福祥的人就攻击了正在郊游的英、美大使馆的人员，明明白白地警告他们：不要多管闲事。
  这样看来，光绪和慈禧是为了避免这些甘肃骑兵的失控而被迫处死了那几个维新派。他们的狂暴行为，无疑会被描述为公众对姑息激进分子不满的一种自然流露。这一个礼拜的晚些时候，董福祥的人又在火车站袭击并痛殴了一帮从北京来的外国工程师和几个英国人，外交使团惊恐不安地大吼大叫，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撤出北京。政府当然不愿意冒险和这位臭名昭著的不受约束的将军陷入武力对抗，于是便息事宁人地给了董福祥一大笔“犒赏”，他也顺从地将所部撤到了北京以东80英里的保定。到这时，董福祥完成了在百日维新期间为铁帽子们提供火力支援以及若不答应他们处死维新派的要求就威胁暴乱的光荣使命。他终于可以歇歇了。不过也并没有走太远，就站在舞台后面，很有耐心地等待着端郡王的信号，为下一场演出而重回北京。这一回，是要将“洋鬼子”赶尽杀绝。
  张荫桓爵士由于有西方公使的干涉而保住了脑袋。窦纳乐爵士和其他公使直接为他求情，伊藤博文也参与了，他这会儿还在北京。不能更改的是：张大使的家产将全部充公，本人则流放新疆。贬谪诏书称他“居心狡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20当他们听说张荫桓将被流放的时候，《泰晤士报》的莫理循，英国公使馆的休。格罗夫纳，还有其他几个人，密谋在流放途中把他劫走，然后带到公使馆。张荫桓知道这个计划后，便让人捎口信给莫理循，说他不希望妨碍朝廷的执法。两年之后，他在流放中被杀，很显然是董福祥在端郡王的授意之下雇人干的。
  另一个被逮起来的维新派，既没有砍头也没有流放，此人就是72岁的徐致靖21，他只是被囚禁在北京。他曾经以自己的名义帮康有为递呈过一些奏折。随着铁帽子们的整肃活动的继续，另有30个人被逮捕、监禁、革职、软禁、流放，他们的家人也被抓了起来。这30个人当中，有5 个人并没有直接参与维新运动，而只不过是维新派的亲戚或朋友而已。人们一度担心会有200 多人被逮捕，主要是维新学会的会员和鼓吹维新的报纸编辑。但是，肃清活动突然停止了。
  第四部分逃亡第64节告密（5 ）
  历史学家在回顾百日维新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太后是个致力于邪恶的极权魔王。根据他们的定义，“新”的就是“好”的。濮兰德和巴克斯错误地声称：太后和光绪之间在维新方面一直存在着持续的冲突。“维新的问题，如今成了皇上和太后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这种冲突，在皇帝的母亲（也就是太后的妹妹）死后变得更加尖锐了，她是这两人之间的一个缓冲器。”（的确存在权力斗争，但那是和铁帽子们之间，而不是和太后之间。而且，对光绪来自童年时代的严重缺陷，他的母亲负有主要责任。）
  另一些人继续声称：“简言之，在他的（维新）计划尚未展开的时候，皇帝就发现自己正陷身于和整个当权派的战争之中，……其中主要是太后。”（她一直置身事外直到最后的日子，而且事实上在那之前一直在支持他的改革。）“太后发现：由于康有为对她的政权体制的两大支柱——儒家经典和组织腐败——的攻击，她的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威胁。”（这完全是胡说。）约翰。A.哈里森在他的著作《1800年以来的中国》中声称：慈禧“早在1865年，就成了中国最大的权利来源”，并且断定“事实证明，太后不仅仅憎恨维新，而且也憎恨中国。”（这样的声明荒谬可笑。）费正清则告诉我们：百日维新结束的时候，慈禧“处死了她所能抓到的每一个激进分子。”（如果说她和此事有关的话，那么关系也不是很大。）
  光绪在夏天所颁布的许多维新诏令都继续有效，尤其是那些为军事、工业、贸易和发展国立学校体系提供更加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废除的改革措施是那些铁帽子们最担心的——那些试图开放现存政治体制的措施。对维新派的处理（逮捕或处死），并没有清除维新运动对中国的影响，而只是使它的鼓吹者更谨慎一些而已。
  1898年11月16日的一篇上谕，清楚地表明了她本人的意愿和改革政策：从来致治之道，首在破除成见，力戒因循。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盖立法之初，未尝不善，迨积久弊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为救时之计。然或徒务虚名，不求实际，则立一法又生一弊，于国事仍无裨益。故弊去其太甚，法期于可行，必须慎始图终，实事求是，乃能有济。
  深宫宵旰焦劳，勤求治理，无时不以力图自强为念。然内外臣工，大率畏难苟安，不知振作。国家所赖以宏济艰难、补救时局者，果安在耶？
  即如泰西各国风俗政令，与中国虽有不同，而其兵农工商诸务，类能力致富强，确有明效。苟能择善而从，次第举办，自可日期有功。
  第恐浅识之徒，妄生揣测，或疑朝廷蹈常习故，不复为久远之谋，实于励精图治之心大相刺谬。总之，兴利除弊，责在疆臣；指陈得失，责在言路。嗣后内外臣工及有言事之责者，务当各抒所见，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切实陈奏，以备采择施行，毋得徒以空言塞责，致负殷殷求治之意。22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亨利。科伯恩这样评估朝廷上的情形：我认为事情很明显，皇帝面对这样的美景（在自己手里重塑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无法自持，他并不清楚在他的改革之路上有怎样的困难。比起他的那些维新顾问，人们更有理由原谅他，因为他没有任何外部世界的经验。我以为，他们把他移走，颇像我国（英国）的煽动者移走那些乌合之众；这些人相信：一品脱容量的壶能装下一夸脱水23的日子终于来了。皇帝对未来的想象，很少怀疑，很少私心，但也很少实践上的可行性。
  科伯恩颇有见地的评估与众不同。多数权威人士断言：慈禧的再度掌权是“残忍的”，并且，他们通常声称：她“废除了”所有的改革措施。